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出身贵族读书欲挽危国在韩非青年时代，韩国屡次败于秦国，损兵削地，国势日衰，韩非于是就多次上书劝谏韩厘王变法图强，但却始终未被接受。然后，他又写了《难言》《和氏》等进奏韩厘王 (约公元前 273 年)，以和氏献璞自比，再次劝谏韩厘王纳谏听言，运用法术来治国图强。当时堂谿公受韩厘王的命令召见了血气方刚的韩非，看见了韩非的上书后，劝韩非行礼辞让，修行藏智，以求身全名遂，而不要设法度以犯众怒，舍安途而行险道。但韩非表示提倡法治乃是“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自己不会改变信念，要继续宣传自己的法家思想主张。[7]虽然韩非并未得到君主认可，但他并未放弃了自己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他针对现实、总结历史，写下了《孤愤》《说难》《五蠢》《内外储说》《说林》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3]  韩非子《孤愤》 拜于荀子门下韩非为谋求救国方略，曾在荀子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 255 年)后，就学于荀子。[8]和韩非一样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的还有李斯等人。公元前247年，李斯学成告辞老师荀子，西行入秦。[9]后来韩非也返回韩国，潜心于写作，十万余言。[3]韩安王即位后，韩非才得到重视，并曾与韩王安研究削弱秦国策略。[10] 游说败亡于秦韩人郑国作秦国间谍事发后，秦始皇迁怒于一切士人，下逐客令。李斯力谏取消逐客令，并提议先攻打韩国以威慑他国。[10]同时，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播到秦国。秦始皇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后佩服不已，认为能见到作者死而无憾。于是，李斯告诉了秦始皇作者是韩非。[10]秦始皇因此立即攻打韩国以得见韩非，韩王安于是就派遣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上《存韩》书，批评李斯、揭大臣姚贾，由此得罪了李斯和姚贾。[11]因此，秦始皇虽然喜爱韩非，但还没重用就被李斯、姚贾谏言要加罪名处死韩非，因为韩非是只会帮韩国而不帮秦国的韩国公室子弟，若放他回去则后患无穷。秦王同意了，李斯派人给韩非送毒药劝他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剖白，但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时，韩非已死。[3] 思想主张作为先秦思想家中的最晚出者，韩非的理论体系带有集众家之长的性质。在人性论和道德观方面，他对老师荀子的哲学加以继承和批判，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了发挥，从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利益关系。[12]所以韩非把加强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而不是只依赖人们的道德自觉。基于此，法治之赏迎合人的好利本性；法治之罚，针对人的恶害本性。[12]同时，韩非思想也受道家影响，司马迁认为韩非思想“其本归于黄老。”[3]在《解老》《喻老》篇中可见其的改造性发展，通过对道的解释让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性为“术势”思想创建基础。[13][14]此外，韩非还在法家先贤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发展和改造，提出“法术势”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思想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5]同时，韩非积极入世宣传自己的思想，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从《春秋》开启的“复古、崇古”的历史观，[16]韩非抱有积极改变的历史进化观，提倡因时变法即“古今异俗，新故异备。”[17] 以及要适应时势的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8]，而非“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即一成不变的统治方式。[18] 思想形成从荀子处传承韩非虽是在荀子“性恶论”的基座上建构他的洽世学说，但却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将之改造成人性趋利、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并在这一基座上建构起他的法术学说。[19][20]即旨在让人君可以运用手中的权柄，以严刑重赏为其杠杆，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私心引导人们 “背私为公”。也就是说趋向虽异，但方法相同，韩非的人性论是在苟子的性恶论基础上往前走了一步。[19][20] 道家思想影响道家尤其是老子对韩非的影响深巨，司马迁认为韩非的思想“其本归于黄老。”[3]韩非若干方面的思想受到老子影响，在文章中能间接体现。但韩非并非基于本旨继承，而是有所改造。即使在韩非所作的《解老》《喻老》篇中，韩非子也是按照他的理解改造了老子的思想，为他的学说作注。韩非提倡“因道”，就是要人们遵循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所的“缘道理”、“不逆天理”。而韩非主张的这“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对限制统治者的随心所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3][14]， 此外“因道”的哲学观不但是韩非“全法”思想的暂学基础，同时又是其为君主独裁思想的理论根据。