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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文坛长篇小说斩获最大的一年。无论是从文本的思想维度还是就艺术深度，也无论是从文本的圆熟程度还是从长篇小说的世界性角度，中国当代作家在2005年为长篇小说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以及东西的《后悔录》等作品，无疑对长篇小说的可能性与边际性作了最好的挖掘、展示和拓展，也是这几部作品，同时为长篇小说的节奏、语言特质提供了最典范的言说与论证的个案。这样看《白驹》（《钟山》2005年第4期，作者：朱辉），其实也同样可以成立。但是，几个重量级作家的长篇力作，包括余华也在这期间出炉的《兄弟》，吸引了读者更多的的注意。这对《白驹》而言，便成了一种尴尬的背景。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尴尬背景中，《白驹》自有一种自身的圆熟与亮丽，使它在众多的优秀长篇文本中也能独树一帜。 
《白驹》带有一种原汁原味的灰色而混沌的质朴，模糊、感性、精确，这些恰恰表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品的品质。它的中心故事非常坚挺，说的是抗日时期白驹镇上卖烧饼的炳龙颠沛流离半生的故事，主人公炳龙是白驹镇一家烧饼店的学徒，师傅在逃难中死于流弹后，他便与师傅的女儿兰英结为夫妻。炳龙一边做烧饼，磨白面，一边与邻家妇女红枣儿做生意。后因与新四军做生意被告发而遭劫难，兰英急病交加而亡，炳龙便与红枣儿组建成一个新家，相伴度日。不想抗战结束，红枣儿多年来音信全无的丈夫突然以国军连长的身份进驻白驹镇，于是又引发了一场冲突和灾难……小说跌宕起伏，笔法圆熟洗练，以一匹日本军马突兀地进入炳龙的家中为缘起，拉开了这一小小传奇的序幕；又以军马最终被战事逼走、炳龙妻离子散、家中只剩下白马和驴交配生下的骡子为结果，落下了帷幕。白马的出现与消逝，改变了一个小镇手艺人的人生，揭开了日常生活中荒诞而沉重的本质。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我只说一匹马，还有一个人。”（朱辉：《我写<白驹>，江苏作协《评论》杂志）在《白驹》里，所有的硝烟，都只是背景，抗日的烽火与内战的枪林弹雨，也都退在幕后，烧饼师傅炳龙欲言又止的一声长叹息竟然是这部长篇的主旋律，历史的更替也只是小说人物所唱道情中的几根衰草迷离：“金粉南朝总废尘，李唐赵宋慌忙说，最可叹龙盘虎踞尽消磨。三国争雄曹家江山，孔明也不算个雄汉，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白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荒凉意味中，展开了与历史既疏离又扭结的小人物的悲欢。小说一开始，读者极有可能被作家朱辉欺骗，你极有可能会认为《白驹》里的人物关系配置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着某种相似，老人、女孩，然后介入一个与女孩子年龄相仿的男青年。你也差不多会认为，朱辉努力展现的是抗战年代里的“别一种人生”。然而，正像诗人杨克与作家东西在聊天时说起过的：“如果今天的作家去完成沈从文的写作任务，那就是失职。”（姜广平：《“我愿意在这个时段逗留一阵”——与东西对话》，《莽原》2006年第2期）反过来从读者的角度说，这样的话也同样能成立，亦即，现在的读者，如果还以阅读沈从文的阅读经验面对《白驹》这样的作品，则肯定也会走向误读。朱辉在这里显然有一种比其他作家再往前走一步的努力与企图。在师傅让炳龙满师这一节里，朱辉已经故意卖出了这个破绽，交给了我们解读的密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是常识与真理。很多人的认识到此为止了。可是，作者却让师傅在讲出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之后，接着又下一断语，“可现下还比不上荒年，是乱世。”“乱世里，是个人，他就难。比狗都难！”这是师傅的判断。师傅后来在逃难中死于流弹，他的这个“乱世”之论，首先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了诠释。当然，师傅的本意是让炳龙提防着“生意人也会害人”，可是没想到，乱世里既要提防像“黑补丁”这样的生意人，还得防着乱世里意想不到的乱。当然，更让师傅想不到的是，在乱世里，也有着像红枣儿这样的生意人，有着一份坚韧与执着，让善良变得坚强，从而使炳龙的人生有了一个扎实的着落点。