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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清:陈布雷的自全之道和难言之痛(2)

 兰州家长 2023-08-23 发布于甘肃

在国民党内,陈布雷好像一个“孤家寡人”。他既不是CC,又不是复兴社,更不属于政学系和孔、宋家族。

外界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宦官头子”,“炙手可热”,而他自己,却时常发牢骚,说自己既“无权”,又“无势”。

抗战结束后,《三民主义半月刊》搬回南京没有房子办公,我去找他,只见他也没有住房,没有家具。他说,人家正在逼他搬家,逼他归还家具。

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陈布雷曾对我大骂过陈果夫、陈立夫。他说:

“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所以在他们办合作金库时,以我为监事,我是拒绝接受的。他们开会,我也没有到过。”

陈布雷的身体很坏,一望而知其为“病夫”。在重庆时,我曾劝他注意营养,他说:“我的营养已经很够,如果以抗战时期定量分配来讲,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人。”

接着又说:“我每天除正餐以外,蒋夫人还送我一磅牛奶。”我劝他抽空去看看戏,他摇摇头,说:“我不能走路,现在汽油困难,坐车子去戏院,人家不讲话,自己也难为情。”

抗战时期,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做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宋美龄曾为此责备陈太顽固。

陈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摆在礼堂上也太不像样子。”他身体矮小,瘦弱。见了人,身体好像站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似的。

“我的志愿,一直是想做蒋先生的私人秘书。”有一次,他这样说,“当蒋先生北伐以后到上海第一次和我见面时是这样,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对蒋先生这样讲时,蒋先生说:'那我怎么敢当呢?’我说:'你是全国的领袖,我做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怎么说不敢当呢!’”

他想了想,又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以后蒋先生要我定居南京,情不可却,才住了下来。”

后来,蒋要他做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在蒋兼任教育部长时,曾要他当教育次长。他说:“这都不是我的志愿。”

1948年10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的一次大会上说:九一八以后十七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

过了不久,到同年11月8日,蒋又召集所谓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讲话,其中提到:“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据说,陈布雷看到这句话以后,顿时吓呆了。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陈想略去这句话,蒋坚持非保留不可。四天以后,即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就陈布雷来说,也许这是他对蒋的“死节”,或是“尸谏”;但对蒋介石来说,陈的死对他毫无触动,他依然故我,坚持与人民为敌直到最后。

陈死后,蒋不许发表他的遗言,几经力争,才发表了一部分。报纸上说,陈死之后,蒋介石亲自去看过。据我所知,宋美龄是去过的,但现场并没有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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