韩非提出的“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21]是通过解释道可以支配万物运行的合理性，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便成了“君不同于群臣”、君主应该支配群臣的观念，所以他认为，“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22] 法家先贤影响韩非子法家思想中的“术”就是出自申不害，并在其基础上发挥而成。申不害所主张的“术”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君任免考核赏罚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其二是人君暗中驾驭臣下的阴谋权术。[6]杨幼炯认为韩非的“言人君无为之术”，是来自管子、申不害、慎到。[23]《韩非子》中所引申子的言行多集中在《内外储说》诸篇及《难三》篇中，其言多宣扬做君主应该实行无为之治。在韩非的《外储说右上》就有“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效见，人司之;其有效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24]申不害的“术”是隐秘于无为之中的，他对韩非的启示除了术的隐秘无为，还有名实相符。前者启示韩非，君要不显露出好恶，使臣子无法揣测君主的用意而只能本分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后者启示韩非，君主在设置职位、委任官吏，用人听言，乃至考核政绩等方面都应该用术，使名与实相符合。[c][25] 申不害认为国君和臣下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臣下只能按照国君的决定行事，国君必须依靠法令才能建立自己的尊严和权威。申不害强调了“驭下之术”的重要性，却对统一法令、加强法治等方面认识不足，韩非因此批判道，“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针对这一缺陷，韩非的“术”在申子的基础上又扩展至具体的“术治理论，用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君臣矛盾。[6] 于是，韩非吸取了申不害的“术 ”思想 ，并使 “法 ”和“术 ”结合起来 ，成为“术治”，同时为他的“以法为本”，法 、术 、势相结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韩非认为，“秦行商君而富强” 。[26]商鞅对法的一致性、不分贵贱的一断于法的见解无疑影响到了韩非“言无二贵，法不两适”[27]严格行法思想，商鞅的言、行、事“不中法者”都不应为之[28]也在韩非“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27]能找到痕迹，蔡元培认为韩非“袭商君而益评其条理”。[29]杨幼炯也认为韩非思想本源中“变古与重刑”是“本诸商鞅”。[23] 韩非充分继承到了慎到对“势”的客观性及强制性的理解。韩非在《难势》篇引用了慎到的说法，“贤人而进于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30]并指出尧和桀之所以能治天下并不在于其贤而在于“势”，即说明“势”的客观性。[31][30] 韩非虽然继承慎到对“势”的理解，但韩非的“势”与慎到的“势位”有质的不同，韩非的“势”结合了“术”与“法”。韩非认为“势”要与法结合即“抱法处势则治”，[30]且不能离开术，“国者君之舆也，势者君之马也”[32]而只有“法势结合”才能避免人治主义的缺点即“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险。[33] 主张内容人性自利论韩非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为”即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所以，“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34]即此祈愿无关善恶“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只是他们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情非借人，利在人之死也”。”君主和后妃、儿子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所以他们“欲君之死也”以达到“势重”目的。[34]奸臣也就常常利用这一点窥现君权，以至劫君弑主。故君主应该“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时刻“备内”，“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因此关于“人性自利”的认识也极大影响了韩非立法的基础，他特别提出君主的立法应合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且不应为人的主观意愿或好恶、情感所左右，特别是应防止奸臣劫弑君主、篡夺君权的各种“奸术”“名内”。[35] 历史进化观韩非善于从历史进化观和当今的历史现状出发，论证法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得不化”是韩非哲学思想的精髓，因为韩非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进而又提出万物的异理“无常操”，继而点出“万事废兴焉。”也即由“道”主宰的各种事物都有兴衰存亡。因而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政治错施也就“不得不化”，否则就难以把社会治理好。韩非结合上古实例总结出出，“圣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7]即圣人是不期望完全效法陈规，而是研究当代事情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他还以周文王、徐偃王为例，指出治国方法应随时代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世异则靠异，事异则备变”。[17]他认为立法应因时制宜，因时变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17]指明不能采用过去的“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 此外，韩非还认为立法一定要适应时势的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8]即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即时代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社会必然危乱。