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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玉璧论璧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邓淑苹  提要 在中国古代玉璧萌芽自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过六、七千年的发展，到了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随着国力扩张、文化提升，玉器文化高度发展，玉璧是最重要的器类之一。关于汉代玉璧的研究虽已不少，但仍留下若干待解的议题。笔者按纹饰将汉代玉璧分为四类九种，又依据考古现象及文献记载将玉璧的功能分为三类十一种，试图分析玉璧纹饰及功能的对应关系，更对玉璧的多样性功能逐步发展的经过略作简述。 从良渚文化晚期（公元前2600至前2300年）玉璧上所刻的通神密码的布局，以及《周髀》中的“七衡图”可知，不论最初小圆璧可能只是单纯的饰物，但发展到具礼制意义的玉璧时，璧的创形理念，可能是人们对宇宙认知中太阳在天空行移的轨迹，也就是“黄道”，或称为“光道”；随着文化发展，先民对天象的认识渐趋丰富，人们观察北天极的二十八个星宿可分为四个象，与农业社会观象授时的季节、方位有关；更将这种时空运行变化规律用图像符号等象征手段表现，发展出四灵图像，汉代时四灵图像十分流行，多装饰在象征天体的空间中或器物上，四灵纹璧即是此一潮流中最具代表的文物之一。 经过中世纪时本土文化的沉寂，宋代新儒学（理学）运动兴起后，文人重新审视最远古、最本土的思想与信仰，雕有龙、虎纹饰的玉璧再度受到重视。玉璧，在历史的洪流中永远不被淘汰，这个神秘的器物，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的崇高地位。  東漢晚期 四灵纹“延年”璧 原清宫旧藏 （同图四六） 一 汉代玉璧的分类 暂不论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尔他文化（Mal'ta-Buret' culture）遗址，曾出土闪玉（nephrite）及蛇纹石(serpentine) 制作的小璧，[1]目前在中国境内史前小玉璧已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小南山文化（约公元前7000至前6000年）。[2]此后，在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里玉璧文化得以高度发展，[3]商（约公元前1600至前1046年）、周（约公元前1046至前221年）两代，玉璧依旧是重要礼器。换言之，在进入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前，玉器已经有约七千年的发展，随着汉帝国势力扩张，文化提升，玉器文化也有高度发展。据徐琳2012年统计，当时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有三万余座，但出土玉器的墓葬不到千座，且大多集中在已发现的百余座诸侯王及列侯级墓葬中。[4]在各类玉器中，璧是数量最多、意义最重要的一类。墓葬之外还有祭祀坑，璧也是祭坑中最常见的祭器。 卢兆荫《略论汉代的玉璧》与李银德《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是较全面探讨汉代玉璧的学术论述，[5]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汉代玉璧的功能有：祭祀、朝贺、纳聘、馈赠、贡献、传世宝、装饰、丧葬等。 大致而言，西汉大体承袭秦代及先秦的用玉制度，而在器类上加以简化，礼制用玉主要是璧、圭两类。根据《史记》可知，汉代天子用玉圭祭祀“上帝宗庙”；用玉璧祭祀天神“泰一”；用圭币（玉圭配以束帛）祭祀重要的山川；黄河决口时，要投以玉璧祭祀水神。[6]汉宣帝时，在宫中供奉“玉宝璧”。[7]汉武帝曾以“束帛加璧”为瑞玉，招聘申公。