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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战国末期韩国都城新郑，即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韩王室的公子，师从于大学问家荀子，与李斯是同门师兄弟。韩非口吃，不擅言语，但精于“刑名法术之学”，文采出众，今人给他的评价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韩非的才华深得秦王政赏识，但为什么不得善终呢？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韩非目睹韩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治国“不务法治”、“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境况，但其主张始终没有被采纳。政治失意，学术得意。他潜心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d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共55篇，洋洋十万言，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运用丰富的寓言故事表达法家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散文中独树一帜，其中的“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成语故事，世代相传，相信您一定耳熟能详。 韩非的书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属畅销书，流传到秦国后，被秦王政看到，他在读完《孤愤》《五蠹》后，情不自禁地说：“寡人如果能见到此人，与他结为好友，谋划国之大事，死后就没什么遗憾了！”（《史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可见秦王政对韩非学问的赏识到了可与生死相提并论的程度，是韩非的“脑残粉”。 李斯告诉秦王政，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为了得到韩非，秦王政便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交出了韩非，让韩非为秦国效力。韩非到秦国后，得到秦王政的赏识，却引起了同窗师弟李斯的妒忌。李斯深怕韩非得势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名利，于是联合被韩非弹劾过的上卿姚贾，以韩非写过《存韩》为理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政听信李斯之言，将韩非下狱治罪，“脑残粉”变“脑残”。韩非在狱中要求面见秦王政，没有得到允许。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服毒自杀。不久，秦王政悔悟过来，下诏免韩非罪过，当派人去召见时，韩非已被毒死，享年47岁（公元前280至公元前233年）。 韩非虽然死了，但学说思想却被秦王政重视采纳，《韩非子》被奉为秦国治国经要，用于指导波澜壮阔的一统天下大业。韩非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总结前期法家治国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和慎到之“势”融为一体，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大权，必须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同时，君主要“术以知奸”，对臣下不能太信任。他还主张实行法治，“以法为教”，除君主外，人人都严格遵守法律，真正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赏罚方面，韩非提倡“厚赏重罚”。 韩非的政治主张与其伦理思想紧密相连。他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唯有物质利益是真实的，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都是虚伪有害的东西。“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王霸矣！”将性恶论在政治伦理方面发挥到极致。 富国强兵是韩非子法治思想追求的目标，为此他提倡人人要从事“耕战”，而把不从事耕战的人斥之为“蠹”，即害虫。在《五蠹》中，韩非把“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逃兵役者）和“工商之民”称为“邦之五蠹”，即社会害虫。按韩非的理论，他自己就是社会害虫之一类。他还主张禁止法家以外的一切学派活动。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观，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把此前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当今，主张“厚今薄古”。他还认为古人的品质并不比今人高尚，上古时候的禅让与高尚无关。尧做天子时，吃、穿、住都很简陋；禹做天子时非常辛苦，跟一个奴仆差不多。他们让位给别人，丢掉的只是简陋的供养和奴仆般的劳苦，不需要高尚的品质就能做到。而今的一个县令却有财有势，死后子孙还可以继续享用，当然不想把官位让给别人。今人比古人能进化多少？！ 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之所以受到秦王政的重视和运用，是因为它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体现韩非极为重要的唯物主义与效益（功利）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深邃而超前的，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就是以他的思想为根基的。 任何组织、集团、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适应其中大部分人（大众）的需求，才能真正存在下去，否则，无论如何垂死挣扎，不管苟延残喘多久，最终都会走向灭亡。中国封建集权制的专制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最终还是在1911年很不体面地消亡。韩非的命运，因其学说而已注定。既然他主张放弃民众的权力，专门为专制统治服务，那么，他做为个体，迟早会成为专制的对象。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之死，是用自己主张的“专制学说之矛”戳穿了“学者生命之盾”，这也很好地诠释了他创作的著名成语故事：“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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