这便是朱辉往前走出的一步：写出了日常到荒年，再由荒年到乱世。在师傅眼里，炳龙只不过“敦实”，还不够“硬铮”，然而，当炳龙也开始学着不“敦实”，跟着红枣儿做起其他生意时，却没有硬铮起来，命运在这里发生了裂变，好日子没有能到来，却因为与新四军的生意，使自己的人生有了大起大落。而这一切，如果都看成乱的话，乱之始便是那匹不期而至的白马。白马作为一个战争的元素，改写了炳龙的人生。师傅阅人甚深，因与黑补丁这类人为邻，早已经对人生洞若观火，可是，师傅绝没有想到白马会介入女儿女婿的生活。这是朱辉深刻的地方，也是朱辉高人一筹的地方。虽然以马作为小说元素并不是新鲜的招数，如艾伟的《越野赛跑》，便同样是以一匹部队的马进入乡村来展开的。艾伟也写了乱世——七十年代那个乱世。但显然，艾伟的写作似乎更是一种理念的演绎，“我打算写一部热闹的小说，我希望未来的小说有着孩子式的想象和放纵，并且能打通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限。我还希望用这匹不停奔跑的马去隐喻人类的某种境况。”（艾伟：《越野赛跑·障碍（代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显然，艾伟的《越野赛跑》使小说呈现了某种神话色彩，他努力将人类的智慧、愚蠢、欲望、激情和创造力以惊人的方式呈现，就像“一场没有方向的越野赛跑”。而朱辉则似乎要老实得多，也形而下得多——而这，就是一种小说精神。朱辉绝不靠理念演绎小说。在《<白驹>的马尾巴》里，他告诉我们，这匹白马真实地出现过。朱辉的写作生涯已有20年左右，在他本人，“《白驹》的理由是一套软件，自从我开始写小说，这套驱动程序就装到了我脑子里，那匹白马就一直在前方嘶鸣，可我骑不上它，无法驾驭。”直到2004年的年底，作家才完成了这部长篇，“大概到凌晨3点才睡。终于完工了，可我长久没有入睡。早晨5点，电话响了。父亲告诉我，我的祖母去世了。祖母已经病了很久，86岁，已算高寿。但你如果知道她的哥哥曾经在抗战时拣得过一匹军马，并靠此发家，你就可以想象到我当时的百感交集。”
朱辉笔下的乱世，细细推敲起来，也并非乱得无迹可寻，它仍然作为人性的背景，延续着一种人性的可能。对于小说而言，主要是借助于日常状态中的非日常因素进行叙事，并以此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们常用的手段。然而朱辉在这部小说中的成功之处，则是尽力展示非日常状态中的日常元素，写出人的性格，透示出人性变化，同时，又依托白驹这一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苏北小镇，努力将非日常状态转化为日常状态，譬如说，小说里的兵不像兵，郭连长和后面的友根，都不像兵；民不像民，像黑补丁和达广，既非“顺民”也非“良民”。无论是战争状态还是非战争状态，《白驹》里的人物，人性昭然，尤其像黑补丁和友根这样的人物，富有棱角，性格分明。黑补丁的阴损，友根在围攻李瘸子时的阴毒，都让人不寒而栗。
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小说皆以白马作为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逃难时的大场面描写，以师傅的死引出白马的出现，后面几次拉锯，特别是友根围攻李瘸子及新四军与友根所部因为李瘸子的死而发生的交锋，小说中的这些大场面的描写，都是以白马来推进情节的发展的。这样来看，小说中的白马便是一个重要的形象了。如果作家的写作完成时间与祖母的过世时间有着一种冥然的神契，那么，将故事的背景安置在白驹镇，也算是作家的煞费苦心了。白驹镇名为马，然而，作为一个里下河的苏北小镇，显然白驹无马。而小说中白马的突然介入，便让马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轨迹，显然，又正好让中国古代公孙龙有名的诡辩术白马非马论在一个非常偶然的环境与情境中成了可能。而如果说艾伟的马隐喻了人类的某种境况，朱辉的白马则来得更为直接，这匹作家自己称为无法驾驭的马，在小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般地消逝了，却在它存在的时空里，与人的命运完全扭结在一起，即便是在它消逝后，仍然将要对主人公即炳龙和炳龙生命中的人物有着某种“事后性”的影响。事后性理论是从弗洛伊德学说里移植过来的。弗氏的学说基础是泛性欲观。他的学说中有个基本概念就是“压抑”。所谓“压抑”就是压抑性欲，把色情欲望压到心灵的潜意识深处。梦是性欲的满足、欲望的化装，被压抑的欲望可以在睡眠中以梦的形式得以出现。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注意到了弗氏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影响。