[8]东汉承袭西汉的制度，仍以圭、璧为主要的礼仪用玉。皇帝执圭璧礼天地，以玉璧纳聘皇后。[9]汉代每年正月朔旦朝贺，诸侯王、列侯都要执玉璧，这些玉璧是少府发放的。[10]这些文献均已有过翔实的论述。[11]为节省篇幅，本文不多作转引。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记载虽多，但有关这些玉璧的纹饰与尺寸的记载却非常稀少，仅《史记‧孝武本纪》记载，皇帝祭祀泰一时：“有司奉瑄玉”；根据《尔雅》、《说文》可知，“瑄”就是六寸大的玉璧。汉代的一寸，约为今日2.3厘米，[12]那么“瑄玉”就是直径近14厘米的玉璧。这在汉代是很常见的玉璧尺寸，但是文献并未告诉我们“瑄玉”上雕琢什么样的花纹。 清人王先谦为《后汉书‧皇后纪（下）》作集解时，引了《汉杂事》的记载“以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元（玄）纁谷璧，以章典礼。”据此，学者认为汉代皇帝纳聘皇后时，要用谷纹璧。[13] 综上所述，汉代有关玉璧的文献不少，但多仅记录各种用途，对于玉璧的纹饰、尺寸与功能的对应关系，却鲜少叙及。本文将考古出土及传世可靠的汉代玉璧分为四大类： （一）、素璧，包括全素，以及仅在孔边及外缘各雕一圈弦纹的共两种。 （二）、几何纹璧，包括：谷纹璧、蒲纹璧、乳丁纹璧三种。 （三）、复合纹璧，[14]包括：双身合首夔龙纹璧[15]及凤纹璧。 （四）、镂雕及出廓神灵动物纹璧，其中有的已发展成四灵纹璧。 除了几何纹璧中的乳丁纹璧出现较迟，约始见于西汉晚期，流行于东汉，此外，各种玉璧都是战国时期已出现的，素璧更可溯源自新石器时代。下文拟分节从考古出土数据，探讨各类玉璧的功能及意义。 学界对于西汉、东汉的分期说法纷纭，本文的分期如下表。[16]  二 汉代的素璧 汉代皇陵附近的祭祀遗址中常出土尺寸较小，直径在10厘米之内，甚至不到5厘米的素璧，质地或为泛青灰色的闪玉（Nephrite）、或为白色方解石（Calcite，俗称“大理石”“汉白玉”）。如图一出土于汉景帝阳陵建筑遗址，图二出土于阳陵东侧18号从葬坑；[17]西汉武帝的宠幸李夫人墓旁曾出土石圭140件、石璧90件，璧径约5-6厘米。[18]
图一 西汉 石璧（二件）
直径9.2孔径2.6厚0.4厘米 汉景帝阳陵18号从葬坑出土 西汉昭帝平陵陵园内出土两组玉圭、玉璧，都是以多件圭围绕一件璧的方式铺排，图三为其中一组。[19]西汉宣帝杜陵曾出土石圭、石璧。[20]汉武帝茂陵的礼制建筑白鹤馆，也曾出土数量较多的玉圭、玉璧，[21]这些多是当初礼仪祭祀活动后埋入的。  圖三 西漢 玉璧、玉圭（一組） 漢昭帝平陵陵園內出土 璧：直徑4.5 孔徑0.7 厚0.4厘米 圭：高9.2寬2.3厚0.3-0.5厘米 汉代的素璧也有超过10厘米的，可出于祭祀遗址，也可出于墓葬。甘肃礼县西北海拔约1700米的鸾亭山山顶，可能是汉代祭祀昊天上帝及日月星辰的“西畤”遗址，出土十一套组合完整的玉器，共51件，器类有三种：圭、璧、人像，所用的璧有二类，白色方解石制作的素璧（图四），以及青绿色闪玉雕琢的复合纹璧。直径多为13-14厘米，也有径达22厘米者（详后）。[22]据考证主要是西汉时期遗留。[23]  图四 西汉 白石璧2件 白石圭1件 甘肃礼县鸾亭山祭天遗址出土 陕西华阴县华山脚下曾出土若干件玉圭和七件玉石璧，其中三件素璧直径均超过10厘米，（图五、六）还有四件谷纹璧（原报导称为“涡纹璧”“蒲格涡纹璧”）。据考证为西汉武帝时建集灵宫祭祀华山的祭玉。[24]  图五 西汉 玉璧 直径13.4 孔径5.3 厚0.6厘米 西汉集灵宫遗址出土  图六 西汉 石璧 直径13.3 孔径5 厚0.8厘米 西汉集灵宫遗址出土 墓葬中出土素璧不多，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贴饰在漆棺外壁，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王妃窦绾漆棺上就镶了26块素璧，外径或13.8-14.2厘米，或25.8厘米。[25] 二、放在墓主头端，目前仅一例，即大连普兰店市西汉晚期墓出土玉璧与玉覆面。报导称玉璧“位于头骨北侧，直接落于棺底之上”；璧上有一层“皮革类（？）的腐朽物”，其它被认为是玉覆面的零件玉片与小玉圭，分散在附近。