按：温弗里德·塞巴尔德1944年生于德国，1970年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2001年因车祸去世。大器晚成，但名声在死后直线上升，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级别的作家。曾获德国柏林文学奖、不莱梅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文学奖、海涅文学奖等，代表作有《移居者》《眩晕》《土星之环》《奥斯特利茨》等。《奥斯特利茨》是其最具野心的著作，在其中，他充分地直面时间的主题。 塞巴尔德的父亲出身于巴伐利亚一个制造玻璃器具的手工业者家庭，他参军并且担任上尉一职。在维尔塔赫期间认识塞巴尔德的母亲并于1936年结婚。塞巴尔德是他们三个孩子中的老二。1943年他的母亲在大轰炸开始以前从班贝格（Bamberg）回到娘家，并于次年生下塞巴尔德。一直到1963年塞巴尔德中学毕业以前他都生活在阿尔格伊地区。中学毕业以后由于心脏问题他被免除兵役，在德国弗莱堡大学（Freiburg im Breisgau）开始学习文学。1966年在瑞士法语区的弗莱堡大学（Fribourg）毕业。同年移居英国。1967年结婚。1968年获得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Steinheim）。到1969年执教于曼彻斯特大学。1970年起执教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1973年以关于都柏林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86年在汉堡大学以论文《对于不幸的描述》获教师资格。1988年成为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德国当代文学教授。1989年组建英国文学翻译中心。2001年12月14日在英国诺福克（Norfolk）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 塞巴尔德的全名是“温弗里德·格奥尔格·塞巴尔德”，但是他却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觉得温弗里德是“典型的纳粹的名字”，所以他称自己为“比尔”或者“马克思”。因为他的父母是在德国准备进攻波兰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他觉得人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法西斯的产品”。从他对于自己这些与生俱来的一些印记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一直对那一段记忆不能释怀，或许这可以解释在他终其一生的思考和写作中无处不在的主题——与回忆纠缠的人。 塞巴尔德从80年代出开始出版他的文学作品。首先在英国和美国，接着在法国获得巨大的声誉。在法国他获诺贝尔奖提名。而在德国对泽巴尔德的接受则相对滞后，但他同样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塞巴尔德是当前日尔曼语言文学中被讨论最多的作家，无论是在非德语国家，还是在德语国家的德国文学研究领域。因为他在他的作品中以独特的方式处理的问题正好迎合了当前文化讨论中的热点问题。比如回忆和记忆的功能，形象话语（照片）对于历史和记忆的意义，图像语言以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aet）和不同媒体的揉杂（Intermedialitaet）。 塞巴尔德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局外人，漫游者，背井离乡的游子，像他一样离开故土到异乡寻找新的纬度的人。在他的文章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还有对于德国－犹太关系遗留问题的讨论。 塞巴尔德的文笔是独特的，他的文章打破了文学和文学研究那泾渭分明的界限。他的作品很难归类，那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小说的风格，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学的形式。他讲故事的方式，他仿佛是不经意揉进他的故事中的黑白照片，还有他那有着浓厚伤感气息的叙述笔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他的作品。而他处理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对尼采的追问“我们需要多少记忆？”的一个回答。
《奥斯特里茨》是泽巴尔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奥斯特里茨的经历和《异乡人》中的马克思·奥拉赫有些相似。他忘记了他的过去，也不知道他自己本来的名字。在他寻找自己本来名字的过程中找到关于自己母亲的一些故事。最后陷入混乱之中，没有能力回忆，也没有能力从回忆中脱身出来。据说这部小说参照了苏希·贝西赫芬（Susi Bechhöfer）的自传，并因此引发争论。讨论作家是否有权力不经本人允许这样做。但在笔者看来，重点不在作家是否能够以何种方式写作，而是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同样面临的：人到底需要多少记忆？ 伦敦一艺术学院讲师，因改名之故，开始了对自己身世的追问。伴随着他对“自己到底是谁”的探寻，那段德国黑暗时期的画面一幅幅展现，从古代日耳曼英雄到纳粹帝国时期的各类要员，从高层政治人物到底层市民百姓，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作者以冷静寂寞的笔调，重现德国悲剧，以他独特的方式与历史相遇。该书为塞巴尔德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中体现了塞巴尔德创作命题与特色，2002年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2009年因其经典性被英国文学网站评为新千年最佳小说。 