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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夕，一个“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日子。七夕节源于上古时代的星宿崇拜，人们夜观天象，发现“牵牛”“织女”二星分隔银河两端，遥相呼应。后来，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逐渐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 牛郎、织女遥隔浩渺银河，以坚贞之心召唤起鹊桥。彼此的真爱，或痴、或傻、或虔诚、或笃定，穿透岁月，不断拨动着后世恋人们的心弦，也让七夕成为了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 “牛郎”“织女”二星原本是贵族升天幻化而成的星神，二者并无情爱关系。它们是如何从参与祭天祀祖仪式的星官变成“男耕女织”的佳偶的？古代的恋人们又是如何表达相思，倾诉衷肠的？ 。 1 牛郎、织女是我国二十八宿体系中的两宿星官。二十八宿是古人为了观测月球在恒星间的运行位置，将星空划分出的二十八个天区。月亮每晚经留一个天区，历时二十八天（一个恒星月）回归，故“宿”可被释为月亮途经的驿站。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地，19世纪初以来各国学者争议不断。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曾于1944年撰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综述了各派研究者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大文化中二十八宿的同一起源地，并计算出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下限在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此文引据大量史料，加以缜密的推理，基本解决了历时一个多世纪的争论。 竺可桢在论述中分析了“牛”“女”二宿的演变，及其在中、印两国之异同，并将其视为中、印二十八宿体系同出一源的重要证据。不独于此，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也曾提出，二十八宿应起源于自古有“牛郎织女”传说的地区。 研究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竺可桢依据文献记载抽丝剥茧，并以科学理论层层推演，得出影响力、信服力深远的结论。此文在理论层面足以服人，仿佛只待历史赐予机缘，将结论验证于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等待太久，1990年，天文考古学家冯时通过对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进行天文学阐释，以考古学证据验证了竺可桢关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推论的合理性，为二十八星宿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竺可桢、冯时两代学者的学术接力，将人类的天文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牛”“女”二宿在此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2 “牛”“女”二星的演变，不但支持了竺可桢论证二十八宿起源地，也为“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与“七夕乞巧”的民俗传统厘清了源头。 从文献记载上看，牵牛与织女二星官最早出现于《诗经·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有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文辞间颇具吐槽之谑。
在甲骨文、金文的记载中，中国统治阶级素有“以祖配天”的观念。北极星被拟人化作天帝，统治者们祖先的灵魂会升天，化作星辰侍奉天帝。以劳动者命名的牵牛、织女二星，无疑是从贵族升天幻化而成的星神。《诗经》是周代天子为考察民风而从民间采集的歌谣辑录，不难看出民间百姓对二星官颇有微词。二星此时并未产生爱情，个中异同联系，仅在于劳动生产与性别分工。 据竺可桢、冯时考证，牵牛、织女二星官本为天汉边际的河鼓三星与织女三星，分属天鹰座与天琴座。《尔雅·释天》：“河鼓谓之牵牛。”《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张守义《史记正义》：“织女三星……天女也，主蓏丝帛珍宝”。牵牛的职责或为参与祭天祀祖仪式的牺牲，而“蓏丝帛珍宝”都珍稀昂贵，是织女身份的象征。可见在早期阶段，“牛”“女”二星有着与祭祀仪礼、王权贵族相关的神性。 经过漫长的时代演变，人们以牛宿替换了河鼓三星，女宿四星替换了织女三星。此时的河鼓三星才不再被称作“牵牛”，而真正依形状被冠以“河鼓”之名。《尔雅·释天》郭璞《注》：“担者，荷也。”故河鼓三星也被称作扁担星。 这场替换后，“牛”“女”二星更具“男耕女织”的劳动属性。河鼓三星旁有天桴、左旗、右旗等军阵星官，而牛宿旁则有罗堰、天田等田园星官。织女在曾侯乙墓星图中被称作“婺女”，《广雅》释为“须女”，张守节注“须女四星，亦婺女……妇职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有别于天女。
