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恐龙抗狼”和《罗刹海市》两支神曲爆火，成为当下生活中的现象级事件。除了各种翻唱、改编，“恐龙抗狼”还一些官方媒体当做重大宣传视频的背景音乐，据说“非常上头”。《罗刹海市》则反复被大众——其中不乏一些专业人士——讨论，甚至进入了首尔大学的课堂！ 在探讨这两则作品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两个问题：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最珍视的能力是什么？当代艺术为何如此离谱？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能给出答案：理性。 自从西方世界经历文艺复兴之后，理性精神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支柱，它带来了科技发展，经济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直到今天，全球依然在享受理性精神带来的成果，并且继续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高歌猛进。因为有了理性精神，我们学会了从客观立场考察事物，知道了从系统角度，又分层次看待问题；知道了建立概念，并严密推理；知道了既要精准分析，又要能模糊把握；知道要站在巨人肩上，又要锤死权威。 自然而然，理性精神还有最可宝贵的一点：告诉人们要考察和怀疑理性精神自身，因为没有不变的真理。  卡尔·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现剩余价值理论，说资本来到世间，疯狂追逐剩余价值，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获取、逐利尽最大可能赚钱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者缓解。”不信你看，资本主义“建立了高度形式化的法律体系，政治上是官僚科层的行政体制，道德上从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道德变为基于职业的普遍道德标准。”古典理论热衷于建立概念，而后现代主义学者福柯则说根本没有什么静态的概念，古代的监狱和现代的监狱一样吗？哪里有一个古代和现代通用的监狱概念？同理，国家、民主、政治、文艺这些概念都站得住脚吗？这样的疑问，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精神用两千多年时间建立起的理论大厦，所有都概念得用新的方法推倒重来。这是何等的破坏，又是何等的勇气！ 理性精神永用打破信仰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尊重和信仰。 这样，我们发现了现代精神中的一种非常明显的特质：对现实存在的否定。现代文艺也具有这种品质。  蒲松龄写《罗刹海市》，马骥是个美男子，能歌善舞。却因为意外来到了一个以丑为美的罗刹国。这里，长得越丑，越受尊重，官职越高。罗刹国的相国就活脱脱是一副驴的长相。而越像人的地位越低，甚至被排挤，没有办法只能逃遁到深山老林里去。蒲松龄写这篇小说，自然有他讽喻时局、针砭现实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限于蒲松龄的时代，作者的目的肯定不是追求思想解放的，他只是讽刺封建社会和官场的不合理现象，和现代艺术没有关系。 而到了刀郎的手里，《罗刹海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品对简化了环境和人物、情节，另外创造了新的环境、人物、情节。还在罗刹国，但是地名叫“一丘河”“苟苟营”，人物除了马骥，出现了“马户”“又鸟”，还有关于它们的一些描写和情节。从总体上看，作者采用了一种嘲弄的口吻，“一丘河”“苟苟营”“花场”“诨名”“转腚”“粉嘴”“驴”“鸡”“草鸡”“司晨”“煤蛋儿”“险滩”“恶地”的等词语就具有很明显的讽刺意味；一些议论性的句子又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倾向。大体上作者嘲弄了一个让“风流倜傥”的马骥受到排挤、淫邪势力横行当道的下流、下作的生态环境。这和蒲松龄的作品大异其趣。  这首歌到底在写什么？网上有大量的解读，众说纷纭。有“身世说”，认为这是刀郎歌手生涯遭遇的写照；有“社会说”，说刀郎是借罗刹国讽刺社会现实。这个时候，刀郎自己说什么，也都会受到大众的审视和猜疑。刀郎创作了《罗刹海市》，但是要怎么解释它，不是刀郎的事，或者说，刀郎解释了也不算！就是刀郎解释了，我们也怀疑他要么言不由衷、要么故意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作者已经不可靠了。作品的解释权完全交到了听众和读者的手中，需要他们发挥才智去进行二次创作了。这种现象完全符合“接受美学”的理论——作品的意义是在阅读中构建的。 那么，何以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符号系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隐喻。歌词中用了大量的拆字、谐音手法，意义难以确定；虚拟的人物又还有多义性，可以和现实中的多种人物和身份相对应，使得作品不能够用简单的某一种意义去解释。我们常认为歌曲是抒情的，但是这篇作品在抒情的同时，实现了比抒情更多的信息传递功能。这是这篇作品对常规歌曲的一种颠覆，也颠覆了我们对歌曲的一般认识，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2、破碎。歌曲本就受体裁的限制，不能系统叙事、抒情，具有跳跃性。《罗刹海市》则更为破碎。一个基于历史题材的作品，经过作者的大幅度改造，既难以和历史发生关联，又难以和现实发生关联，而且本身“破破烂烂”“千疮百孔”“无头无尾”，只有一些有意义的碎片，让听众在意义碎片的汪洋里捕捉、拼凑、缝合。这是对听众被动接受的传统的否定，因而调动了听众的热情，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 3、拼接。破碎的内容需要作者借用种种手段加以组合，形成一定的意义组合，才便于听众接受。在歌词的结尾出现的“维特根斯坦”就是这篇作品意义上的“弥缝剂”。维特根斯坦主张“对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他在结尾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向听众表明此曲是“不可言说”的。然而，作者很可能料到，维特根斯坦的出现，让中西、古今结合交错在一起，会取得一种斑驳陆离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反向刺激听众，激发他们探求作品意义的愿望，实现“不说而说”的阳谋。  这下，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当代艺术为何如此离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理性精神在作怪。 先看一种反常识的现象：我们都知道“白马是马”。可是，历史上有哪个人因为说过“白马是马”而名留青史呢？没有。反而有一位说“白马非马”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公孙龙。从表面看，持正确观点的人湮没无闻，而持错误观点的人名留青史，这不是很荒谬吗？其实，认可现实、接受现实其实不能促进人们的创造——大家认为理应如此。这其实是反理性的。公孙龙不是因为他的结论伟大，而是因为他对常识的反思而伟大，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现在去看“恐龙抗狼”，我们就明白了，只有对原有作品的意义完全消解，才能够赋予它新的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的“恐龙抗狼”才是新意义的起点。同样，也只有旧的形式消解了，我们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不成熟、不完美的地方，让对艺术疏离的人然感到“离谱”。我们要做的是让探索不要过于离谱，并且产生适当的对大众评价的免疫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