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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8日，一个女学生被苏州河对岸的枪炮声所吸引，她叫杨惠敏，是上海市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员，她佩戴的童子军肩章上，印着“41”号，这是她的童子军编号。淞沪会战期间，有100多名童子军参加战地服务，他们抢救伤员，送医送药，传递信息，有4名童子军被日军机枪射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 杨惠敏刚刚把战场上逃出来的难民安排到尼姑庵，就被对岸的枪声所吸引，在苏州河岸边，她看到一个英国士兵朝对岸扔香烟，这才知道大楼里还有中国军人，她掏出笔写了一张字条“你们是国军吗，你们还需要什么？”，让英国士兵装进香烟盒里再次扔进去，不一会儿，从楼里扔出了一张绑在子弹壳的纸条，上边写着“我们需要弹药和吃的，还有水”。杨惠敏立即飞奔到上海商会求援，在那里，没人相信还有国军留守。 激烈的交战声让商会终于相信了她的话，很快，广播、报纸上都传递着一个消息“中国军队仍在四行仓库坚守”，杨惠敏积极展开募捐活动。在四行仓库四周，有少量的英国国旗和很多的日本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为激励斗志，谢晋元致电第88师师部，希望能送去一面国旗，参谋长张柏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委托给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杨惠敏自告奋勇承担送旗任务。 入夜后，杨惠敏身上裹着国旗，从茶叶大楼出发来到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溜过西藏路，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由于得到了租界守军的默许，杨惠敏顺利从西藏路东的租界来到了四行仓库东侧，到达东侧窗口时，早已得到消息的守军用绳子把她拉进了仓库里，虽然是短短的几行字，整个过程却充满了风险，一旦被日军发现，随时就有丧命的风险。 谢晋元接过国旗，周围的官兵们激动的落泪，随后，在谢晋元的带领下，杨惠敏参观了仓库，看望了受伤战士，她大受触动，向谢晋元提出了要一份守军名单，以作纪念，有些为难的谢晋元最终想到了一个办法，除了实际的400多人，他让文书又加入了很多人名，凑够了800人，既满足了小勇士的心愿，又迷惑了敌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次日，杨惠敏参加了四行守军的升旗仪式，由于找不到像样的旗杆，就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20多人参加了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杨惠敏迫切要求留下来为战士们服务，考虑到安全问题，谢晋元亲自打开侧门，将她推了出去，由于天色放亮，不能原路返回，杨惠敏只能游过苏州河，流弹不断从她身边飞过。 租界的市民起床后，发现了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的国旗，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人们纷纷聚拢在苏州河畔，向国旗行注目礼，杨惠敏献旗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立即传遍了租界，杨惠敏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报刊的头条，甚至连《良友》画报也把她当做封面人物，一身童子军装打扮，飒爽英姿，正气凛然，杨惠敏的名字一夜间传遍了中国大地，美国媒体称赞她为“中国圣女贞德”。  2. 杨惠敏1916年生于江苏丹徒，她浓眉大眼，身体健壮，性格泼辣，高中毕业后，成为上海美味糖果公司的一名店员，受爱国心驱使，她积极参加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献旗时，刚满20岁。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二年，电影《八百壮士》问世，著名影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影片放映期间，陈惠敏多次受邀参加游行宣传，南京沦陷后，杨惠敏被召到武汉，在这里，宋美龄接见了她，此时的杨惠敏，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抗战的“形象大使”。1938年8月，她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华沙镇举办的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杨惠敏受到了美国华侨英雄般的欢迎，鉴于她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国民政府财政部资助她继续旅行，先后受邀到英、法、德、意、荷等十多个国家，巡回演讲300余场次。 载誉归来的杨惠敏回到重庆，受到了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等多位国民党高官的接见，孔祥熙还把杨惠敏挂名到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每月可以领到500元的薪水。宋美龄又一次接见了杨惠敏，鼓励她多读书，让教育部进行安排，最初，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由于她太好动，受不了第一学府的规矩，教育部就把她作为特派生保送到了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由于参加学生运动，校方给她进行警告，没想到年轻气盛的杨惠敏一怒之下退学去了重庆。一个美国华侨愿意赞助她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杨惠敏找到孔祥熙，孔祥熙特批了3000美元的路费，她取道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不巧的是，香港沦陷了，杨惠敏的留学计划落空了，她只好化妆成小商贩，混在难民里逃往大陆。 在广东曲江，她遇到了赈济委员会主任陈志皋，当时这个委员会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把困在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接回大陆，陈志皋久闻她的大名，又见她有胆有识，就请她参与这项任务，杨惠敏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她根据陈志皋提供的名单，往返香港和内陆，先后接出40多名重要人物。 