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67年写道。像德里达说的大部分话一样，随着人们研究它的语境和上下文，解释这个臭名昭著的宣言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它巧妙地捕捉到了当时学术派哲学的特点——这也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选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出版的那一年，这个选集代表了一种论点——即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是语言哲学。当时除了少数的保守人士，每个人都会同意这种观点。几十年来，（相比起现实、善良或美的本质等等，）哲学一直在不懈地强调语言的本质。关于是否存在任何真正的、不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问题，人们还存在一些争议。现在回顾起来，思想家们对语言问题的聚焦——实际上，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么不同以至于无法或者不愿进行对话，但他们对语言作为我们经验的中心的不懈的、几乎独占性的关注——显得异常引人瞩目。这是20世纪知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有利于理解当时哲学发展的有用视角。在20世纪，西方哲学分为两种论述，每种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和术语，它们通常被称为“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同时掌握它们（例如同时熟悉马丁·海德格尔和伯特兰·罗素，或者同时熟悉威拉德·冯·奥曼·蒯因和米歇尔·福柯）是非常令人畏惧的想象，很少有人有这个动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院系工作，那么这个院系只会从事其中一种哲学。同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属于哪一派，它都对另一派持有敌意。分析哲学家认为欧陆哲学根本不算哲学，只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主义的胡言乱语，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欧陆哲学家则将分析哲学描述为无用的拘泥于细节的逻辑推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科学主义，根本无法进行文化批判，甚至与实际人类生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然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论述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嘲笑者所认为的要更相似。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在西方学术界同时出现，且起源于共同的知识史（包括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等）。这种竞争既是专业上的，也是概念上的，比赛总是看哪一派能够扳倒对方的理论先驱。但在整个世纪的千般方式中，它们都融入了同样的时代精神。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困扰，也有很多相同的缺点，即使在1967年时它们已经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学术术语。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都对语言着迷，到世纪末几乎完全被语言所吸引。而双方的动机有些相似：语言哲学将治愈19世纪模糊的、可能为空洞的、纯粹是推测的形而上学，像是G.W.F.黑格尔、弗里德里希·谢林或亚瑟·叔本华等人所提出的宏大体系。20世纪的哲学家们从探讨整个历史的走向或所有存在本质，转向关注像“所有存在的本质”这类词句的意义。当他们这样做时，许多人得出结论，这样的短语没有意义，或者被严重滥用，哲学最好尝试澄清语言的本质，因为这似乎更有可能取得实效。语言转向是对从1890年到1910年左右持续存在的专业和知识危机的一次回应。黑格尔和康德的唯心主义阐释在近一个世纪中主导了这个领域，而这些“体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理解，并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尤其是科学领域）不适用。与那个时代若干实证科学的显著快速发展相比，哲学似乎陷于旧有观念的阐述中，其相关性甚至可理解性都变得令人怀疑。首先来看分析派的观点。早在本世纪初，罗素和G·E·摩尔（Moore）明确提出了分析派的基本思路，即通过分析所使用的语言来解决和消除哲学问题，这一策略在他们的学生和同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1年）中得到了具体表述。这一转折的基本目标是澄清有意义语言的界限。例如，摩尔并没有试图解释存在的意义，而是解释了词语“存在”的意义，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他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事物，而是非常细致地解释了“具体”一词的含义。分析派的关注重点从自我的本质转向了“我”的意义。几乎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成了字面上的无稽之谈，犹如“摹仿诚可信，真伪难辨”那样，但却少了些许趣味。正如罗素和摩尔所希望的那样，这样的强调，连同逻辑学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哲学学科焕发了新的活力，并提高了其学术声誉。引发并主导了英国和美国大学在大部分世纪中的讨论、思考以及写作的风格。虽然有时可能陷入无用的技术性讨论，但这门重建的学科成功地定义了一种专业知识，并（在某种程度上）从方法上限制了思想家们纯粹的幻想。正如实证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阿耶尔（A·J·Ayer）在1936年所说：“所有真正的问题理论上至少是可以解决的。”但他认为，大多数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可以通过对其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仔细分析来解决。诸如“绝对现实的参与（Absolute enters），自身不具备演化和进步的能力”，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伪命题，他认为，“它没有字面上的意义”，甚至对于说出它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可能通过观察或实验来验证。阿耶尔说他随机选取的关于“绝对”这个词的句子，来自于19世纪末最典型、最突出的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利（Bradley）的著作。布拉德利断言，几乎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是都是字面上的无稽之谈，犹如“摹仿诚可信，真伪难辨”那样，但却缺少了些许趣味。而阿耶尔则认为，如果哲学要拥有任何重要的、有用的或定义明确的主题，就应该在语言的性质和功能上探索，而不是在现实的性质和功能中寻找。约1710年，经验主义哲学家乔治·贝克莱写道：“存在即被感知。”对于贝克莱和许多其他人（例如伊曼努尔·康德）而言，某物存在或某物真实，意味着它在人类感知中扮演某些角色或与我们的心理形象相符。1939年，蒯因以对那种形而上学风格进行致敬和恶搞的方式说道：“是乃是变元的值。”蒯因自认为是在嘲笑形而上学里的重大的声明。