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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那里，伦理学是对普遍、透明、互为主体的共同体的理想。但是，当主体假装代表全球秩序说话和行动的时候，他无疑是虚伪的。真正的伦理普遍性永远不会存在于试图在所有派系中处于公正的准中立姿态，真正的普遍主义者不是那些宣扬容忍差异和包容团结的圣母，而是那些为了维护他们坚信的真理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人。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在当今信息咨询和背景底噪无孔不入的精神危机面前，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沉淀和只面对自我的契机，所谓“过剩信息剥夺人类面对空白时的想象力”。而福柯指出：“但是唯有死亡是权力的极限，是使人能够摆脱权力的瞬间，死亡是生命最为隐秘、最为私密的一面。”权力过程是不停地偏离死亡的，权力对于现在的生命及其全部过程建立起了它的控制机制，而死亡就是生命的界限和避开生命的时刻。因此，很多压抑焦虑的青少年便是试图通过“自杀”这一途径摆脱各类规训和痛苦。然而，这其实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例如拉康对现代人的精神分析“晚期资本主义人人有病”，必须要直面自己的症状，认识自己才能达到面对自我的真实。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论述六种面对创伤与痛苦的本真姿态。 第一个例子是《双姝怨》。顽劣的小女孩玛丽因为不服两位女教师的管教，于是抓住了几个莫须有的证据，向自己的祖母污蔑说这两位女教师是同性恋。故事便按照两层来展开了：首先是谣言使得学校倒闭，这两位女教师也被当地人孤立；另外，一位女教师反而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深深爱着另一位女教师，然后她无法接受，因为她以为她们仅仅是合作关系，两个人一起创办女子学校是为了女性的独立。而当她吐露真情，谣言也被澄清之后，已经没有用了，她的感情没有任何出路，生活也不可能重新开始。所以在这种道德化的创伤下，她很快就自杀了。 但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这部电影重要的地方就在最后。存活下来的那个女孩子坚持不把这个事件伦理化，并以一种忍辱含垢的方式活下去。在那个合伙人的葬礼上，那个祖母向存活下来的女孩子道歉，但她没有接受，反而是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之下昂首穿过墓地的那条林荫小道。 
很明显，道歉是在将这一事件伦理化、道德化，而一个人出于无法容忍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伦理化的激烈的痛苦而道歉，本身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拒绝他人把这个创伤性事件伦理化，拒绝共同体的妥协的认同，实现本真的行动。 这是一种安提戈涅式的姿态。从城邦角度看，安提戈涅也许是疯狂的——坚持自己的欲望，执着地不听取任何劝阻。但我们就是要坚持安提戈涅式的否定，坚持她对克瑞翁所说的“不！”在这里，安提戈涅就是杰出的反哈贝马斯主义者。所谓的“争论”是有利于克瑞翁的 ，而安提戈涅的反驳完全是累赘的固执己见：“好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那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仍然坚持我的决定！” 一个剧作家编了一个剧，一方面这个剧情本身写的是一个无辜的人被不正义的纳粹所鞭打，另一方面这个剧在表演形式上演员要被导演所折磨。在这个情况下，那些观众就会过来欣赏别人的受虐，然后这些观众就可以来同情受虐者宽恕邪恶者，榨取道德价值从而得到满足。最后这个导演让演员直愣愣地盯着观众，令这些自以为清白的看客也认识到自己的虚伪。在这里，导演通过一种爱欲辩证法的方式拒绝道德化，将那些置于道德高低的代表中立客观的看客拖下水，把共同体本身编入一个罪疚链条中。此刻，没有人是无罪的，反过来实现一种平等。鲁迅的《药》中围观砍头的看客，《未麻的部屋》中凝视未麻的观看者，《杀人回忆》中宋康昊转过头看向屏幕外的观众......很多作品便使用了这种手法：杀死他的不是某一位凶手，而是一整个共同体。 
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充满了基督教的仪式情节与传说，渗透了瓦格纳晚期宗教世界观的消极悲观情绪。瓦格纳从昔日的“革命者”，到现在屈膝跪拜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可怜地祈求宗教神秘的慰藉。所以，尼采把瓦格纳看作是一个“颓废”艺术家。然而，瓦格纳仍然是值得拯救的。阿多诺认为《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块反犹主义的土壤，是一个关于犹太人如何通过放弃爱和选择权力给宇宙带来腐败的故事，因为阿尔贝里希、米梅、哈根等等都是犹太人。但这种解读显然是不够的。反犹主义并不代表反现代主义本身，而是代表一种将现代性与社会统合主义相结合的尝试。瓦格纳对现代性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暧昧的态度：他既想享受它的成果，又想避免它的瓦解作用。出于这个原因，他需要一个犹太人。这样，现代性这个抽象的、非人的过程就先被赋予了人的面孔，被识别为一个具体可触的角色。所以，犹太人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终极指涉，而是已经被编码的密文，背后是“原始”的社会对立。《尼伯龙根的指环》最后一幕《诸神的黄昏》，世界在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中结束。否定性是激烈地摧毁旧事物，但，作为辩证法驱力的否定从来不只是摧毁旧事物，同时是在使得新的创造出现。否定性使辩证法成为“绝对反冲”：精神知道了创口就是真实，以及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每一个创口皆是自我施加的。