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农村互助养老的4重困境

作者：刘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生）。本文节选自《“走出反哺”：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支持结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原文刊于《兰州学刊》2023年第四期（P149-160）。【整理摘编：时英平】

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合作生产的重要形式。然而，多地调研发现，农村互助养老普遍面临空间错置和社会脱嵌困境。空间错置主要指外部主体营造互助养老空间时，脱离农村社会脉络与老人需求偏好，而社会脱嵌主要包括协同、组织与文化三重脱嵌，分别涉及信任、自主性和认同问题。正是上述困境的交互作用，才引致农村互助养老的主体缺场和社会基础瓦解。

01 、空间困境：养老空间的内容偏离与区位错配 

在反哺农村的政治倡导下，国家加大对村庄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如划拨专门场地开设老年活动中心和幸福院等，使得互助养老模式在村庄中有了实体运转空间。可是，这些互助养老场所存在实体空间脱嵌于社会空间的问题，非但难以增进老人的社会参与和交往动力，反而降低其合作生产养老福利的积极性。具体来说，空间脱嵌表现为两个方面。

在内容上，面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空间隐含城市性与乡土性张力。

以常德市N村为例，2013年N村争取到国家发改委的建设项目，投资900万元建成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包括室内和室外两个区域，室内设有棋牌室、健身室、电脑室等，室外设有假山、凉亭、回廊等配套服务设施，但由于高端养老设施和正规化管理方式与老人认知图式和生活节奏不匹配，老年人精神需求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当地老人常常抱怨“去那里不知道干嘛，啥也整不明白。健身器材不知咋启动，更别提玩电脑了”。同时关门开门都有时间规定，老年人很难适应这些规则，对互助养老服务内容认可度逐渐走低。

归根结底，在行政化逻辑的总体支配下，基层政府更倾向于争取项目资源制造需求，让人与物而非物与人适配，因此在打造农村互助养老空间时，更偏向于提供高规格服务，并援引城市思维和流行文化居高临下地想象农村，其结果是，这种脱离农村老人文化认知图示和身心结构的空间安排常常无人问津。  

从区位上说，面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空间遭遇类政治性与娱乐性张力。

在地方财政与集体经济硬约束下，为如期完成养老活动场所建设任务，便于日常管理和组织运行，不少农村都将老年活动中心设置在村委会。N村的老年活动中心与村委会便合为一体。从空间属性来看，前者具有较强的娱乐属性，后者带有浓厚的政治属性。两种不同属性的空间交叠在一起，不仅易产生政治空间对娱乐空间的压制，还降低老年活动中心对周围村庄的辐射与整合。

具体来讲，由于村部是村干部办公以及开会场所，给人印象严肃而正式，具有较强政治性。而老年活动中心是一个十分随意、休闲的娱乐活动场所。老年人喜欢在其中打牌、聊天、看电视，其间充满了欢声笑语、嬉笑怒骂。将两者并置于同一空间，不免给老人造成空间约束感，使其在开展社会互动时“放不开”。用当地老人的话说，“村干部在底下忙，你在上面大声吵，你不自在，他们也不自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空间被还原成物理空间，无法增进老人之间的交往体验和养老福祉。

02 、协同困境：干群关系疏离与农民利益脱嵌

倘若社会关系能诱使人们的决策环境发生实质变化，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那么，村级组织和老年人的关系，以及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状况也会影响互助养老的协作效果。相互信任的干群关系与彼此紧密的农民关系具有维持合作生产的功能，反之容易出现协同困境。

一方面，对多数农村而言，由于集体资源稀缺、社会结构脆弱和利益多样化，村庄缺乏内生行动能力，村干部需要以组织动员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

而组织动员效果取决于老年人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信任程度越高，村干部动员能力越强。这种信任关系将减少干群信息不对称问题，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与关系边界，使老年群体更愿接受村级组织提出的互助养老方案。然而，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从汲取转向反哺后，村干部并没有依托下乡资源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反而注重个人利益，致使公共资源未能转化为村庄公共福利和治理能力。另外，当前村级组织日益行政化，村干部的代理人色彩越来越强，对上负责的面向显著。

以驻马店市C村为例，近几年C村所在乡镇开始采取任务清单向村干部布置工作。在这份清单中，不同工作内容被赋予不同分值，分值大小基本决定了村干部的注意力配置情况。作为一类非中心任务，老龄工作分值小、占比低，难以吸引村干部注意力和资源投入。渐渐地，村干部的合法性面向和社会性权威大为削弱，与在村老人的信任纽带日趋松散，以至于村干部的老龄政策宣传与养老项目争取被老人无差别地视为以权谋私，被看作“不过是想要多捞点钱罢了”。不难想象，村级组织难以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和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互助养老的实质是集体行动，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集体行动能力。