但很难不将那些“有界变量”的内容听作是一种本体论理论，即存在依赖于语言：存在意味着被句子中的“某物”所指代，比如“有一些东西又高又绿”（或者用逻辑语言表示为(∃x)(Fx&Gx)，其中存在量词约束了变量'x’）。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是蒯因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在他的著作《创造世界的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1978年）中总结了这种方法：如果我询问关于世界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告诉我在一个或多个参考框架下它是如何的；但是，如果我坚持要求你告诉我，在所有框架之外它是如何的，你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被限定在描述被描述的一切。可以说，我们的宇宙不是由一个世界构成，而是由这些方式构成。 古德曼和其他人认为，无数的哲学问题是由所谓的世界与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制造出来的。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满足于后者，或者说在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思维之前，我们别无选择。罗蒂将这些发展总结为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的遗失”。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词汇了。随着分析的发展，分析的动机也一样得到了发展。以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为例，语言对人类经验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成为明确的主题，而让语言变得更加容易理解的研究，获得了一种更加内在的动机。这不再主要是为了摧毁19世纪的哲学，而是为了展示人类文化和交流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中叶的《哲学研究》中宣称：“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分析一种语言就是分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和一种文化。当罗蒂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出版时，这本书汇集了这一知识史上的第一个有力叙述。无论人们是否喜欢，20世纪哲学的核心舞台显然是语言的本质和其运作的详细分析（如J·L·奥斯汀[Austin]等人的“普通语言”哲学，或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的语言哲学）。本卷的目的是提供材料，用以反思最近的哲学革命，即语言哲学的革命。我所指的“语言哲学”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哲学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语言或更加了解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来解决（或消解）。许多支持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我们这个时代乃至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发现。 例如，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罗蒂自己的工作，推进了蒯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逐渐朝着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潮在欧洲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它将我们的经验和世界构建看作是语言的产物。诚然，很多人可能会抵制这种表述，或反对这些标签中的任何一个。但正如罗蒂、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特地指出的那样，分析学派和欧陆学派彼此观点上的融合很少，可是从1985年开始它们在一些结论上趋于一致。如果世界和我们都是文本的话，或许我们更像现代主义诗歌，而非古典戏剧。现在让我们转向欧陆哲学的一面。虽然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也充满敌意，但他认为“事物首次存在并成为现实，皆在语言之中”。以下是他对人类的定义：人以言说之实体显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发声的可能性是他特有的，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可以发现世界和自我的存在。 这并不是蒯因会说的话，也不是阿尔弗雷德·阿耶尔会认为有意义的句子。但海德格尔的话像他们一样坚持地将语言置于核心位置。正如他们所做的一样，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的方式也引发了数十年的讨论。海德格尔在后来的著作中（例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59）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其中一种解释将语言视为人类经验和现实的基本底线。这种观点可能在海德格尔的学生（也是罗蒂的偶像）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哲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诠释学”这个词语最初指的是解释文本的学科，尤其是圣经解释，而20世纪后期的欧陆哲学则暗示，它应当成为哲学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在1976年写道：“语言是我们存在于世界中的基本运作方式，也是构成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形式。”在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所有认识中，我们始终都深陷于属于自己的语言之中。我们成长，我们与人相识，最终我们在学会说话时与自己相识……事实上，我们始终生活在语言之中。 再次强调，这并不是任何分析哲学家的态度、口吻或者教条。但它可能激发对语言功能同样强烈而详细的审视。确实，德里达和与他类似的人在很多方面紧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脚步对语言进行了“解构”，同时又巧妙地击破了后者的标榜。德里达认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语言生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语言赋予我们现实，或者说，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现实；语言是我们接触宇宙和自我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构建或揭示它们的方式。文学解释是对整个人类经验的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两者都是通过符号进行解释的活动。但是德里达指出，令人恐惧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我们将对世界的体验类比于阅读的行为，就像在诠释学中一样，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阅读的行为与真相一样经常产生错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能够理解的每一篇文本，都可能充满模糊不清甚至矛盾的地方。