这正是《帕西法尔》的任务，“只有刺出创口的矛，才能治愈创口。”因此，人类主体性的精神，成了政治性的解放力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面的巨大力量”。《云中行走》，从小就拥有杂技表演天赋的菲利普·帕特，为了实现走双子塔的壮举，花了多年的时间做了长期的谋划，在这期间他全身心的沉浸在准备当中，为了研究怎样把钢丝走好，把东西运上去，他学会了很多知识。而在最后走钢丝的那几分钟，他的内心极为平静，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就是世界本身。他为什么要走钢丝？正如他自己回答的那样，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为了做这件事，即完全地沉浸在一整个自己构造的目的论体系之中。在这里，这个大师完全地把自己世界化了，完全地克服了自我中心性而实现了本真的行动。这很容易联想到高考，或者所有的应试考试。有的人在复习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没日没夜地刷题背书看课，这种就是把自己和高考这个目的论体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构筑自己的一个世界，来应对痛苦，把自我进行消解，这样“受苦的我”也就不存在了。《猎凶风河谷》，一名美国土著女孩被发现在怀俄明州的冰天雪地里死亡，而怀俄明州印第安自留区捕猎者科里·兰伯特（他的女儿在三年前也死在风河谷的冰天雪地里）和FBI探员珍·班纳则一起调查这宗谋杀案。而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中，科里与被害女孩的父亲静静地坐在外面，而那位父亲脸上涂着蓝白相间的颜料，他说这是印第安人脸上画的死亡之脸。科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我刚编的。”
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两位“失败的”父亲，为了摆脱失去孩子的创伤，而进行一种自知无意义的纯粹的形式化的仪式——坐在那里与“死亡之脸”，最后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在这里，这种形式越是被你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无意义，它越有作用。创伤的最本质性的内部是仪式性的，一个回溯性建构它的内容的纯形式。当意识精确地切中到形式本身的荒谬性时，我们就可以从生存论的创伤中解脱出来，使得受到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符号学结构得以重新整理。这种形式在世俗宗教中非常常见，比如民间宗教中的烧香拜佛，名义上是向神倾诉自己的罪过，请求宽恕，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安慰罢了。《悬案密码3：信仰的阴谋》的高潮部分， 男主卡尔在一个小屋里，下面都是海水，约翰尼（一个教会的牧师）与玛格丽纳、赛米尔（被牧师绑架）在男主的面前。约翰尼手里拿着剪刀，问卡尔：“你有信仰吗？”卡尔笑着回答：“你被骗了，我没有信仰，我是个无神论者。”约翰尼也笑了：“不，你有信仰，信仰是一种执着，你的执着就是要抓住凶手，而我，就是要破坏你们的信仰，去他妈的狗屁信仰，都是骗人的！”约翰尼告诉卡尔，当年的他是多么的虔诚，当年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但是她的妈妈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拿他们姐弟出气，在他把灵魂卖给恶魔之前，他只记得妈妈用盐酸泼了姐姐，姐姐瞎了眼痛苦的在床上呻吟，而妈妈却在另一个房间睡的心安理得。他拿起妈妈做裁缝时候用的剪刀，毫不犹豫的捅向了妈妈，那天晚上他知道信仰是没用的，他宁愿把灵魂卖给恶魔，也不愿坐在教堂里双手合十。他不仅要证明信仰是没用的，也要证明给其他人看。所以他挑选虔诚的家庭，用信仰威胁他们。约翰尼递给玛格丽纳一把剪刀，“杀了我，投奔恶魔的怀抱”，玛格丽纳不敢抬头，更不敢动刀，约翰尼笑了，“你让我失望了！”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恰恰是极端无神论的。基督的死并不是出自于任何一种救赎或偿还罪债，这无非正是上帝的瓦解。那就是这句名言的意思：“Eli Eli lama sabachthani？”（父亲，你为何弃我于不顾？）当玛格丽纳祈求上帝，当卡尔提出自己代替他们去死时，上帝并没有出现。上帝便是如此，是一个无能的旁观者。基督的启示便在于此：一个人必须用不人道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残酷的冷漠与无意义中，没有更高层次的最终保证。善，只能在这一点上出现。我们的六个例子，可以分为男性性与女性性两组：拒绝道德化、共罪化、绝对反冲代表女性性，女性作为例外否定男性；而世界化、仪式化、无神论代表男性性，一切都服从一个符号学规则。这给出了我们面对痛苦的一条路径：首先走出虚假的封闭的道德框架，与其拉开距离，使得主体能够执行真正的善良与同情的伦理行为。然后，走出公共空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去努力地构造一个世界化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并最后能够克服创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始终意识到仪式的无意义。参考： 福柯《性经验史》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性与失败的绝对》 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 齐泽克：为什么瓦格纳值得拯救？ 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g411T7Jh/?spm_id_from=333.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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