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秦观《鹊桥仙》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热情讴歌了牛郎织女的纯洁爱情，提出真挚的情感可以跨越时空，在乎的是情深义重的质量，可以忽略耳鬓厮磨的数量，可以说是七夕动人的爱情宣言。事实上，七夕不仅是爱情影像，乞巧节、女儿节、晒书节等诸多称谓可见其影像的多重炫目与内涵的丰富多姿。七夕作为一个民俗节日，自汉晋以来传承不歇，民间趋之若鹜地参与，文人乐此不疲地吟咏，对节日而言可谓推波助澜。宋诗日常化、生活化色彩浓厚，民俗节日自然会成为文人关注的中心。宋诗中的七夕影像呈现，七夕文化的批评与反思，文人诗歌的书写特点，本文循此做一讨论，以期揭示七夕民俗和宋诗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宋诗中的七夕民俗影像
宋诗对七夕节俗的描写虽比不上宋人笔记的娓娓道来，巨细不遗，但也部分地展示了集市的热闹繁华与乞巧的热烈慎重。司马光《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云：“帝城秋色新，满市翠帟张。伪物逾百种，烂漫侵数坊。谁家油壁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描写七夕翠帟张布，物品繁多且明艳生动，数量多达百种以上，摆摊设点之多甚至侵入里巷。金碧灿烂的油壁车，价格昂贵的土偶，均令人眼花缭乱。宋祁《七夕》曰：“开秋七夕到佳辰，里俗争夸节物新。”“争”字说明市民的热情高涨，“新”字揭示内心的强烈期待。杨万里《谢余处恭送七夕酒果蜜食化生儿二首》其一曰：“巧楼后夜邀牛女，留钥今朝送化生。节物催人教老去，壶觞拜赐喜先倾。醉眠管得银河鹊，天上归来打六更。”从题目可知七夕友人赠送酒果、蜜食、化生儿以酬佳节，诗中写到儿孙满堂，欢度七夕，乞巧以邀牛郎织女，送化生儿以应节俗，醉眠后自然无暇顾及其他了。
乞巧仪式性的描写，李复《七夕和韵》云：“世间共传牛女喜，绮楼百尺排空起。垂绥插竹动云阴，玉豆珠盘罗飺饵。壶开绿酒净于空，秋满虚庭气如水。儿童不眠看星会，白光奕奕摇飞旆。整衣低首祝深心，未祝焚香先再拜。”搭建高高的彩楼，楼上垂下丝带，庭中插上长长的竹竿，盘中盛满豆子、飺饵，斟上美酒来祭祀牛郎织女。施宿《会稽志》卷一三载：“七夕，立长竹竿于中庭，上设莲花，谓之巧竿，以酒果饼饵祭牛、女，盖乞巧也。”夜晚儿童仰望星空观看二星会合，天空出现白光熠熠生辉时则整顿衣衫，焚香叩拜，然后低头默默祈祷。林杰《乞巧》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民间七夕，家家户户望月而拜，穿针引线以验得巧，几万条的红丝即是明证。宫中乞巧的热烈执着丝毫不减民间，周彦质《宫词》其五一曰：“七夕宫娥设席祈，翠台莲烛静交辉。綵楼逗晓蛛丝满，女伴谁传得巧归。”宫女设席祈祷，翠台莲烛交映生辉，到天快亮时乞巧的蛛丝已经布满彩楼，可见乞巧的虔诚是同样的。仇远《七夕》写到痴迷的小儿女乞巧之态：“痴儿笑月羞眉曲，稚女穿针斗眼明。”王炎《七夕一绝句》提示，青楼女子亦是满怀期待地参与乞巧：“轻云卷箔月钩垂，正是青楼乞巧时。”陈普《七夕》其一曰：“玉果金盘开九州，人间无处匿蛛蟊。天孙今夜鹊桥畔，百亿化身难得周。”诗中写九州大地处处呈列金盘玉果，今夜蛛虫无处藏匿，都被捉来检验乞巧了。七夕之夜的织女更是责任重大，即便化身百千亿都难以周全乞巧女子的心意，笔调冷静而幽默。
（二）文人参与的若即若离，形象的暗淡模糊