20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都主打模糊性、超现实和晦涩难解：如果世界和我们就是文本，也许我们更像是现代主义诗歌，而不是古典戏剧；更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而不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也许我们被困在一个我们甚至无法远离以至于看不见的境地。“后现代”时代，特别是福柯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等法国人物，开始关注语言构建现实的方式——这是一种没有基础、“始终已经”崩溃的结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Lyotard）认为所有赋予权威的主导叙事已经崩溃，这个时代无法为自己建立一套连贯的语言。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认为，到1980年，表象/现实的区分只有虚构或意识形态的共鸣，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世界中，一个包罗万象的“现实”的迪士尼世界。一直到世纪末，其他人则探索了更积极的后现代模式。其中之一是一些人物对叙述或故事的概念的关注，例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心理学、历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的叙事理论，将一种特定的语言模式，即讲故事，置于人格、文化和现实构建的核心地位，也是价值理论的核心。“生活本身就是由所述故事编织而成的衣服，”利科在他权威性著作《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1984年）的第三卷中写道。这种关于人类的理论非常受欢迎：甚至耐克也用他们的口号“我们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加入了这一潮流。利科断言：“时间性……需要通过间接的叙述语言来斡旋……没有叙述的时间，就无法思考时间。”他还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个人特性：“是什么使我们认为一个行动的主体，用他、她或它的真名来指代，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是同一个人？答案必须是叙事。”对于许多20世纪后期的人物来说，叙事为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提供了基础。它既解释了人类身份的本质，也解释了我们共同栖居的世界的本质，有如先前思想家的'上帝’或'自然’所作的解释。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像阅读一本书一样经历世界，这似乎是特权的产物。这种叙事理论是语言或社会建构主义的其中一种版本，出现在19世纪末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家罗蒂和泰勒等人在著作中：一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语言构建。这种理论具有希望或仁慈的政治意义：我们构建的世界可以被我们重建。通过关注、揭示、批判和改革我们的语言，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泰勒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自我之源》（Sources of the Self，1989年）中写道：“研究人是研究只存在于某种语言中或部分由某种语言构成的存在。除了通过语言的引导，我们无法融入人性。”通过罗蒂、泰勒、伯恩斯坦和麦金泰尔的著作，可以委婉地说，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共同点（以及横跨大洋的后现代态度）来自于自觉。至少在他们的身上，甚至在美国哲学协会（APA）会议上，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开始融合。双方都可以讨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等问题。即使很少有人直接跨越边界进行研究，这道墙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一道篱笆。你可以看穿它，并想象着爬过去。然而，同样的道理，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参与的冲突，开始变得不那么紧迫。一个远离语言转向的转变开始出现。也许，在20世纪早期显得紧迫的问题，在20世纪末或许已经得到了回答或被遗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我不确定，无论是哪一派，关于语言的哲学处理能否比20世纪7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所做的更深入，或者更复杂。也许到了1999年，语言哲学和叙事理论就已经变得过于精细，像德国唯心主义在1899年一样，其相关性也同样存疑。举个环境问题的转化案例，它们以一种似乎使语言建构主义变得无关紧要，或似乎直接暗示其虚假的方式，成为了中心议题。尽管话语在帮助碳排放的产生方面发挥着许多作用，但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粒子之间的物质相互作用，无论这些粒子是否为人所知，无论其是否被叙述。任何哲学，倘若削弱自然世界的现实性，或将其变为可塑造的人类产物，都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实际上，学者们对语言解释的迷恋，他们的观点，即每个人都仿佛在阅读一本书般地经历世界，在某一时刻似乎变成了特权的人工产物，也变得不再合理。我们不再是一个充斥着报纸的星球，而是一种与《逻辑哲学论》所涵盖内容不同的图像与图文混合物的世界。我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我们是否生活在虚拟现实中，而不是我们是否生活在文本中。然而，各种新问题的出现，不仅要求新的反思，也为新的历史开辟了可能。正如黑格尔观察到的那样，你不能真正讲述某个事物的故事，直到它开始走向终结。Yang Liu：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开始好艰难，因为被“哲学”两个字的艰深晦涩既定印象吓到，还好有段时间迷叔本华的《生活的智慧》，不断安慰自己好的哲学文字一定是可以直达人心，让你阅读酣畅淋漓的。于是在尝试了前几段翻译，大致了解了文体背景及意义后，解决了基本的认知问题，接下来果然被作者缜密的逻辑链条，恢弘地旁征博引深深吸引，随后一鼓作气完成所有。与我，这个文体内容算很陌生的领域，但走过一遍的路，感受到了扩展自己舒适圈的快乐，并且有了哲学好有趣的初步意识。愿读到这篇文的大家，一同感受语言、逻辑、哲学和我们的存在之间紧密环扣的联系。Qiumsky：“语言”曾经是哲学学界最核心问题。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对“语言”乃至“语言的哲学”重新发问。语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语言与我们人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语言的思考和探索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怎样的未来？或许这些问题本身的存在，就是“语言”最大的魅力吧。本文出处：https:///essays/how-philosophys-obsession-with-language-unravelled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点击阅读原文，尽览思庐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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