中国先锋主义者们大多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从语言学的意义看文化大革命，文革其实是一个将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个人的时代。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经过十几年的积淀，最终成为先锋派作家们试图描述的东西。中国的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文革话语的不可估量的历史力量。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文革话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对每个个人来说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又具有着强烈的暴力性。对文化大革命中话语性暴力的强调也同时表明了这种暴力对民族所带来的创伤程度。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和精神压制都是在文革话语的辉煌名义下施展的，既然文革话语在灾难之前早就预设了废墟的基础，中国当代文学对创伤性的敏锐的把握或触摸，不能不说是从对文革话语的记忆痕迹那里来的，这种记忆痕迹在无意识深处存留了恐怖的元话语的袭击。这是从无意识层面对文革语言的研究。文学作品里对文革反映非常深刻，表明着文革有着一种历史性的穿透力，其社会心理的袭击是非同小可的。文革话语的暴力性特点，或者说文革话语的功效，它在无意识中输入了精神创伤的感受，这种感受并不直接爆发反而往往延迟许久才产生效应。这正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所谓“事后性”。因此，如果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的话语体系所具有的事后性，研究中国先锋文学将是徒劳的。文革话语的袭击恰恰能够同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的性攻击相比拟。西方文学里这样的情形就更多。受弗氏影响而形成的精神分析小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茨威格则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他的名作《象棋的故事》里，主人公自我排遣的下象棋的手段实质上从后来的发病看，过去那种自娱的手段很多年后则以别一种方式暴发，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法西斯逼迫下的自我施暴的创伤。
对炳龙而言，那场在他的人生中起着逆转作用的战争，其实也是一个将战争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个人的时代。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经过积淀，在炳龙的内心引发了一场浩大的风暴，且最终成为朱辉试图描述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战争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处于兵荒马乱中的旧中国民众，饱受战争的戕害，对每个个体来说，都充满了强烈的暴力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和精神压制都是在文革话语的辉煌名义下施展的相似，战争成了小民们的日常背景，这样，个人的灾难就借助日常的外壳，宿命般地预设了悲剧的基础，朱辉对这种创伤的敏锐把握或触摸，不能不说在这部长篇里达到相当的高度，可以说是对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最好的体验与图解。虽然，从无意识层面上看，战争对人性的施暴程度远不及文革，但对偶或的个体，那就非常难说，譬如对白驹镇的闯入者炳龙，这个偶然的闯入者，面对那种带有偶然与必然双重性质的战争，其所经受的施暴程度，就与一般人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战争而带来的社会心理的袭击也因此非同小可。这样一来，战争的暴力性特点，便在无意识中给炳龙输入了精神创伤和感情的伤害。因此，如果忽略了战争话语体系所具有的事后性，炳龙这个人物就无法立体而丰满了。