经复原，则如图七所示，圆璧在玉覆面的上方。[26]笔者曾亲赴沈阳检视实物。[27] 三、可能为皇帝赏赐臣属的赗礼，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王墓棺椁之间的素璧（图八），[28]及出土于东汉末年曹操高陵的玉石璧（图九）。[29]  图七 西汉晚期 玉璧（直径9.6厘米）与玉覆面 大连普兰店市出土  图八 西汉 玉素璧 直径14 孔径2.5 厚0.3厘米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棺椁之间出土 为图一〇平面图中第107号（编号1:5107） 图九 东汉末 玉石璧 直径28.8 孔径7.2 厚1.1厘米 曹操高陵出土 《礼记‧杂记上》中记载，贵族去世后，他的国君即派遣使者手执着璧送来给亡者口含之物；另派使者手执着圭，送来丧礼的礼物，这些璧与圭也为丧家所有。[30]虽然《礼记》所记多为战国时代的礼俗，但从战国到汉代，许多礼俗一脉相承。《史记‧世家‧卷六十》记录了汉武帝的宠幸王夫人过世后，皇帝遣使者“奉璧一”，追封她“齐王太后”的谥号。[31]《后汉书‧志‧志第六》仍记载诸侯王、列侯等过世后，“天子使者赠璧帛”。[32]以上史料证明西、东汉时，仍遵守天子派使者致赠玉璧给皇室成员及诸侯王、列侯等作为赗礼的传统。很难得的是在近日考古资料中，也找到了实证。长沙渔阳西汉墓出土的木楬上，清楚地写了“陛下所以赗物青璧三”。[33] 前文曾述及《汉杂事》有“谷璧”一词；长沙渔阳西汉墓木楬所书“青璧”一词仅形容色泽并未形容纹饰。东汉末年丞相曹操自封“魏王”，他提倡薄葬，墓葬中应该没有装饰用或丧葬用的玉璧，所出土三件尺寸相同的，在内、外边缘处，各刻一道弦纹的素璧（图九）可能是必须随墓主入葬的皇帝赏赐之赗礼。[34]由此推估，汉代皇帝赗礼所用的“青璧”极可能是全然光素或仅刻简单弦纹。 中山靖王墓出土物繁多，且层迭关系复杂，经笔者核对报告中的纪录，并请教发掘人卢兆荫先生，才对棺椁之间平面图有了清楚的了解。该墓棺椁之间共出有五件璧，在图一〇平面图中自上而下编号为：48, 98, 107, 225, 94。素璧是编号107者。在其旁及放置三件玉圭，[35]平面图列出96,95二件，另一件编号226玉圭被压在编号96玉圭之下。[36]玉圭是代表墓主人身份的礼器，或因此故，放在最靠近素璧的位置。 图一〇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棺椁之间局部平面图 显示48,94,98,107四件玉璧，225号玉璧压在107号玉璧下方 除了107号素璧外，还有48号透雕双龙谷纹璧（图一一）、225号凤纹璧（图一二）被压在本文图八的素璧下面、[37]94号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图一三）、98号是一件谷纹璧或蒲纹璧，报告中没有出版线图。从纹饰观之，在此棺椁之间的五件璧，几乎涵括了大部分的汉代玉璧的类别。因为自古以来，在玉礼器的范畴中即有“大圭不琢” “以素为贵”的传统；[38]再综合渔阳出土书有“青璧”的木楬，以及曹操青陵出土素璧的实例，可合理推测汉代皇帝赗礼所用之璧应为光素。 图一一 西汉中期 透雕双龙谷纹璧 高25.9 直径13.4 孔径4.2厚0.6厘米 为平面图中第48号（编号1:5048） 图一二 西汉中期 凤纹璧 直径14.2 孔径1.8 厚0.4厘米 此璧压在素璧下方 故平面图上无标示（编号1:5225） 图一三 西汉中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22.1 孔径5.1 厚0.45厘米 是平面图中第94号（编号1:5094） 三 汉代的几何纹璧 几何纹璧包括谷纹璧、蒲纹璧、乳丁纹璧三种。 谷纹璧数量最多。谷纹是從西周玉璧上的龙纹，经春秋时分解为云纹，战国時再进一部简化为似日文字母的“の”的花紋。制作较精致时，中央部位浮雕成圓形凸起，連著一條細細的尾部；但也常見製作較簡略，中央沒有浮雕出圆凸，僅以細陰線刻繪出“の”紋，這種平面穀紋有時被稱為“渦紋”。 战国晚期至西汉是谷纹流行的时期，精致的谷纹璧沿着圆周与圆孔的边缘，各有一圈窄细的光素圆圈带，常呈靠外的一侧高、贴着璧面的一侧低的斜坡形。