七夕民俗活动仪式的参与者主要是女性和儿童，所以宋诗中这两类影像比较真实清晰，至于文人士大夫的影像则较为暗淡和疏浅。李吕《七夕次韵》曰：“儿女欢呼争乞巧，楼台罗列剩传杯。”写孩子们对乞巧积极参与，热烈响应，楼台陈列杯酒，大家竞相传递。陆游《癸丑七夕》云：“风露中庭十丈宽，天河仰视白漫漫。难寻仙客乘槎路，且伴吾儿乞巧盘。秋早时闻桐叶坠，夜凉已怯紵衣单。民无余力年多恶，退士私忧实万端。”没有乞巧场景的具体呈现，只是说仙人登天之路渺茫难寻，姑且陪伴孩子们准备乞巧之杯盘。至于诗歌后面的内容，不过是借此时节来抒发感慨，梧桐叶子飘零的声音，紵衣单薄的感觉，加之年成不好且百姓贫困窘迫，使人忧虑万端，这些均与七夕关系不大。宋代文人的参与也只是未能免俗下的应景，与乞巧主体相比，投入度、热情度明显不足。司马光《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诗的前半客观叙述集市的繁华，土偶的价格不菲，后半全是批评，“织女虽七襄，不能成报章。无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司马光以为，织女虽然一天移动位置七次，却总也织不成布帛。无巧可向她乞求，世人的行为只是徒劳而痴狂。宋人诗歌中呈现的文人参与七夕影像总体暗淡，更多是客观地批评或尖锐地嘲讽这种民俗活动的文人形象。以下，我们来重点讨论文人游离于七夕民俗场景之外的其他书写。
二、宋诗中七夕文化的批评与反思
（一）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怀疑与纠正
民间传说以为，牛郎织女二人结为夫妻，但因牛郎借天帝之钱未还，受到玉帝惩罚，从此夫妻天各一方，一年会面一次。又有喜鹊误传信息，令二人经历长久分别之苦，还有鹊鸟搭桥之说等等。
邵雍《秋怀》三十六首之九云：“周诗云娶妻，《周易》云归妹。七夕世俗情，乞巧儿女态。日暮云雨过，人谓牛女会。云雨本无踪，牛女岂相配。”对七夕牛郎、织女相会表示坚决怀疑，而且斩钉截铁地说，云雨本来无影无踪，牛郎织女又如何匹配？强至《七夕》云：“七月七日暑气徂，此夕何夕乐且娱。世传牵牛会织女，雨洗云路迎霞车。初因乌鹊致语错，经岁一会成阔疏。牛女怒鹊置诸罪，拔毛髠脑如钳奴。星精会合不可诘，我疑此说终诞虚。”牛郎织女相会，天帝降雨为织女洗车。因喜鹊致语错误导致二人只能一年相聚一次，见面稀疏。二人怨怒喜鹊之失，对其实行酷刑，剃其毛发，用铁圈束颈，如同奴隶一般。诗人以为，星宿的会合本不可知，所以牛女的传说终究虚幻荒诞。吴泳《七夕闻鹊》曰：“独有雕陵鹊，造梁河之漘。频年事填河，头秃弗爱身。……缅思成桥事，谩语抑不伦。”传说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不能亲近，只有雕陵鹊年年勤勉填河，头顶尽秃仍然不吝惜自己。诗人以为鹊鸟搭桥虚而不实，抑或不伦不类。宋诗中对鹊鸟搭桥之说以否定居多，当然也不乏认同此理者，韩琦《七夕》“若道营桥真浪说，如何飞鹊尽髠头”，以喜鹊全部是秃头的现象来说明鹊桥之事未必荒诞不经。乌丙安先生指出，在北方大多数地区相传七夕清早家居四周的喜鹊不见踪影，是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七夕以后所见之喜鹊，头顶羽毛都脱掉了，是玉帝惩罚它们的搭桥之举。另一种说法认为，凡是头顶脱毛的喜鹊都是被牛郎织女过桥时踩踏过的神圣好鸟。这些说法，“都是对喜鹊怀有崇敬感激之情，世世代代传承不忘”。相形于文人诗歌，显然民间传说更温馨浪漫，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