譬如，炳龙最后的恬淡，看解放军占领南京时的照片，“炳龙哆嗦着，手里的种子窸窸嗦嗦撒落在地上”，完全是一种战争恐怖的事后袭击与影响。而从这个角度看白马，则炳龙即便在照片上搜寻着白马的踪影，也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心理安慰了，如果再有一匹马介入，炳龙又当如何？这恐怕连炳龙自己也不敢有直接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马的存在，其深刻性便以一种事后性的存在方式凸现出来了——这样，白马便从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而战争则成了另一种暴力性的元话语，无论这种战争是哪一种性质的，它在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时，也在切实地改变着小人物的命运。就像文革，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一样。这恐怕也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要着意强调的。
炳龙其实是白驹镇的闯入者，和那匹白马一样，也和那些在白驹发生的不期而至的历次战争一样，都属于白驹镇的闯入者。战争以这样的方式，生硬而粗暴地将炳龙卷入了进去，使炳龙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从表象上看，炳龙是手艺人，因为战争，成了商人，复又成为手艺人，接着又变成了友根的情敌，最后终于又回到他原来的作为一个乡村农民的起点上。朱辉在《我写〈白驹〉》一文中说：“《白驹》的主角是人，但我更希望你认为，真正的主角是马。你瞩目于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做烧饼的炳龙就是主角；你如果看到了'宏大叙事’，白马当仁不让，才是主角。”关于“宏大叙事”，他又说：“一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奢谈什么宏大叙事，似乎有点恬不知耻。但宏大叙事是多么令人向往！我也许做不到宏大，但我决不认为，只有写了将军元帅，写了部队番号才是宏大叙事。”显然，《白驹》寄寓了作家对战争的思考。对白马的你争我夺，白马的得而复失，与战争的潮涨潮落紧密相关，也同时与白驹这一小镇上的拉锯互为表里，勾勒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那场著名战争的轮廓，探究了它的底蕴。白马与驴交配，生出不具生育能力的骡子，也使人依稀看见某些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子。这里面的荒诞究竟有无深意存焉，很堪揣摩。小说这样安排，其实也是朱辉在与读者过招，如果读者读不出白马非马，那么读者就肯定失败了。但朱辉讲了个白驹或者白马的故事，更是在与作家过招——这可以看成是与同为兴化籍的作家毕飞宇以及诸多以地方特色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家们过招。譬如，毕飞宇的王家庄，进入了当代文学的人文版图，毕飞宇在纸上，创造性地以富有天才性的想象力，用活了兴化方言。朱辉则将一个地方小镇白驹搬到了纸上。白驹实有其地，地处江苏省大丰市，与兴化市毗邻，大丰与兴化两地，所用方言，也都类同。《白驹》提到的竹泓、大顾等地，都是兴化东部地区的小镇。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白驹看作是兴化人文版图中的一个符号。更何况，考究历史，元、明期间，白驹曾为兴化所辖，共和国前后，白驹也曾被划入兴化的版图。这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朱辉在这方面的文化企图了。这样一来，《白驹》这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所富有文化意蕴，便非常明显了。而作家朱辉作为兴化作家的意义也就显得非常重要。评论家汪政曾说：“朱辉总是能忙里偷闲地在作品中腾挪出场子来，而且一点也不局促地叙述着郡邑掌故、风土人情与乡俗民规，在战争的大格局里梳理着中国苏北乡村里下河地区的'小传统’。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收徒拜师，砌屋上梁，乃至商贾农事、时令节候都与作品的人物情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得到了生动的描写。”（汪政：《日常生活中的战争叙事》。