西汉晚期时，璧面谷纹的尾部被省略，发展成排列整齐的圆凸，即为乳丁纹，沿着圆周与圆孔边缘的光素圆圈带也变得较为宽而平坦；乳丁纹璧流行于东汉，原则上时代越晚，乳丁越疏朗，圆圈带越宽平。 蒲纹，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西汉。它是以三组不同方向的并行线，将器表划分成等分的六角形格子的几何纹。有人认为蒲纹是尚待继续加工为谷纹的前身，也有人认为它是谷纹的简化，但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墓葬中，谷、蒲两种纹饰的玉璧经常并存，而蒲纹璧也都经过细致的抛光工序，所以笔者认为战国至汉代先民的心目中，谷纹与蒲纹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纹饰。有的學者稱在蒲紋璧的六方格子中加刻了“の”形線紋者為“蒲格渦紋璧”，[39]本文將有“の」形紋飾者，不論立體或扁平，一律稱為“穀紋璧”。 谷纹璧的功能较广，尺寸中小型者，可单独悬佩或与其它玉件串连为组玉佩。串连为组玉佩的例子多见于南越王墓中，如该墓左夫人（C组）、□夫人（E组）、F组等、殉人（RXⅡ）。[40]前文所介绍的图一一，本体也是一件谷纹璧，只是上方镂雕了华丽的双龙出廓的纹饰。谷纹璧也可用于祭祀日神，山东烟台芝罘岛曾在一个长方形土坑中出土两组祭祀用玉，每组为一件谷纹璧、一件素玉圭、两件素玉觿；初步推测为秦始皇举行祭祀阳主所埋。[41]山东最东北端荣成市成山头也曾出土两组玉器，可能是祭日神后所埋，A组为一璧、二圭、一璜，可能为汉武帝东巡祭日所埋；B组为一璧、二圭，可能为秦始皇东巡祭日所埋。[42]B组的玉璧就是谷纹璧。（图一四） 图一四 秦 谷纹玉璧 外径13.9孔径3.7厚0.4厘米 山东成山头出土B组玉璧 图一五 西汉中期 谷纹玉璧 直径14.1孔径4.7厚0.4厘米 出土于刘胜墓玉衣内胸部 (该墓1：5209) 除了佩带、祭日两种功能外，谷纹璧也可用作丧葬用玉。如图一五谷纹璧，就与图一六蒲纹璧、图一七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同时用作中山靖王刘胜玉衣内贴身的璧，只是谷纹、蒲纹的两件尺寸较小，贴放于前胸，双身合首夔龙纹璧较大，放置于背部。类似的情形也见于中山靖王妃窦绾墓、南越王墓等。在南越王墓中，墓主被套在丝缕“玉匣”内，“玉匣”今日俗称“玉衣”，缀联玉片将亡者全身包裹密实，唯有头顶部位缀联以玉璧，璧之中孔正好盖于墓主头顶俗称“天门盖”的部位，就是特意让人的灵魂通过玉璧中孔进入不朽的天界。 图一六 西汉中期 蒲纹璧 直径14.2孔径5.2厚0.4厘米 出土于刘胜墓玉衣内胸部(该墓1：5213) 图一七 西汉中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21.2孔径2.6厚0.6厘米 出土于刘胜墓玉衣内背部(该墓1：5215) 值得注意的是，在窦绾墓的中室有许多砖瓦，在东南角出现两件谷纹璧（图一八之12,13）[43]，原报告并未对此现象作任何推测。 图一八 满城第二号汉墓（窦绾）中室南端局部，12,13号为两件谷纹璧，1,2,4,为铜釜、铜钵、铜博山炉、9为骨料、10,11为铜仪仗顶饰、21为梨形骨片、15,16,17分别为金饼、石饼、陶饼 《史记‧封禅书》记载，建章宫前殿之南有“璧门”，《三辅黄图》纪录：“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门。”此即说明可能汉武帝时已有在门上架住屋瓦的圆木（椽）一端贴饰玉璧的习俗，窦绾墓的中室已建造成有砖瓦的房室，是否在椽木上贴着玉璧呢？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44] 目前的数据显示，西汉时蒲纹璧也常用于佩带；如南越王墓出土的□夫人F组、殉人（RXⅢ）所佩。[45]也经常被放置在亡者身体上（如圖一六），外面再罩以用玉片缀联的“玉匣”，显然是希望亡者多多吸纳美玉的精气，协助亡者魂归天、魄归地。 西汉晚期至东汉是乳丁纹璧的流行期。