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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骑射是吹出来的,后金靠重步兵打天下?清军骑兵战力究竟如何

 冷兵器研究所 2023-08-21 发布于浙江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字数:3348,阅读时间:约9分钟

编者按:在文章《皇帝见识过欧洲燧发枪,为何还让清军装备火绳枪,看文物就懂了》中,评论区不少看官对清军的核心战力提出质疑,认为曾经的清军能大杀四方,靠的并非是清朝皇帝自己说的“骑射立国”,而是依靠重步兵大杀四方。那么清朝军队的核心究竟是步兵还是骑兵,清朝的皇帝们为何又频频强调“国语骑射”呢?

清朝骑射

首先要说的是,现在网络上认为后金是非骑射而是靠步兵观点的源头是徐光启的那句“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但其实这是典型的读书读一半,因为徐光启的原话还有一句“奴酋积强久练、步骑俱精”,总结发言是“奴众数万皆久练之卒。
就像冷研之前介绍过的,17世纪东亚,唯一认真搞军队建设的政权统治者就是努尔哈赤。
其实,徐光启是对明朝人说,你们都说后金骑兵厉害,但他们的步兵一样也很厉害,关键是他们注重军事训练。而不是什么一些网络上曲解的“后金骑兵不厉害,只靠步兵”。
在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入寇辽东这一期间,后金的重步兵的确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金骑兵在这一时期,就属于无关紧要的次要角色,实际上正是以努尔哈赤为首,后金统治者和将领们对作为机动力量的骑兵“行动迅速,运用自如”,才在萨尔浒之战中完成了对明军各点击破。

骑兵的高机动性在明清战争中,受到后金/清的极大重视

当然,这里还是要说明的是,建州女真向后金建国的过程中,由于建州地区所产战马数量有限,因而建州女真的军队在正面作战时,往往有赖于“步兵骤进……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但随着后金建立后,建州女真完成对畜牧业为主的海西女真、蒙古一些地区的征服,后金/清所拥有的战马数量开始不断增加。
以至于,当时在中国经历了明清易代的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在他的《鞑靼战纪》中,将清军对于明军胜利,认为是清军的骑兵和渔猎民族的生活方式,共同为军队带来的高机动性。

清初战争中,骑兵已经起到重要作用

在入关后,骑兵对于清军的重要性,也可以从在八旗军队中的占比和训练中窥知一二,在康熙年间,当时的八旗甲兵中,满蒙军每佐领麾下骑兵为“拨什库六名,马兵四十名”,与之相比,步兵规模则只有“步军拨什库二名,步兵十八名”。八旗甲兵汉军的骑步比例也与满蒙军相近,为“每佐领设拨什库四名,马兵三十名。步军拨什库一名,步兵十二名”。
除此之外,康熙年间各地驻防的八旗中,骑兵占比基本维持在了80%左右,少数如西安的驻防八旗,骑兵占比更加夸张,其“领催二百四十名,骁骑四千三百六十名”,而步兵连同炮兵只有“炮手一百名步兵五百名”。

骑兵在八旗中占比极高

在训练上,虽然八旗军一步步走向文恬武嬉是众所周知之事,但是在刚刚入关时,八旗的训练还是值得称赞。比如曾到过北京的日本遇难海商所写《鞑靼漂流记》中描述八旗的训练:“在北京每天都能看到练习弓箭的人,他们在马上射箭,距离靶十间、二十间远都能射中”。为了能够保证这一战斗力能够长期维持,从顺治帝开始,便制定了“每月习射”的制度,到康熙年间,更是要求八旗中“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

康熙时期的清军骑兵

另一个能反向证明清朝对于骑兵仰重的,便是清朝马政和庞大的马匹保有量。除了场外的多个大型牧场,清朝在内陆,包括在保定、沧州、德州、河南、西安等内陆建立大量马场,甚至在过去宋明时期,被认为不适合建设马场的安徽太平府、杭州、荆州、福州、广州等地都建设了牧场。

代在江南城市附近都建设有了牧场

而作为清代马政中的大象,清代在蒙古草原地区的马场,在清代前中期维持的马匹数量堪称恐怖。比如在康熙末期,大臣马齐、张玉书、陈廷敬在视察口外牧场后,汇报当地“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
而根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清朝光是由太仆寺掌握的额定马匹“左右两翼各牧场掌於上驷院者,上都达布逊诺尔等处,各牧场马数计二十万有奇”,而分散在内陆各省的马匹“八旗官马直省牧马营马,数亦二十余万有奇”。