载《文艺报》）其实，《白驹》之所以着力描绘苏北乡村里下河的人文传统，是一种文化的故意与自觉。正是这一切，使苏北平原的文化底色在作品里亮亮堂堂，它标志着作家在文化方向上的开拓与掘进。中国当代文坛，继毕飞宇写活了兴化之后，作为兴化籍的作家朱辉，他笔下的兴化是否也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这也许正是朱辉力图展示白驹而给人一种不愿正面强攻兴化题材的原因。然而，朱辉的努力，仍然非常成功地使白驹嵌入到了文学的版图中，成为一大人文亮点。近年来，作家曹文轩、毕飞宇等人在对苏北大平原的描画上，显示出了非凡的才情与不懈的努力，将苏北平原这一文化生态版图拼接到了如陕西、华北、东北、山东半岛等所构成的长篇画卷中。朱辉这部小说，成功地显示出一个作家对这片热土的精确把握与描画。可以说，正是曹文轩、毕飞宇、朱辉等作家的努力，让苏北平原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中的区域或者符号，与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冀中平原、刘绍棠的大运河、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山东半岛、王安忆的上海滩等一样，以文学的形象，像星星闪耀一样镶嵌于中国文学的星空。小说中方言的努力，也同样可以看出作家的文化努力与文化自觉。
作家写作的圆熟，在语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和作品的日常生活视角与主体故事配合得天衣无缝。作者使用的是地道的苏北兴化方言。关于兴化方言的写作，毕飞宇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最近的“三玉”及《平原》均是使用兴化方言达到极致的重要作品。可以说，是毕飞宇的努力，使得兴化方言进入了文学的领域，也是毕飞宇、韩少功等作家的努力，使人们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方言的想象力与生长力。《白驹》的语言，更能让人见出一种语言的想象力与生长力。即如描写次重点人物黑补丁与红枣儿这两个人物，方言的妙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地展现出人物的个性。初读《白驹》，你可能会感觉到小说文本的没有表情，然而，细细读来，小说那带有悲悯色彩与大彻大悟的表情，便渐次丰满了。这种语言，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叙述者隐于纸后的立场，同时，又能表现出客观的他者的立场，这种语言，如汪政所言：能“让人物与故事……生活在他们原先的自己的语言环境中……凸显它的日常生活性……更有力量、更有资格来说明生活的性质了。”方言，民俗，构成了《白驹》这一长篇小说的文化生态，充分显示了这一代作家正在走向成熟，与他们的父兄之辈的作家，甚至与像沈从文、老舍、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也足可相提并论，不遑多让了。关于《白驹》，可以言说者尚有很多。正如作家本人在与笔者谈论时讲到的，《白驹》也许样子看上去老实，但实际上，作家十分重视叙事策略。譬如，鬼子进镇，炫耀武力，但他们没有杀一个人，作品通过狼狗咬死中国狗，用枪打猫、打野鸭等，描绘了他们骨子里的凶残和阴险。再譬如，友根杀李瘸子，完全通过炳龙的视角展开，对刑场不着一墨，只写炳龙耳朵里听到的锣鼓；通过锣鼓的轻重缓急来刻画人物。再譬如，最后，炳龙躲在炮楼外，他只听见里面闹酒，但看不见；他只看见映在炮楼上的影子，影子的活动在人物的心理形成张力。再有，次重点人物红枣儿，有着一份在可见的生活变化里难得的坚定与执着，守住了作为女人与作为一个人的原则，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的。此外，瞎子阿炳拉琴那一段，应该说是游离于小说故事之外的。但是，需要读者注意的是，炳龙喜欢拉二胡，那么在炳龙的眼睛里，阿炳与二胡，便有了很多生活情味。至于阿炳的影子在作品中的出现，既可以看成是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宽容，同时也表明了作家的自觉：作家真正把握了一个艺术家的悲苦，充分认识到了生活、大众与艺术之间的悖离和对立，这种悖离和对立，正是艺术家痛苦的缘由，甚至，也正是艺术家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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