（二）对乞巧行为的干预与嘲讽
女性乞巧，承载着心灵手巧的技艺期待和幸福爱情的心理希冀，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的表现是精于女红，女子之擅长女红与男子之富于文才，几乎同等重要。民间少女七夕乞巧的潜在心理动机，跟她们提高自身素质以求得将来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愿望，无疑是分不开的。”而宋诗中对民间的这种心理期待，表现出冷漠的不宽容与严肃的批评。
李廌《七夕》曰：“七夕知何夕，云是牛女期。俚俗具瓜华，阶除儿女嬉。繁星烂煌煌，流月湛沉辉。群儿望鹊桥，桥端七宝帷。……我嗟儿女愚，勤劳徒尔为。巧拙天所赋，乞怜真可嗤。故拙不可厌，吾宁钝如椎。借云得新巧，无乃醇愈漓。吾观天垂象，列星有攸司。牵牛常服箱，织女不下机。牵牛教人巧，积仓岁无饥。织女教人巧，笥箧余裳衣。伊谁询儿女，组绣穷毫厘。年年渡河汉，秋至次舍移。宣淫五云上，此论乃吾欺。吾为牛女辨，欲判千古疑。”传说七夕乃牛郎织女相会之时，民间置办瓜果，打扫阶庭，当繁星灿烂，明月湛辉之际，女子虔诚安静地祈祷自己工巧无比。李廌以为这些女子太过痴愚，巧拙乃上天所赋，殷勤地祈求自然是徒劳可笑的行为，故而自己宁愿钝如椎子。在他看来，列星各有所司。牵牛星常拉车子负重，织女星不下织机。牵牛教人手巧，所以粮仓饱满，民生无饥；织女教人手巧，笥箧里满满都是衣服。牛郎织女一年一度河汉相会，宣扬爱欲于五云之上。民间这些所谓的观念具有欺骗性，诗人的目的很明确，为牛郎、织女辨别，厘清千古疑惑。
七夕节俗，女性是乞巧的中心，乞求心灵手巧，幸福美满，而宋人诗歌由女子乞巧引申到男子的讨“巧”之行为。强至《七夕》云：“又言星能遗人巧，罗列瓜果当庭除。彩丝贯针望星拜，夜深乞巧劳僮愚。……荐绅大夫一巧宦，坐取公相如指呼。间乘巧言惑主听，能改荼蘗成甘腴。纤辞丽曲骋文巧，剜刻圣道无完涂。星如有巧更可乞，益恐薄俗难持扶。我愿星精遗人拙，一变风化犹古初。”诗人道，传言向天星祈求能得巧，故而民间罗列瓜果于庭中，穿针引线望月而拜，劳动僮仆，其实这是很痴愚的行为。缙绅大夫巧于仕宦，猎取富贵轻而易举，以巧佞之言迷惑君主视听，颠倒黑白美丑。文人以华丽的辞藻驰骋巧思，无补圣道。星星真若有巧可乞，恐怕凉薄的风俗难以匡扶。诗人希望星星遗人以笨拙，恢复上古的淳朴之风。
（三）文人依托七夕抒发的其他情感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以团圆相聚的情感力量催生了文人思乡团聚、念远怀人的温柔情愫，李纲《七夕》云：“银河清浅界烟霄，欲渡何须乌鹊桥。今我去家千里远，却怜牛女会今宵。”方夔《七夕织女歌》道：“牛郎咫尺隔天河，鹊桥散后离恨多。……一年一度承君颜，相别相逢比梦间。旧愁未了新愁起，已见红日衔青山。当初谩道仙家别，日远月长不见接。不似人间夫与妻，百岁光阴长会合。”诗人以为，牛郎织女短暂相逢的欢乐，别后是绵绵无尽的相思离愁，新愁旧恨的累加远不如人间夫妻的长相会合。这里同情仙家的爱情不圆满，也对人间平凡的爱情加以肯定。张孝祥《七夕》曰：“去年永州逢七夕，今年衡州逢七夕。往來不敢怨道路，迎送但知惭吏卒。年年七夕有定时，我行属天那得知。东西南北会逢汝，但愿强健无所苦。”借七夕的定时相会抒发自己命运多舛，前途未卜的失意困顿，安康体健成了最基本的诉求。于石《七月七日》云：“玉宇无尘淡月辉，谁传织女夜停机。阮分南北任贫富，河度东西果是非。扪腹有书安用晒，揆心无巧不须祈。逢时且共樽前乐，一笑淋漓酒满衣。”诗中使用阮咸晒衣、郝隆晒腹的典故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阮氏因贫富分居道南、道北，而阮咸安于贫贱。牛郎织女隔河相望，这种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腹中有书何须用晒，心思不巧也无须祈祷。恰遇良时便饮酒欢乐，酣畅淋漓，可见诗人并非纠缠于事实真相，只是逢此佳节尽兴而已，仅仅表达通脱旷达、超然游戏的心态。