所以韩非认为，治理民众要“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即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18] 严格贯行法治韩非思想的基本特点是要坚决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在韩非眼里，情感即“亲疏”、道德即“善恶、忠奸”以及智力即“贤愚”，不可作为君主决策的依据。而帝王并没有精力“身察百官”，即使“身察”，又由于在性恶论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当“上用耳”时，“则下饰声”，“上用虑”时，“则下繁辞”。[36]出于对情感和道德具有主观性的判断，韩非认为唯有简省明了的法律能管理好天下即“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所以“法者，事最适者也。”[27]此外，在韩非看来，封建国家的富强和诸侯霸业的完成，都必有赖于法治。他认为“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人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7]韩非还举出当魏国在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的时侯，因强调“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等到法令懈怠，赏赐混乱，国家也就日益衰弱了。[37]所以韩非认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即赏罚分明才能让人民拼死，兵力才会强盛，君主才会尊贵。反之，“是以刑法不必则禁令不行。”[38] 在贯行法治时，韩非的标准是“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他坚决地要强调以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以行为结果是否合法作为行赏罚、作决策的唯一标准，既不能包庇权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赏罚也不区别对待大臣或匹夫“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更不能用智者的言辞开脱，勇者的抗争而逃脱“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36] 法术势合一体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在以法办事原则的基础上，用权势、财富和权术来辅助法的实施。他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以来早期法家特别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韩非不仅论说了严格执“法”的重要性，而且还认为“徒法”而无“术”“势”与之结合，就不能真正成功地实行法治。韩非认为，如果君主只是行“法”，则会导致“无术以知奸，是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39]，商鞅于秦孝公时在秦国实现的变法就是如此。而如果只有“法”和“术”，没有“势”也不行，君主要独有势，即“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如果君臣共同拥有威势与权力，那么众多的邪者就肆无忌惮了。[36]韩非还以桀尧作对比，“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40]也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5]说明“势”之所以能够不分是非善恶地发挥作用在于“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具有强制特征的权力形态，也即《八经》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41] 韩非还将三者关系形容为“千钧得船则浮，锚铁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错铁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31]所以，“法”“术”“势”一定要相互配合运用，不可分离，所谓“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42] 主要著述韩非的主要名篇有《孤愤》《五蠢》《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现均收录于《韩子》，今称《韩非子》，20 卷，共55篇，约有13万字左右，为后人编集整理。在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韩非子》的编集者，因此学界有不同说法。迄今知道为《韩子》最早作注的是北魏的刘昺，惜其本失。现今流传的最早版本是南宋乾道年(1165年)黄三八郎刊刻本，简称“乾本”。[5][43] 按文体可将整部《韩非子》分为九类： 第一类为“游说类”，包括《初见秦》、《存韩》、《难言》和《爱臣》，旨在“说秦”。  韩非子刻本 第二类为上书类，包括《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孤愤》《说难》《和氏》《奸劫弑臣》《亡征》《三守》《备内》《南面》和《饰邪》15篇，多为“谏韩”之书。这一类著作为韩非平素所作，其篇名俱有意义,，经韩非之手定也。 第三类为老学类,包括《喻老》、《解老》两篇。二者区别，陈千钧引冯振心先生云“解当径释老义,喻则援引古事以明之。” 第四类为纪事类,包括《说林上》、《说林下》两篇。陈千钧认为，韩非子最排斥放言高论之徒,故其言必有事实以证明之。 第五类为君术类，包括《观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共12篇。其中内储、外储,经(附传)。