较常见的是用铜泡将一枚乳丁纹璧钉附在内棺前端档板上，如图一九就是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广陵王刘胥妻子的墓葬（高邮神居山第二号汉墓），棺上的乳丁纹璧。[46]此例似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乳丁纹璧，每个乳丁还保留六面琢磨的痕迹。东汉时乳丁纹璧较多，乳丁多琢磨得较圆润，排列较疏朗，如图二〇。[47] 图一九a 西汉晚期 乳丁纹璧（中央带铜泡） 直径22厘米 神居山二号墓出土（公元前54年） 图一九b 圖一九a的局部 图二〇 东汉 乳丁纹璧 直径17.5 孔径1.9 厚0.8厘米 陕西周至县城关镇东汉墓出土 四 汉代的复合纹璧 （一）复合纹璧，包括：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及凤纹璧。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是战国中期突然出现的，在造形上，它犹如在谷纹璧的轮廓外，增加一周雕有三至五个结构相同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的圆圈带，因此整个璧的直径增大不少，甚至可达33厘米左右。 这类玉璧多以一种夹带细小黑色粒状杂质的青绿至草绿色闪玉制作，笔者称之为“楚式绿玉”。[48]这样的玉料极少出现于战国早期以前的玉作中，战国中期以后突然大量出现于江汉地区楚国贵族墓葬，如熊家冢楚墓群、望山楚墓，[49]主要制作专为随葬的“葬玉”。包括：成对大玉璜、成对“S”状龙形佩、谷纹璧、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前二种主要缝缀于墓主腰腿部位的衣裳上，[50]后二者铺放于墓主身上、或竖植墓主头端，或悬挂于头端棺木上。 春秋时楚国扩张迅速，战国时楚国疆域辽阔，国力鼎盛；这种专门用“楚式绿玉”制作葬玉的习俗向东北扩张，流行至齐鲁。到了西汉时期，由于皇室源自楚国，考古所见各诸侯国流行用楚式绿玉制作各式葬玉。谷嫻子等學者分析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片，认为这类綠色閃玉属于热液交代型镁质大理岩型闪石玉，是重要的研究成果。[51]但是文中进一步推测玉料来自新疆和阗，应非正确。[52] 由于外观特征明显的“楚式绿玉”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之交，突然大量出现于从荆州到长沙的楚国贵族墓葬中，笔者怀疑此一新发现的绿玉矿可能在楚国贵族控制区内，被视为具通神法力的重要资源。 湖北荆州距离昆仑山十分遥远，其间隔着疆域广袤的黄河上中游，在东周时期该区仍属“周文化圈”范围，[53]主要使用青白色闪玉；直到战国末年才在陕西长安神禾原秦国夏太后墓葬（公元前240年）出现可能是“楚式绿玉”制作的大量小型尖首玉圭。[54] 山东曲阜鲁故城的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00-300年）墓葬出土九件雕琢精美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五件琢为内外二层同心的圆圈带，内层雕谷纹，外层雕四个单元的双身合首夔龙纹，龙首面孔向外，直径从19.9至27.7厘米。另四件琢为三层同心的圆圈带，中层雕谷纹，外层雕五个单元，龙首向外的双身合首夔龙纹；内圈雕三个单元，龙首也向外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直径约31-32.8厘米。[55] 该遗址编号M58:3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纹饰最繁复，报告中形容为：“四组双尾龙与四对鸟首蛇身兽相互缠绕”，[56]（图二一a,b）“兽”是指胎生有毛的动物，鸟与蛇都不能称为“兽”；报告中的用语虽不够正确，但此璧确实说明了此类纹饰的真正意涵：两种神灵动物以弯绕的蛇状身躯相互缠绕，其中一种明显地有着鸟头，在二元思维盛行的上古时期，这样的组合最可能就是龙与凤，龙首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但必须具有长条的蛇体。 