伴随乡村社会资本流散和经济理性崛起，社会关联度大幅下降，基于传统“自己人意识”形成的互助合作难以维继。这样，利益相关逐渐取代国家意志、社会关联成为人们合作的基础。由于土地是最大的政治，关涉每个农民的利益，通过土地来建构紧密利益共同体成为一种可选路径。而发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是关键。究其原因，在农地集体所有的产权规定下，农民集体享有统合调整分散农户土地的能力。而土地调整提供了农民关系理顺和利益协商的政治空间。在此政治空间内，农民可以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公共协商和理性互动，强化彼此的社会关联，并借此机会重建信任，此所谓通过“物”的秩序理顺人的秩序。

然而，囿于土地承包期延长和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土地越来越与私人利益和权利绑定，农民地权意识不断扩张，集体的统筹能力趋于弱化。一旦土地无法在统与分之间转化，因土地而生的人际矛盾就难以消解，村庄关系结构就变得刚性。受此结构约束，作为种田主力的老人将很难围绕互助养老议题形成集体共识和同一结构，更遑论进行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

03 、组织困境：养老自组织的向上依附与对外闭锁

除空间安排和信任纽带，互助养老的展开还依托特定的老年群体组织，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来说，由于集体经济支持缺乏、传统仪式性团结弱化和老人社会身份边缘化，老年人协会经常遭遇资金和合法性困境。以下将从湖南省涟源市F村老年人协会（以下简称“老协”）切入来展开组织困境的分析。

就前者而言，在政策支持下，F村于2015年成立老协。在具体的组织运转中，尽管政府每年向F村投入资源，但老协依旧遭遇资金约束困境。

原因在于，国家养老资源的最基层承接单元是村级组织，老协的资源获取能力取决于其对村级工作的支持程度。为获得村级组织的支持，老协只得采取“权力让渡”的方式，将村干部纳入协会组织架构中，赋予村书记老协会长身份。这种策略造成了行政吸纳社会的意外后果，即村书记常常利用其组织者身份挑选理事会成员。选任标准并非依据是否具有社会权威，能为老年群体利益发声，而是那些“听话好用的”，能服务于村级组织的工作要求的。其结果是，老协成员常常协助村干部落实政策宣讲、收取农保医保费用等额外工作，没有足够精力来联系并回应老年人的互助需求和生活难题，由此背离了“为老人谋福利”的组织初衷。

就后者而言，互助养老虽是回应老年群体需求的模式创新，但这一模式要想持续运行，就需要嵌入熟人社会，与村庄关联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就养老而谈互助”，而是要有整体思维。

作为面向老人的自主组织，老协需要超越仅服务老年群体本身的窄化定位，形成面向村庄整体的福利增量和服务供给。只有它显示出对村庄社会的开放性和增益性，村庄成员才会形成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自觉认同，才会通过支持老协工作来参与养老服务的合作生产。比照之下，F村老协缺乏整体思维，服务对象单一（完全定位于老年群体）、服务内容单调（只提供打牌、看电视服务）、服务功能局限（只提供老年人聚集空间，并不开展面向村庄的文化活动），使其逐渐抽离村庄社会，沦为单一年龄集团的自娱自乐。最终，老协不仅难获村庄内部的社会承认，还被其他村民说成是“邪会”，造成有些老人唯恐避之不及，更别提依托老协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和养老福利共同生产。

04 、文化遮蔽：老龄观念与交往伦理的双重异化

在乡土中国，尊老文化贯穿社会的整体架构。在家庭内部，它表达为“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三层次。经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一推己及人的心理传导机制，扩散到更为广阔的村庄社会。正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统摄和自下而上的价值激励，互助养老的制度化获得了内在生命力。然而，现代性下乡背景下，农村社会的理性化和个体化趋势蔓延，日益瓦解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动力和价值基础。

具体来说，一方面，市场经济以货币化形式重新定义并显化了个人价值（物化的价值量），推动了村庄社会道德体系内核的异化，致使发生从以“（年龄）辈分定上下”到“以（经济）能力定高低”的价值转换。相比子代的生计能力和发展潜力，农村老人常因身体老化而财富获取和积累能力下降，日渐沦为村庄社会“底层”并被贴上“无用者”标签。

以山西省运城市X村为例，“老人无用论”话语在村庄中十分流行，当地老人的生命被视为无用的“垃圾时间”。在当地年轻人看来，老人应该待在家里，不要出去“惹麻烦”。老年群体自身也怕给子女添麻烦，采取消极态度看待生命老化过程，忽视自身生产性能力和主体性力量。

另一方面，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和农民城市化卷入，农村社会关系理性化色彩浓厚，利益考量成为人们采取各种活动的主要参考标准。换句话说，个体间关系不再由血缘地缘关系决定，而是由双方利益互动往来决定。有学者将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新形态称为工具性圈层格局，以区别于费孝通提出的差序社会结构。

在工具理性统摄的生活情境中，X村互助养老行为被利益关系主导，需要以可观即时的利益回馈作为触发机制，当地农民常挂在嘴边的话，即“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说明了此点。这样，短期的利益追求消解了“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长远考虑。不难想象，当互助养老难从村庄社会寻找到超越性的伦理支撑时，其制度化过程将难以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