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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年人类的发展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从万邦林立的聚落发展到现在的中国。近年来，伴随着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远古先民所创造的文明有了新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向公众展示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科学地揭示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晋界”讲坛特推出十期“中华文明起源”系列讲座。作为这一系列讲座的第一场，我们为观众带来“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主题讲座，主讲人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高老师长期从事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现代人类的起源与适应、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生存方式等，发表有学术、科普作品300多篇。 本场讲座高老师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根基溯源至旧石器时代，用考古材料展现了先民们生存繁衍的篇章。 精彩内容回顾 01 中华大地人类肇始 亚洲曾经是早期灵长类演化的乐园，但始新世—渐新世环境剧变的“演化滤器”作用使灵长类的演化轨迹发生改变。类人猿的演化中心由亚洲转向非洲，这解释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旧大陆类人猿冠类群为何起源于非洲而不是亚洲。 3400万年前全球气候急剧变冷，经历这个“演化滤器”之后，亚洲的类人猿走向了灭绝，而非洲的类人猿却走向繁盛，最终在非洲演化出猕猴和叶猴等旧大陆猴类、各种猿类以及人类。 中国和印尼、格鲁吉亚的化石材料表明，早期人类在距今200多万年前开始出现在亚洲，是第一波走出非洲的人类。  古人类迁徙图 02 东方古人类生生不息 上世纪30-40年代，魏敦瑞(Weidenreich)研究发现，北京猿人与现生华北人有一系列相似的特征，包括头骨正中矢状脊及其两边凹陷，有印加骨、颧骨颧面和额蝶前突，眼眶下缘圆形，有下颌圆枕、铲形门齿等，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 其后魏敦瑞又提出在东亚、欧洲、非洲和东南亚—澳洲存在四个人类演化世系，并在东亚世系上标出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蒙古人种的承继关系。 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遗址相继发现时代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吴汝康据此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地区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 上世纪60-70年代，在云南元谋、贵州桐梓、湖北建始、陕西蓝田等地发现更多早期人类化石。吴新智等通过对中国人类化石的综合分析，指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包括有矢状脊，面部突出，颧骨高而前突，阔鼻，上门齿呈铲形，有下颌圆枕等，认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并首次提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在中国发现的支持连续演化的人类化石证据 1984年，Wolpoff、Wu XZ、Thorne 在对比世界各地的人类化石材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现代人“多地区进化”的理论, 主张世界上四大“人种”都与本地区更古老的人群不可分割。 1998年，吴新智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03 华夏旧石器文化薪火相传 从旧大陆石器技术特点和发展过程上看, 中国—东亚存在有别于西方、连续发展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 表明东亚的主体人群没有中断或被整体替代过。  在陕西蓝田上陈地区发现的可能为 212万年前的石制品 中国—东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脉相承并有别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 1.就地取材，方法多样。主要采用脉石英、石英岩、白云岩、燧石团块、砂岩、火山角砾岩等材料制作工具。就地取材，对多种石材皆加以利用，采备方法简单、实用、多样（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摔碰法、投击法等）。 2.制作简朴，加工随意。剥片技术的总体特点是机会性和随意性，对石核基本不做预制和修理。加工技术也以简单、随意为特征，对坯材加工程度浅，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两面技术、勒瓦娄洼技术、软锤技术、压制技术等规范、复杂制作方法在大部分地区和时段不发达。 3.器类有限，变异性大。经常被贴上“砍砸器传统”、“砾石石器传统”、“简单石核—石片工业”的标签。 4.南北分异，具有地区变异性。北方以小石片工具为主，南方由大型砾石石器主导。 5.发展缓慢，传统稳定。相对于旧大陆西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变化，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演进缓慢，并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稳定性与继承性。 6.“西方元素”寥若晨星。阿舍利文化体系（手斧）、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遗存局部存在、昙花一现；细石叶遗存分布相对广泛，但源头存在争议。西方元素未发生对传统技术体系的明显改造与置换。 