三、宋代七夕诗歌的书写特点
宋代的七夕诗歌主题较为多元，表现在对民俗仪式的记录叙述，对历史传说的部分肯定与反思批评，对乞巧行为的便宜附和与不屑一顾，以及借助七夕而抒发的其他情感。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倒也可圈可点。
（一）议论、说理突出
宋人好议论，宋诗以议论见长，宋代七夕诗歌亦如是。张耒《七夕歌》云：“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纤成云雾紫星衣，辛苦无欢容不理。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与牵牛夫。自从嫁得废织纴，绿鬓云鬟朝暮梳。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理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见，七月七日桥边渡。别长会少知奈何，却悔从来欢爱多。匆匆万事说不尽，烛龙已驾随羲和。河边灵官催晓发，令严不管轻离别。空将泪作雨滂沱，泪痕有尽愁无歇。我言织女君莫叹，天地无穷会相见。犹胜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这首七言古体诗笔调颇为幽默滑稽，写织女乃天帝之子，辛勤织布且任劳任怨，玉帝怜其孤独寂寞，将其许配牵牛为妻。自此之后织女废弃女红，天天梳妆打扮，贪图欢乐不归天庭。玉帝降下惩罚，令二人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相聚。自此之后二人见少别长，短暂的相聚，匆匆之间万事诉说不尽已被催促离开，眼泪化作滂沱大雨，眼泪有尽而愁情依然无法停歇。此诗虽有附会杜撰之嫌，但也不乏同情与理解。诗人感慨世人不要悲叹织女命运的不通，因为天地无穷无尽二人总有相见之期，还是优于夜夜孤眠广寒宫终生未嫁的嫦娥。
刘敞《和圣俞织女无耻羞》曰：“织女有耻羞，岁一过牵牛。暂来已遽往，光景不少留。会合一何亟，离别一何修。不知灵匹意，正使今人愁。河汉清且广，风波无时休。蹇修古不存，乌鹊相为谋。理拙心莫同，谁令结绸缪。蛾眉坐自老，纨扇空悲秋。”由织女牛郎短暂的会合、长久的别离来感叹爱情的不圆满。蹇修不存，只有乌鹊为之出谋划策，但是道理不能阐明，心意无法相通，谁能令此永结同心呢? 结尾以女子无人宠幸而美人迟暮，纨扇遇秋而无所用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希冀。
（二）幽默诙谐，游戏翻案十足
一般而言，民间将牛郎织女标榜为忠贞不渝的爱情楷模，“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他们“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梅尧臣《七夕咏怀》则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其诗曰：“织女无耻羞，年年嫁牵牛。牵牛苦娶妇，娶妇不解留。来往一夕光，奕奕河汉秋。轻传人世巧，未知何时休。