在营救过程中，因工作关系，杨惠敏结识了军统香港站通讯员赵乐天，赵乐天一边为军统服务，一边夹带私货，顺便走私药品等重要物资，他很快就发现了杨惠敏的价值，大献殷勤，不久就赢得芳心，两人同居了，杨惠敏替赵乐天带了两批西药到内陆。 杨惠敏完成三批40余人的救援任务后，陈志皋怕她在香港活动太久，容易暴露被捕，打算让她回来另行安排工作，但杨惠敏坚持再带一批人回来，这次要带回来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影视明星胡蝶，让杨惠敏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行动却为她带来了一场可怕的冤狱。  3. 胡蝶是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创造了当时国产片最高卖座纪录，上海沦陷后，她和丈夫潘有声跑到香港，闭门不出，香港沦陷后，胡蝶急于回到大陆，杨惠敏安排她和潘有声离港，却发现胡蝶竟然带了30多口大箱子，这么多行李太扎眼了，为了保证人员安全，杨惠敏建议人和行李分开走，胡蝶便把行李托付给杨惠敏，然后一路艰辛，跋山涉水，终于到达桂林，在这里她却收到杨惠敏的来信，所有的行李都在广东东江被人劫走，胡蝶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病不起，体重减轻20磅。 虽然行李和人员分开确保了人员的安全，但是这么多的行李依旧非常扎眼，1942年11月，当行李运到广东东江时，被一群土匪抢去了，究竟是什么行李，能让胡蝶大病一场呢？ 原来，这些行李是胡蝶多年舞台生涯的积蓄，名贵的衣服、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等，价值几十根金条，其实，除了胡蝶的个人物品外，还有她给帮会头子、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捎带的高级走私物品，有进口西药和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不贵，但是在重庆可是价值万金。 胡蝶此时不再感谢杨惠敏的救命之恩，反而怀疑她见财起意，侵吞了自己的行李，到重庆后，胡蝶借住在好朋友、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家里，便把丢行李的事儿告诉了杨虎和杜月笙，杜月笙答应帮忙，转头告诉了戴笠，请他帮忙查一查。 让杜月笙没有想到的是，戴笠对胡蝶早就垂涎已久，苦于对方名气太大，无法下手，现在送上门了，他立即安排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把杨惠敏、赵乐天逮捕，囚禁在石灰市稽查看守所，一边严加审问，一边派人搜寻行李，很快就发现在广西桂林的市场上有人公开出售，其中一件胡蝶的貂皮大衣被军统认类出来，但是销赃的人却溜了，线索就此中断。为了讨好胡蝶，戴笠根据失物账单，让人在国外照单采购，然后谎说追回了部分赃物，胡蝶一看就知道这并非原物，但考虑到价值更高，也不敢得罪戴笠，便心领神会的收下了。潘有声很快被戴笠找个理由支走，胡蝶就被他安排进了歌乐山下的杨家山别墅，从此，戴笠过起了金屋藏娇的日子，而被他抓起来的杨惠敏、赵乐天却在冤狱一呆就是三年。  4. 杨惠敏和赵乐天被转移到了重庆渣滓洞，军统局对她也感到很棘手，因为杨惠敏曾经是党国的英雄，蒋夫人多次召见的人，所以他们既不敢用刑，也不敢放了她，其实，军统的人都知道胡蝶的行李是被土匪劫去的，杨惠敏是冤枉的，但如果把杨惠敏放出去，就表示戴笠和胡蝶两个人都错了，所以，戴笠对杨惠敏是既不审也不放，给她扣了一个勾结军统特工赵乐天，泄露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继续关押下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杨惠敏被捕的消息被重庆的《南京晚报》记者从小道消息获得后，立即以“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被捕”为题进行报道，一时间议论纷纷，该报很快又爆出杨惠敏被关押在石灰市看守所，第二天，几名带枪的不速之客就登门问罪，质问杨惠敏被押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要报社交出撰稿人，报社自有应对方法，伪造了一个读者来信糊弄过去，自此，摄于军统淫威，其他报社再也不敢爆料了。 从英雄到囚徒，冤枉的杨惠敏情绪低落，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整天或沉默不语，或仰天长叹，几次寻死而不得。军统逼迫赵乐天承认与杨惠敏一起勾结盗卖胡蝶行李，但两个人的口供始终对不上，从此也就没人理他们了。 杨惠敏含冤入狱的事儿在军统私下里传开了，引起了中下层特务的不满，于是在军统的厕所里就出现了“羊羔下狱，蝶藏金屋”的标语，“羊羔”是指杨惠敏，“蝶”指胡蝶，而“金”则另有含义，戴笠在军统有一个化名“金水”，军统文件常见“金先生批示”的字样，戴笠的公馆也叫“金公馆”，军统督查室也不敢报告，只好派人悄悄擦掉。 1946年春节后一天，几个彪形大汉突然通知杨慧敏、赵乐天“转移他地”，在这里，转移就是枪毙的代名词，两人被塞进吉普车扬长而去，就在大家为他二人担心时，狱友却收到了杨惠敏的信，原来他们被押到南京无罪释放，两个人也很快分手，杨惠敏回到江苏镇江老家疗伤。 后来，军统司法室法官透露，杨惠敏的案子其实1943年就查清了，但是戴笠迟迟不批准释放手续，害怕杨惠敏一旦回到社会上，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暴露了，所以只能无限期关押，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仍然没有签批。 戴笠死后，军统司法室再次提出释放杨惠敏，掌权的毛人凤认为在重庆释放，有碍于戴笠的“哀荣”，就把杨惠敏押到南京释放了，同时，胡蝶也走出牢笼，和丈夫潘有声团聚。  5. 1949年，杨惠敏在台湾台北市定居，此时已经30多岁，和丧偶的台湾大学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为夫妇，受此一难，杨惠敏看透了世事，但依旧保持着朝气和热情，1975年，中国电影公司开拍《八百壮士》，很多内容采用了杨惠敏的回忆，这部剧里，林青霞扮演杨惠敏，首映式上，年迈的杨惠敏身着童子军服装，亲临现场，怀念这段岁月。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遭遇车祸，半身不能动，1980年2月，因脑溢血中风，失去记忆，成了植物人，直到1992年3月9日去世，她原本打算撰写的《冤狱记》随着她的去世而消逝了。 杨惠敏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八百壮士与我》里，她对蒋夫人推崇有加，对戴笠也没有太多的抱怨，而对胡蝶却是十分的愤恨。胡蝶在丈夫去世后移居加拿大，在她晚年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杨惠敏一个字，更没有说当年丢行李的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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