04交流与融合铸成现代族群 最近30多年间，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在中国，围绕“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形成两派针锋相对的学术阵营，进行着激烈的论辩。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古人类学（化石证据）、分子生物学（遗传证据）和考古学（文化证据）。  “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对比 古遗传学过去十年的发展表明，现代人在全新物种—智人的出现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系统发育学意义上的起源，因此，解剖学、行为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相同且单一事件的结果。三个方面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各自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发展出来，直到晚更新世的人口变化才使三者相互关联起来。 东亚古人类的体质演化具有独特性，地区连续性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是主旋律，现代性状随时间流逝而增强。 05 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形成的机理 1.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古人群充分利用大自然的便利条件，选择近水、向阳、易于获取石器原料和食物资源的环境生存。制作石器的原料就地取材，剥制石片时很少做预制处理，对工具加工简单随意，不追求规范化和精致化，一器多用，经常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这与旧大陆西部古人类用两面技术系统制作对称的手斧，用勒瓦娄哇技术以特定流程预制石核、剥制标准化的石片，在经过预制的石核上以固定方向剥制长薄、两侧平行的石叶等做法相比，显示出不同的思维和技术追求。 2.低限开发资源，与环境维持和谐。在资源利用方面很少刻意寻找优质石器原料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所使用的石器主要用于加工、砍伐、挖掘和肢解动物。所拥有的尖锋利刃、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工具稀少，过度捕杀猎物的证据很少。这些表明华夏先民对可用资源仅做浅程度的开发，在客观上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 3.不断迁徙，趋利避害。多数遗址为短暂占据，出土遗物丰度相对小，表明东方古人群不断迁徙移动。当一个地区的资源（主要是食物）趋于贫乏时，随即迁移以寻找新的资源。这种栖居方式增强了先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致从而导致生态灾难，也不强迫技术和文化发生重大改进和调整，以便开发利用难于得到的资源。这样的后果之一是简单工具可以维持生计，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 4.简便务实。主要表现在就近取材、不刻意寻找优质原料，对工具只进行简单的加工，不追求标准化与美学效果，说明文化的主体人群采用了十分简便、务实的生产生活策略。 5.机动灵活。主要表现在因材施法，即根据原料特点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例如北京猿人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这种方法对周口店地区质劣而量丰的脉石英材料有其合理性，而在三峡地区面对大量圆钝、扁平、锤击着力点不易确定的河卵石，晚更新世人类则用摔碰法将其一分为二，从而为进一步剥片和加工奠定基础。这体现了先民灵活变通的聪明才智。 
 长江三峡的摔碰石片 6.进取创新，发展增益。透过石器文化缓慢发展的表层，我们仍可在中国—东亚古人类身上看到进取、创新、不断演进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克服劣质石器原料的困难和剥片技术不断成熟、石器加工不断精良、开发利用不同材质原料等方面，例如北京猿人从早期到晚期，锤击技术逐渐取代了砸击技术。  锤击法  锤击石片 7.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国地理位置虽相对独立但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离，人群迁徙、交流时有发生。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相互渗透，南方砾石石器体系中夹杂少量具有西方阿舍利技术特点的石制品组合，北方小石片石器文化同来自西方与北方的莫斯特、石叶技术遗存并存，且出现装饰品等源自西方的文化元素，都说明东方古人类的开放包容，对外来人群与文化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学习吸收，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06结语 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保持了行为和技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总体上继承多于创新，形成独特、渐变的演化格局。这应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方面，这里的主体人群生生不息，沿绵不绝，其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前后承继的演化关系，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异族”文化，但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强势面前消弭于无形。 另一方面，这里的人类在长期的适应生存过程中找到了一整套适合本地区生态特点的生存方略，核心点是因地制宜，务实简便，以不断的迁徙移动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浅程度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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