喜鹊头无毛，截云驾车辀。老鸦少斟酌，死欲同造舟。明月不到晓，是夜曲如钩。天意与物理，注错将何求。尝闻阮家儿，犊鼻竹竿头。人生自有分，岂媿曝衣楼。”梅氏将织女塑造成没有羞耻感的形象，牛郎则成为饱受别离之苦的受害者，喜鹊、老鸦都为二人一年一度的相会而无怨无悔地奉献。既然天意如此，注定错误就坦然接受。贫穷的阮咸自晒大布犊鼻泰然自若，天命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好愧疚的了。诗中戏谑翻案的成分颇足，表明宋人不落俗套的创新思维。
张扩《药名七夕行》曰：“云斾萎蕤霞作裾，风静半天河有无。同盘夜结合欢带，织女新嫁牵牛夫。古今此会从容少，百合未谐甘草草。预知仔细属明年，续断犹胜弓弩弦。”这首诗值得关注，以药名入诗贴切合理，委婉曲折地表达人情物理。药名有“续断”“从容”“百合”“甘草”“牵牛”“合欢”“萎蕤”等，写牛郎织女相会之短暂，百年好合未能如愿，但断断续续地相会仍然胜过没有相聚。诗中也充分表现了宋人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郑刚中《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日戏成一诗简牛郎织女云》：“今夕知何夕，织女逢牵牛。云軿拥高汉，仙事传风流。人间适焦窘，龟兆生田畴。当时大军后，皆抱糠籺忧。我劝二星者，鹊桥无谩游。曷不攀天河，驾浪鞭龙头。共化油然云，白雨淋九州。无庸事机巧，下副儿女求。良宵幸款曲，愿尔深自谋。无令一年中，虚烦天地秋。”戏谑牛郎织女二星不要只顾自己鹊桥浪漫贪欢，要关注百姓疾苦。如今天降大旱，田畴干裂，百姓饥饿，二星不如到天河驾浪鞭打龙头，让其降下雨露滋润九州，不要从事机巧没用的事蛊惑天下痴儿愚女。诗歌以游戏笔调责之二星，希望他们好好打算，舍小我而成就大众，体现了宋代文人诙谐幽默的心态、关心民生天下的情怀。当然责之二星鞭龙降雨以解民忧，还是与织女主瓜果、丰收的神性相关，萧放《七夕节俗的文化变迁》以为，祈年、祈福、祈子嗣的习俗一直成为后世七夕习俗的核心之一。
四、七夕民俗与宋诗之关系
民俗是社会生活中稳定传承的文化，人们沐浴在它的气场中，受它引领，被它感动，每个时代又滋生出一些新的内容和花样，以增强解决人们心理问题、实际问题的功能。宋代七夕，节前准备充分而慎重，互赠礼物，以沟通情谊的互助方式增强乞巧的成功。特别是乞巧之物繁侈新颖，与求子习俗密切相关的摩睺罗孩儿像、种生、花瓜等大量同时出现，这是截然不同于前代的，刘宗迪《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以为，“一个小小的来自异域的泥偶，居然令宋代上到天子王公，下到市民士庶，不分妇孺老幼、士农工商，皆颠倒痴迷，趋之若狂”，与水上浮、谷板、花瓜、种生等七夕物“在宋代七夕的同时出场”，其象征意味在于祈求和促进农作物丰收增殖，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与求子相关。
诗歌是记录生活、反思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因作家眼光、时代精神、审美风尚的影响，作品或浪漫或理智，强调个性批判。七夕民俗为宋代诗歌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沦为诗歌反思批评的对象。宋代诗歌对七夕民俗的表现与反映，并没有超出《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都市笔记的记载，生动性、形象性也打了折扣。