发现大师的历程 ——2010年译林出版《奥斯特利茨》中译本序 叶 隽 作为长篇小说，《奥斯特利茨》具有德语小说的一般性特点，即故事性不强，思辨性胜出。就德国的战后文学史轨迹而言，二战主题并不新鲜，无论是废墟文学集中体现的战争对个体与民族的重大影响，还是当代大家诸如格拉斯等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回到的那段历史，皆为明证。 “昔日重来”（yesterday once more），并非仅仅是回响于歌词中的温馨回忆，也可能包含着重温历史的理性思考。当《蟹行》（Im Krebsgang）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的“恐怖主义”如此妙手相融地揭示出纳粹理念可能的持续性摧毁力量时，《奥斯特利茨》则带我们走入历史，去寻踪那已经湮没风尘的沧桑往事。跟随着叙事者 “我”，我们结识了此书的主人公奥斯特利茨。此君乃是伦敦一家艺术史学院的讲师，兼具学者与文人气质，因了改名的刺激，而开始了他对自己身世的追踪查寻。伴随着他对“自己到底是谁”的追问过程，我们得以进入到那段曾经如此黑暗的人类历史瞬间。 犹太人的苦难历程，其实渊源有自；而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恶感，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历史性的主题，所谓“德国人对犹太人以及犹太问题上的偏见是持久顽固、无法摆脱的”。而奥斯特利茨所试图重现的，则无疑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深层拷问。历史为何竟会如此？ 在音乐声的穿插中（并不动听），历史的画面一幅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古代日耳曼英雄西格弗里到纳粹帝国时期的各类大员，从高层的政治人物到底层的市民百姓，从图书馆到地铁站……此书给我们展现的所有东西，似乎都笼罩着一层莫名的忧伤。然而，我们不知道这忧伤由何处来，将向何处去。作者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叙述者之口，串接起似乎不太相关的故事。
他们（指德国人）想象自己就是一个被挑选出来拯救世界的民族。这些满怀敬畏之情的观众不仅仅是看见元首的专机穿过云雾笼罩的崇山峻岭逐渐下降到地面的见证人，不仅仅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中唤来这个对于大家都是悲剧性的悼念来历——正如马克西米利安给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悼念仪式中，希特勒、赫斯和希姆莱在一首直至内心深处都使整个民族灵魂激动的丧礼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迈步穿过那些由排得笔直、受新国家政权操纵、完全一动不动的德国人体组成的行列和队伍的宽阔巷道；人们不仅仅看到那些为祖国的毁灭奉献一生的士兵，看到那些硕大无朋、神秘莫测地飘舞着、在火炬光里飘进黑夜的众多旗帜——不，薇拉说，马克西米利安这样告诉她，人们还可以鸟瞰一个在黎明时一直延伸到天际的白色帐篷城。一当天色微明，那些德国人就零零星星地、成双成对地、三五成群地从那些帐篷里走出来，所有的人都排成默然不语、越来越窄的行列，往同一个方向移动，仿佛他们是在听从一种崇高的召唤，在荒漠中待过多年之后，现在终于踏上了通往天堂之路似的。 从一种核心的政治事件散发开去，不断向社会的不同圈层延伸，最后落实到个体头上，譬如由此转移到“维也纳群众的集体发作”，再到“布拉格的东部逃难者”，再到一个具体的兜售小贩布莱贝格建立车库企业的叙述等等，这让我们看到了相当清晰的社会惯性链条的作用力，而一种理念的传播借助政治权力的作用可以是多么的强大而无往不胜。当然，更值得探究的是，这样一种表面化为影像的东西，实际上有着非常深层次的文化传统的作用力。对于德国悲剧（纳粹）的根源追问，或许是此著更具价值所在。说实在话，就小说艺术本身而言，我觉得此书价值不太高：有意识流的成分，有叙事者的技巧，但总体来说，此书可读性不强，若没有对思想史意义的探寻，读来实在不爽。可如果易位而处，想明白作者究竟借这文学之笔在表达何种深思，则不由不兴致盎然。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在文学史视域里，《奥斯特利茨》究竟意义何在？塞巴尔德，此君在汉语世界里名不见经传，但其文学史意义却不容忽视，其实早在他生前就已被多位文学批评家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仔细算来，他的情况与在当代德语文学史的位置有些类似于卡内蒂，如此提法并非是说他的地位就应同样摘取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该奖的人选之一），而是强调他的“侨易”身份。因为实际上他从二十三岁起就移居英伦，先后任教多所大学，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所以，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生涯，也突出反映了他自己的这种文化积淀与学术养成特点。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作者在二战中诞生的背景，此书的“自传性质”则若隐若现。奥斯特利茨的“追寻自我”几乎与“追寻历史”同步，个体史展开的同时也就是历史大屏幕必须打开的过程。 在这方面，作者确实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将文化背景巧妙地融于小说叙述之中。诸如席勒的《威廉·退尔》、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的《梦游女》、易卜生的话剧《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也均出现在书中，其中则暗藏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适度展现，当然这需要与读者本身的内在修养相互呼应，才能够更深度地接触作者的思想。