清代马政的规模极为巨大

综上所述,清代的八旗加以骑兵之衔还是名至实归,加之八旗本身也是清代政治和军事的核心,因而将骑兵称之为清朝军队的核心战力,也并无问题。甚至不只是八旗,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都是步兵炮灰的清代绿营,其中也有相当规模的骑兵马队,清朝对于骑兵倚重可为不言而喻了。

清朝从明清易代开始,就将骑兵视为强力兵种

不过既然清代如此重视骑兵,那为何清代骑兵却越来越拉呢?究其原因,除了对八旗的管理松懈、武艺荒废等原因,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便是以乾隆十全武功为首,大量战事对清朝骑兵优质兵源的过渡损耗,以及清朝马政也经典复刻般走向荒废。

外国绘制的清军骑兵

由于八旗制度本身的世兵制属性,往往军队的作战技艺、指挥方式等等,都依赖于家族式的传承。换言之,在此种情况下,一旦在短时间内损耗了大量兵力,即使之后可以通过递补的方式恢复兵力,但家庭传承的作战技艺出现的中断,会不可避免导致军队战斗力的断崖式下跌。
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战后,明朝曾经威震东亚的京师三大营,迅速沦为明朝军事力量的边缘角色。同样的,在清朝雍正年间,京营八旗的大量精锐,在和通泊之战遭遇毁灭性覆灭后,京营八旗也成为清朝笑话的源头。

和通泊之战的惨败大大加速了京师八旗的战力下滑

而同样的情况也几乎发生在各地的驻防八旗身上,尤其是乾隆年间,由于乾隆帝用大力出奇迹的方式打出了自己的十全武功,这导致各地驻防八旗也无法逃脱被抽调大量兵力,然后战死沙场的结局。
但如果说这些关内八旗,还有汉地的物质保证,让他们能够恢复人口的话,作为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首席打手,以“风庵电击,耐苦习劳,难樱其锐”著称的索伦人,他们的命运就要悲惨的多。

乾隆的十全武功背后是对八旗精锐的巨大消耗

在清军入关后,为了弥补东北地区的兵力不足,清朝将大量散居在黑龙江和外东北的渔猎民和游牧民族,招募到腹地组成“新满洲”,后来为清朝浴血奋战的索伦人也在此行列。相对于入关后逐渐战力下滑的八旗兵丁,生活在东北,过着贫困生活的索伦人所拥有的高超骑射技艺,让清朝的君主们相信,索伦兵的战斗力正是源自他们原始的渔猎生活。
这一观点导致清朝对索伦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刻意打压,尤其是在知道索伦人生活困苦的情况下,禁止索伦人自行开荒垦田(但索伦人需要参与清朝在东北的公田耕种),迫使他们在俄国低价毛皮严重冲击清朝毛皮价格的情况下,依然只能靠狩猎维持生计。
在清朝频繁征调和艰难生计双重打击下,原本就数量有限的索伦人,到晚晴时期已是“官弁兵丁效命疆场者,十居七八,生还故里者,十仅二三”,索伦人作为清朝仰仗的优质兵源也就此枯竭。

俄国画家绘制的索伦兵

最后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是清朝马政的衰败,与兵源问题一样,乾隆年间的大量战事对当时清朝官方和民间的马匹,甚至连同驴、牛、骡等多种驼畜的保有量都产生极大消耗。尤其是多次对缅甸的战争,南方各地马场的马匹保有量都遭到极大损害。
更为严重的是,从乾隆末年开始,随着政治腐败、管理松懈等问题加剧,全国各地马场都出现了因管理不善导致的马匹数量锐减。最终到了晚清,就连咸丰帝自己也感慨“闻甘肃一省存营之马不及其半,该省系产马之区,尚且如此,他省可知”。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成为晚清重要军事力量,正是八旗骑兵衰落的结果。

就像清军为了弥补南方八旗和绿营战力不足,不得不放权于汉族士大夫组建团练一样。清朝为弥补自身八旗优质兵源和战马的枯竭,也不得不用政治权利拉拢蒙古王公帮自己剿灭北方太平军和捻军。只是随着八里桥之战中,英法联军的火炮和锡克骑兵,将来自科尔沁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打的全军覆没,清朝骑兵横行东亚的历史,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文献参考
《皇朝通典》
《皇朝文献通考》
《清实录》
《清史稿》
《钦定八旗通志》
《盛京通志》
《安南纪略》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昭梿《啸亭杂录》
卫匡国《鞑靼战纪》
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
段琳娜《清代射箭运动研究》
牛贯杰《清代马队与铭军剿捻之运用》
姜维公《中国东北民族史》
谢健《帝国之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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