陈千钧引冯振心先生云:“《内外储说》左右上下共六篇，皆先经后说，所言尽人主御下之术，人情机变谲诈，可谓发露无余···..”内外储诸篇篇首所谓“经”,韩非子之文,实为列出的论纲,然后辅以若干事例来说明谓之“说”。 第六类为辩难类,包括《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与《难势》5篇。陈千钧说这是“辟当时之俗论”。是“韩非子极辩论之能事，俱归诸法术赏罚之道，难势》一篇尤佳，吴汝纶以为议论之绝调。” 第七类为问答类，包括《问辩》、《问田》和《定法》3篇，为韩非子之徒所记。 第八类为通论类，包括《说疑》、《诡使》、《六反》、《八说》、《八经》、《五蠢》和《显学》，共7篇,陈千钧说，旨在“痛斥时弊力尚功利”。 第九类为补辑类，包括《忠孝》、《人主》、《伤令》、《心度》和《制分》5篇。陈千钧认为乃“韩非子之徒所杂录者”。 以上参考来自：[44] 文学成就《韩非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韩非子》 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韩非子》的理论文章不纯粹只有概念和推理组成的，且具有很强文学性。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李翱曾称《韩非子》“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45]清代卢文强认为，“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46]时至现代，人们以新的文学观来看待先秦诸子的文章，《韩非子》在文学家的心目中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如郭沐若曾将它视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认为，“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意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47]现时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几乎都不否认《韩非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8] 写作手法说理剖析严密恰如韩非学说的质实直切，《韩非子》的文章也犀利峻峭，长于面面分析，层层剖剥，鞭辟入里，直指要害。一如《荀子》说理的全面周到，且更着力全方位捕捉回题的各个侧面和各种可能。[49]论人臣成奸，有八术 (《八奸》)论人生之失，有士过 (《十过》)谈亡国之征，一连列举出四十六个“可亡也” (《亡征》)。[50][51]《说难》讨论说人主之术，一论“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分别列出对方“为名高”“为利厚”“阴为厚利显为名高”三种心理、四种结果;二论可能导致说者身危的种种情况，一连列出七个“如此者身危”;三论可能导致对方误解的方面，“则以为”如何，有八处;四论“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须揣摩之后方可进辞者有十一项;五论进辞时的处境，有可言不可言之分;六论进辞时对方的情绪，有或喜或怒之别。[52] 巧用史及寓言取材实而不玄《韩非子》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广泛，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伦理、民俗、技艺、医术，甚至儿童嬉耍都在搜罗之列。然而取材虽广泛，但平而不奇，实而不玄。[53]《韩非子》中用来“喻”“说”事理的故事与《庄子》中倾泻胸臆的“寓言”大不相同。庄子超现实的想象让他的“寓言”往往随着自我意识的流动任意杜撰，因而带着汪洋恣肆、奇幻玄虚的浪漫主义色彩。然而韩非是个面向现实的人，他竭力把思想贯穿在现实世界中，所以他的故事很少以拟人化的动物或神异色彩浓厚的神话为题材，也很少出现虚幻的想象和奇异的描绘，而往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且写得具体踏实、毫发逼真，带着现实主义的光彩。即使是古代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韩非手里也给历史化、现实化了。如《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言云:“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在《韩非子·饰邪》写道，“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37] 构思跌宕有趣而且韩非引用的构思往往起伏跌宕，富有冲突。韩非无论是引用史料，还是创作寓言，虽其取材虽平而不奇、实而不玄，但他记述的故事在艺术构思上却能于平实中见奇妙，从而使这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故事能够深深地打动人，说服人。《韩非子》 中的故事，往一开始就揭出尖锐的矛盾纠葛，而在情节进展的过程中，又往往波澜起伏，跌岩生姿。[54]如《说林上》，“田驷欺邹君，邹君将使人杀之。田驷恐，告惠子。惠子见邹君，曰:“今有人见君，则映其一目，奚如?’ 君曰:“我必杀之。’ 惠子曰:“蓉，两目映，君奚为不杀?’君曰:“不能勿映。’ 惠子曰:“田驷东慢齐侯，南欺荆王。驷之于欺人，瞥也，君奚怨焉?’邹君乃不杀。” [55]故事一开头就把田驷置于将被杀头的惊险遭遇之中，以悬念吸引读者;但接着却写了惠子拐弯抹角地与邹君说起“笑话”，不紧不慢;接着，惠子又用一个类比推理将故事推向高潮，使其中的矛盾白炽化。邹君对这一招无法抵挡，故事就在这矛盾中结束。这种时起时伏、急缓相间的构思艺术，是韩非文学特色之一。[54] 语言幽默隽永此外，韩非语言幽默风趣，朴素隽永。有些故事的描述，虽然片言只语，却写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具有言简意赅、馀味无穷之妙。如《说林上》，“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55]温人的答辞，充分利用了古代对《诗经》断章取义的传统方法，写得诙谐风趣，令人回味无穷。[56]至于 《说林上》鲁丹所说的“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55]，更是丰富生活经验的艺术结晶，写得洗练生动，充分反映了韩非语言的概括力和表现力。