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时间很长,所以年号也换得多。 他最后的一个年号是嘉佑,意思是上天的降福保佑。 仁宗这个温柔皇帝,干不出人定胜天的事。所以,只能跪下来求老天保佑。 他跟西夏打仗,打败了,而且是三连跪,所以签了庆历和议;他被大辽威胁,认怂了,而且特别怂,所以有了庆历增币。外面受气,内部也受气,好不容易搞了场庆历新政,结果一片狼藉。 仁宗死后,英宗继位。 于是,改元治平,意思是天下大治、四海升平。 但这纯属掩耳盗铃。 仁宗期间的弊政没能革除,治平元年就闹了大水灾,整个治平年间国家一直财政危机。 但这还不算完。 先是英宗与曹太后不和,再是英宗与大臣不和。仅一场濮议之争,就搞了十八个月。而英宗短命,整个英宗朝也才4年。 所以,治平,既无大治又无升平,白白耗费了4年光阴。 英宗死后,神宗继位。 于是,改元熙宁,意思是太平安定。 熙宁这个年号,用了10年。但这10年,既不太平也不安定。因为正是王安石搞变法的10年,岁月激情燃烧、朝臣同堂操戈,新旧党争自此开始。 熙宁之后,改元元丰,简单理解就是丰收了,咱们重新打起精神、重新团结奋斗。 斗是要斗的,但团结绝无可能。元丰年间,变法仍在继续、党争仍在继续。 所不同的是:熙宁变法由宰相王安石领衔,元丰变法由皇帝宋神宗领衔。这段时间里,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 元丰后期,神宗皇帝终于历练成熟,所以懂得平衡政治的奥秘。于是,有意识地提拔旧党中左派大佬苏轼。 如果神宗能活得更久一点儿,那苏轼大概率会入朝为相。如果苏轼宰治朝堂,北宋的政治生态起码不会败坏的太严重。但神宗短命、苏轼坎坷。 神宗死后,哲宗继位。但哲宗年幼,所以高太后摄政。 于是,改元元祐,意思是受老天保佑的新开始。 元祐的意思不重要,“元”和“佑”的组合才重要。 宋神宗最后一个年号是元丰,宋仁宗最后一个年号是嘉佑,两相组合是就是“元佑”。组合后的意思是:要用仁宗嘉佑年间的政治来纠正神宗元丰年间的政治。 元丰年间的政治,实际跟熙宁年间的政治一样,都是变法。 所以,这是一个旧党上台、新党下的时代。 旧党的顶级大佬、极端右派司马光火速入朝,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故;九月,司马光病故。 新旧党争并未因为两个大佬的病故而缓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斗争的底线越来越低、政治的品质越来越差。 关键是旧党内部还闹了分裂,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同样斗得不可开交。 终于挨到哲宗亲政,于是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要把变法进行到底。 所以,接下来又是新党上台、旧党下的时代。 绍圣五年的时候,有人捡到一块玉石印章,据说是汉代的传国玉玺。这就是祥瑞。 于是,改元元符,意思是天降祥瑞、大大的祥瑞。 但还有一个元字。所以,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的局面没有变。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向太后短暂摄政。 于是,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既不新也不旧,咱们别搞党政、认真理政。但是,建中靖国只用了一年。 第二年就改元崇宁。 关键是这个“宁”字,它是宋神宗“熙宁”的“宁”。所以,崇宁的意思是崇尚神宗熙宁年间的政治。 熙宁年间的政治就是王安石变法。 所以,北宋宁左勿右、拒绝建中,自然也就新党上台、旧党下。 宋徽宗在位时间也不短,所以年号也是变来变去。崇宁之后,还有大观、政和、重和、宣和。 但政治风向没变,始终是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但是,新旧党争并没断。新党对旧党的打压愈演愈烈、旧党对新党的仇恨与日俱增。 同时,制霸朝堂的新党,也闹了内部分裂、搞了内斗,但很短。因为蔡京这个人太有本事,或者说最无底线,所以快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这时候,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大家已经不再是主义先行,而是投机为上。 最典型的投机分子,当然就是蔡京。 王安石为相的时候,他就拥护变法;司马光主政的时候,他反对新法;哲宗改元绍圣,他又附和新法。 党争越激烈、环境越严酷、生态越贫瘠。所以,留在庙堂之上的,只能是蔡京这种既无主义又无底线的物种。 自仁宗到徽宗,北宋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忠臣,但所有人都身处党争之中。这期间,是和非、好和坏,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只有站队。 站队正确则处庙堂之高、站队错误则处江湖之远,甚至流放边地也是常有的事情。 到女真灭辽的时候,北宋朝廷甚至派不出一个合格的使臣,更遑论有见识有担当的大臣。 归化辽人马植竟成了当时唯一清醒的北宋官员。 宋钦宗继位,改元靖康,意思是四方安宁、百姓安康。 国家危亡之际,还要继续党争吗? 当然还要继续。 这时候,年号已经起不到预示政治风向的作用。因为形势太明显。新党把国家搞成这样,必须要成为千夫所指的头等罪人。 于是,最迂腐、最无能的旧党执掌国家权柄,而新党无论好坏则全部放逐江湖之远。 靖康二年,北宋亡国。 从最会当官家的宋仁宗到最不会当皇帝宋徽宗,这一串长长的年号名字,诉说了北宋从屹立巅峰到粉身碎骨的全部履历。 仁宗朝,步过巅峰时刻、进入问题时代。 虽然问题不严重,但宋夏、宋辽的矛盾激化了问题。于是,士大夫们猛然惊醒,搞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最朴素务实、最问题导向、最能见成效的改革。 但仁宗太温柔,稍遇到反对意见,就止步收手。 国家不折腾、大家要团结,秉持“不痴不聋,不做家翁”的态度,宋仁宗只能”嘉佑”老天,然后继续自己只会当官家的好人设。 英宗政治智慧没问题、意志品质也可以,但心性太躁,全部精力都拿去与人斗争。“治平”也就真心治不平了。 宋神宗只有性情,王安石只有主义,然后两个人就开启了一段不顾人情、只为理想的浪漫历程。于是,“熙宁”不宁、“元丰”丰斗,十八年变法、十八年党争、十八年折腾。 哲宗朝,高太后急踩刹车猛调头,司马光矫枉过正走极端。于是,“元祐”既不是重新开始、也不是求福于天,而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哲宗亲政,“绍圣”是只认父亲、不认太爷的革命,同样是一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向,王安石的旗帜再又高高飘扬。 向太后短暂摄政后,“建中靖国”的中间路线立即转入必须向左“崇宁”路线。崇尚的那个“宁”,虽然从前既不太平也不安定,但以后可以让他太平安定。 王安石的旗帜是否飘扬已不重要,天下是投机主义的天下。北宋的政治品质坏到不能再坏。本可有力回天却找不到回天救国的良臣;本可纵横捭阖却全是不作不死的烂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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