在牛郎织女二星的演变过程中，神秘高冷的神性被替换成自食其力的人性。这一演变缘于此传说在民间发生的变化。其脉络可于文献中略窥一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秦简《日书》，因牛郎迎娶织女后又分离的悲剧，将此日视为不吉，忌讳嫁娶。 东汉时应劭《风俗通》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分离相思的悲惨愁苦，进化为鹊桥相会的悲喜参半，可见故事情节追随着主人公的个体意愿，由悲剧向喜剧转化。七夕也在这一过程中，因不可思议的鹊桥浪漫相会而成为中国民间传统的情人节。 关于七夕，除了鹊桥相会，民间还有七巧姐的传说。七巧姐七月初七这一天以自绣的鹊桥图帮助因相思而织云不力、以致被天帝吹散鹊桥的织女，使二人顺利相会，她也因此举得到了织女的奖赏。故此日也有向织女乞巧的风俗。 在这个传说中，织女是具有神力的仙女，说明她仍为“天女也”，具备“主蓏丝帛珍宝”的神性。有专家考证，七夕乞巧的风俗要早于“牛”“女”二星爱情的产生，鹊桥织绣的情节也是后世所附。这样的认识，与“牛”“女”二星身份与司职的转变是一致的。 3 婺女四星、牛宿六星、河鼓三星以及七夕相会在西汉墓星象图中均有体现，可见西汉是“牛”“女”二星发生替换的关键时期，七夕传说情节的转变应该也在此时。前文提及应劭《风俗通》，证明东汉时情节已经完成转变。为何这一变化会发生于汉代？从当时的社会风俗中或许可找到答案。 汉代朝廷十分重视民间嫁娶，颁布专门法律约束婚姻。《后汉书·逸民列传》：“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被传为夫妻恩爱的佳话。据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考证，举案齐眉之“案”，为无足的食案。曾有东汉墓出土铜镜，铸有铭文“二姓和好……女贞男圣……造此信物”，可见此镜为新婚信物。“女贞男圣”是对夫妇二人美好德行的宣扬，也是汉时社会对婚姻的道德约束。 汉时延续了秦代的贞洁观念，对男女情爱表现出不同于先秦时代的忠贞。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 誓言与爱情相伴，考量誓言的尺度莫过于无限加大爱恋之难度，拉长恋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如此一来，爱情里极致的浪漫便体现在超越一切时空与现实阻隔的相思。汉时几乎一切的爱恋表达，都关乎相思。 这与汉代“牛”“女”二星发生替换、鹊桥相会情节形成的猜测是相符的。牛郎织女之间浩渺的银河、来自家族神权的重重阻拦，将二人相思之烈度反衬得淋漓尽致，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坚贞不渝浪漫爱情的终极想象。 数量庞大的铜镜可以作为汉代“视相思为爱情”观念的实物证据。加铸铭文是汉代铜镜的一大特色。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铜镜铭文陈述着使用者真实的情感与欲求。铸有相思铭文的铜镜贯穿整个汉代：“见日之光，长勿相忘”“相思愿勿绝”“长相思，勿相忘”“长相思兮，世不绝”“慕窔兆之灵泉，愿永思而毋绝”。 这些铸有相思铭文的铜镜，也是男女间用来相互赠送、表明心迹的爱情信物，以“见日之光，长勿相忘”为最早，这也是我国以镜为信物习俗的开端。
或许是受到铜镜的启发，相思不忘的誓言也被烧造于瓦当，在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时，也将心愿寄语高挂屋前。可见长相思的主题在汉代有着多么广泛的民间审美认同。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思念是爱情的体验，世代如此。对抗相思之苦的方式，就是将恋人赠与的信物随身携带，睹物思人。有了信物的陪伴，誓言仿佛犹在耳边。除了铜镜，玉佩、发钗、香囊、扇、梳等便携而寓意美好的物件也会被恋人用以相赠传情。无论以何种载体出现，都寄托着恋人间的坚笃之心，以期彼此真心守护“长勿相忘”的誓约。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两座隔空遥望的星辰，亲眼目睹了这场神话故事的塑成与转向。今夜，当你抬头望向天空时，是否会在心中轻声说一句：“星汉未央，长勿相忘。”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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