韩非的言辞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寓可笑于严肃之中，显示出了韩非的幽默技巧。 人物争议称谓关于韩非称谓，有“韩子”、“韩非子”两种，其变化原因已无可考，只有现代学者的一些推测。 “韩子”出现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韩非以“韩子”称,如“韩子皆著书”,“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以及“韩子引绳墨·.....”等。而《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韩子》五十五篇”。[57]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有《非韩篇》,通篇称“韩子”。[58]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宋史·艺文志》均在子部录法家《韩子》二十卷。[57] 关于何时将“韩子”改称“韩非子”,《韩子》也就成了《韩非子》已无法详考。有一说法是始自宋晁公的《郡斋读书志》，其在法家类列《韩非子》二十卷·其后列《商子》五卷。但是，到元代尚有何犿的《校韩子序》，即何犿依然称之为“韩子”。至明朝，在现存的明代研究韩非子的“序”或“后语”中,只有门无子、茅坤依旧称“韩子”;而陈深、王世贞、张鼎文以及赵用贤皆称“韩非子”。而张榜的题虽然为《韩非子序》，但是在文中将“韩非氏”与“韩子”混称;王道焜则在《重刻韩非子序》中,直呼“韩非”。到清代，王先谦、王先慎均已称为《韩非子》，不复称《韩子》。但《四库全书总目》依然在子部列法家类《韩子》二十卷。虽然变化原因无可考据，但学者陈千钧猜测，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为《韩非子》。[59]  《韩非子》 生年韩非的生年在现存史籍中均无记载，现代的学者根据各种资料加以推测，说法并不一致。 学界流行的说法之一来源于著名学者钱穆，其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根据韩非和李斯同学于苟卿的史实，假定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所以韩非死的时候应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从韩非的卒年(公元前 233 年) 向前推算，那么韩非便生于韩蓝王十五年(公元前 281 年)前后。[60]这种说法现已经被很多词典、辞书及各种著作所采用。 但这一说法被另一位著名学者陈奇猷反驳，其认为钱穆的依据即韩非与李斯年龄相的假定并不可靠。因为在古时同学之间年岁相差大的例子很多，如孔子与其弟子。仲由(字子路) 比孔子小九岁，公西赤(字子华) 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却同时就学于孔子。 陈奇猷认为韩非约生于韩厘王元年 (公元前 295 年)，他分析的依据是，在秦王见到韩非书时是李斯告诉秦王作者是韩非，所以李斯是在与韩非同学时见到韩非书，而从李斯辞别荀子已在始皇前一年或二年以前，则此时韩非已大有成就，其年龄当可能为 50 岁左右的人。而李斯人秦 15 年，韩非被害当在 65 岁左右。他还以韩非与堂豁公的对问，堂黔公又与昭侯对答于时代亦合,作为补证。[61] 与此论相近的是陈千钧的说法，他也通过韩非子与堂豁公的问答之言，堂豁公与韩昭侯同时，推测“假定”韩非生于韩厘王元年。这主要根据《韩非子·问田》关于堂谿公与韩非谈论的记载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关于堂谿公与韩昭侯 (公元前 358 年~公前 333 年在位) 对答的载推测出来的。堂谿公与韩昭侯同时，他可能只有二三十岁，等他与韩非谈论时已九十多岁，那时韩非可能已二十多岁。再根据他被杀时 (公元前 233 年) 可能已六十多岁，推定他生于韩厘王元年（公元前 295 年）。[62] 出生地学界考据韩非出生地者少，目前存在两个说法。一说,韩非的故居在韩国国都西北部的小韩城，即今河南禹州市浅井乡小韩村理据是，三家分晋后,哀侯在国都阳翟西北筑小韩城。[2]另一说,韩非的故乡应在今河南西平县出山镇棠溪北岸的韩堂村[d][63]。 历史评价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3]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写道，“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f]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64] 清代著名经学家王先谦于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中作序道，“非劝秦举韩，话质无厘，君子于此犹悲其志也。”[65] 日本学者蒲阪圆评，“念诸子中，唯韩非子书，最切世用。”[66]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在访谈中评论道，“韩非子看向历史的目光是冷峻的，有点像手术刀一般的那种寒锋。”[67] 著名刊物《历史评论》评论，“《韩非子》自然不例外，只不过它是从政治学角度思考这两个问题而已。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与不足，探寻实现中华优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路径，至关重要。”[68] 《中华读书报》评，“韩非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对现实进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他的批判建立在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的理想追求之上，因而能够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韩非思想的影响贯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而且今天的许多社会政治现象都需要到《韩非子》一书中去寻找根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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