譬如奥斯特利茨本身就有双关含义，这与伟大的拿破仑有关，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战役，是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之一。对于这段历史课程的记述，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回忆一段逝去的课堂经验，而将这些东西貌似混杂地置放在一处，其实背后有“匠心独运”的地方。各种看似漫无目的的各类历史细节与故事情节的渗透处，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关系与整体构成力度，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阅读就能达到的。虽然叙述的是一个战争孤儿的事迹，但其中蕴藏着整个的历史风景。在此书中，作者试图探讨对身份的普遍意义之人性追寻，而这样一种探寻是由非常丰富的细节和“喃喃自语”堆积起来的，是一种内在理解诉求的发散式思维，因为这里不仅有《圣经》的“上帝之声”，也有康帕内拉《太阳城》的理想国诉求的质疑。 应该说，对此书的浸入式阅读，使我们逐步感受到一种“发现大师”的可能。当歌德、席勒那代人已如流星般消逝在历史的长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步武前贤，努力攀登，达至思想的巅峰？ 有些地方，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的哲理式话语：“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希拉里的命题原文如此——就是去研究对往往已经预先制作好，铭刻在我们脑海深处，我们持续不断、目不转睛凝视的图片，而真相却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在还没有人发现的不远处。”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则是：“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拿破仑故事如此，纳粹时代的故事呢？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呢？或许，这些都是作者给读者开放的思考与争鸣的空间。
在任何时候，作者似乎都置身事外，那种冷静与寂寞的笔调似乎压得人有些难以喘息。因为，我们毕竟在通过他凝重的笔端而重历那段悲惨的历史。然而，他冷静的书写却让我们能更加客观地重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文本的历史功用彰显无疑。钱锺书曾说过：“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此处说的虽然是历史学，但文学也有其相通之处。 文学虽为虚构，但绝非仅虚构而能概括之，其出于真实又高于现实的一面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像这类具备思想力度的作品更具有一般历史记载所难有的特殊思想史意义。而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样一类小说恐怕始终是少数人的阅读物。毕竟，在这样的文化快餐时代，很少有人再能够细心品味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可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就是题中必有之义，对这类高品位小说的阅读与思考则属必要。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我们当代文学的书写当中，确实也极少有这样极具内部张力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前段时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来华，曾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是值得的，从《我的名字叫红》到《雪》，优美的文学叙事之后隐藏着严肃和深刻的思想力。从叙事吸引人的角度来看，《奥斯特利茨》未免略逊一筹；可就思想力而言，或许犹有过之。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名著《爱与黑暗的故事》也非常有资鉴意义，他曾说过：“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这些当代近乎“伟大”的作品探讨了基本类似的主题，而这些视角的提供，其实为我们当代一流作家的思路选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说到底，文学除了娱乐和教化功能之外，在更高意义上还有思想的功用。而具备德国文学传统且兼具侨易思维特征的《奥斯特利茨》则无疑会为这一谱系提供新的证据和研究的类型，在汉语世界引进塞巴尔德的作品，相信为我们理解德国思想力的当代文学意义极有助力。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奥斯特利茨》的引进对我们都是一种挑战，无论是创作技巧，还是文化土壤，乃至知识领域的拓展。至少，对我是如此。因为，当我书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难度（就当代文学而言，这样的文本并不太多），以及接近（或发现）“大师”的潜在兴奋，也激发起今后对此君探穷奥秘的兴趣，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作家的手笔，攀越上新的思想高度！ ⊙声明：文章来自文学批评家 肖涛，非商用 如侵权，请告知必删除 投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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