前引李复《七夕和韵》有云：“世间共传牛女喜，绮楼百尺排空起。垂绥插竹动云阴，玉豆珠盘罗飺饵。壶开绿酒净于空，秋满虚庭气如水。儿童不眠看星会，白光奕奕摇飞旆。整衣低首祝深心，未祝焚香先再拜。”这种搭彩楼、立巧竿、列乞巧物，以美酒酬节；儿童观看，女子焚香，虔诚祈祷的细致描写可谓凤毛麟角。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七夕口占》云：“三秋灵匹此宵期，万古传闻果是非。免俗未能还自笑，金针乞得巧丝归。”描述十分简单，乞巧的具体行为如何并没有呈现。朱氏另一首《七夕》：“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那得工夫赐巧丝。”告诉人们织女此时正在天上贪欢享受，哪里有工夫赐予虔诚的女子以巧丝呢。一方面是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是未能免俗的参与。
女性作家的书写如此简单了了，何况男性作家。宋代的七夕诗歌并没有更多聚焦在七夕乞巧的场面盛大，民众虔诚狂热的行为层面，而是表达对牛郎织女匹配、喜鹊搭桥等传说的认真反思，对乞巧功用的清醒认识，一定程度上移风易俗的期望，议论说教色彩浓厚。如司马光《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面对“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的奢靡现象批评道：“安知杼轴劳，何物为蚕桑。纷华不足悦，浮侈真可伤。”以儒家的立场批评了民俗的痴狂愚昧。刘宰《七夕》：“乞得巧多成底事，祗堪装点嫁衣裳。”认为女子乞巧的功用不大，仅仅是装点嫁衣而已。理学家魏了翁《七夕有赋》云：“不知谁为乞巧者，乃谓天孙执其权。天孙能襄不能报，世閒之拙无加焉。痴儿騃女竞针缕，高楼大第迷管弦。汉魏以来用一律，无人出语扶其颠。……敢因良会追往事，更发此义声余冤。”诗人指出，传言织女执掌灵巧之权，织女虽然每天移动但从未织出布来，世间之愚拙没有比她更厉害的了。痴愚的女子竞相穿针引线，高楼大宅的人们沉溺于管弦之乐，汉魏以来旧说沿袭而无人纠正。诗人借此良辰来陈述事实，启人心智，字里行间流露出正本清源的味道。
民俗节日消除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焦虑紧张、无助失望，把生命的渴求、灰色的人生变得可以等待，值得期待。客观地讲，宋代诗歌对七夕民俗的描写现场情境感不强，引人入胜或栩栩如生是有所欠缺的，缘于宋代七夕民俗的重心在于乞巧和生儿育女，而这些行为的主体是女性。面对节日的特殊内涵以及鲜明的角色限定，男性作家的参与显得冷淡随意，冷眼旁观。诚如孙觌所言：“穿针结缕非吾事，不上天孙乞巧楼。”（《寄题四明吴勰拙轩二首》其一）甚至对女子乞巧的行为和心理颇不以为然，表现出理解同情的冷漠和缺失。加之宋代文人的怀疑精神较强，学究气浓厚，宋代理学的影响渗透，宋人收敛的心性特点等，使得宋代七夕诗歌议论性突出，说教色彩明显，虽然也不乏翻案与游戏，总体而言与唐代相比还是略显逊色和乏于光彩。民俗的生长土壤主要在民间，所以它的保守性和稳定性较强，狂热得真实。诗歌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夫，诗歌的功能在于言志和交际，强调创作个性和理性思维，加之文学题材的继承性，时代精神等因素，使得宋代七夕诗歌稍显理智得矫情。
原题为《宋诗中的七夕书写》
选摘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