a b c 图二一 战国中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27.7 孔径4.4厘米 a全器 b一个单元纹饰（中央双尾龙、两侧蛇体凤） c线绘示意图 鲁故城M58出土 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晚期齐国墓葬出土一件双身合首夔龙纹璧，龙首长着长尖的牛角，八字胡须，龙首左右两个弯条形身躯上各勾挂着一只简化的凤鸟，凤首的鸟喙、鸟眼还清晰可见，但鸟身却有如蝌蚪般；商王村还出土了图二二玉璧，龙首造型比较敦厚，长着向上弯卷的双角，左右龙体上钩挂的鸟儿已不见鸟喙、鸟眼，整体就像一只蝌蚪。（图二二、二三）[57] 图二二 战国晚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19.4 孔径5.7 厚0.5厘米 商王村出土 图二三 战国晚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19 孔径4.4 厚0.5厘米 商王村出土 安徽长丰杨公乡战国晚期楚国墓葬出土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龙首面孔就向着璧孔，与鲁故城、商王村出土的方向相反。由此可知，战国中晚期是这类玉璧的创发期，纹饰结构尚未定制。但到了汉代，此类玉璧的合首夔龙的头像多类似图二三，前文图一七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者即是。 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动物头像是虎首，造形源自伊朗波斯波利斯石雕上的狮首。（图二四）经过西伯利亚阿尔泰巴泽雷克地区，狮首的耳朵逐渐演变成向后延伸的卷纹。（图二五）到了东亚地区就发展成战国中期以后这种玉璧上的虎首。[58]
图二四 波斯波利斯发现的狮首雕刻
图二五 西伯利亚阿尔泰巴泽雷克地区一组浮雕线绘图（演变顺序约自左至右） 笔者赞同此一敏锐的观察，战国中期以来，自中亚、西亚传入的文化因素的确刺激中土的艺术表现，不少此类玉璧上的动物头像（如图一七、二三）也的确相似于图二四、二五这些西亚、中亚的狮首或虎首的五官，但也有的就不算相似了，如图二二商王村出土及二六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者。 事实上，中国早有悠久的“一首二身”以及“龙凤相伴”的艺术母题，如图二七商晚期铜器上的夔龙、夔凤纹，战国中期以后流行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虽或呈现相似于来自西亚与中亚的狮、虎面，但也常有其它长牛角、带长须的动物面像，而其一头二身的图像结构，以及龙凤依存的艺术母题主要应传承自本土。 图二六 西汉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璧上的一个双身合首夔龙纹 图二七 商后期 兽面纹壶器身上截拓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铜1872） 西汉时，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仍非常盛行，但又出现第二种复合纹璧，就是以凤纹取代双身合首夔龙纹的凤纹璧，如图二八，内圈琢蒲纹，外圈围绕四只相同造形的凤鸟。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与凤纹璧这两种复合纹璧在汉代一直流行，只是东汉墓葬出土者常雕工较粗糙。 从出土资料可知，这两种复合纹璧在汉代大量制作，除了不能当作佩饰器之外，在礼器、丧葬器的范畴中非常普遍。大致而言，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似乎比凤纹璧使用量更丰。 在墓葬中，复合纹璧常被贴放在墓主人的前胸后背，外面再套以从头到脚的“玉匣”；[59]中山靖王刘胜、王妃窦绾，南越王墓等这些没有被盗掘的墓中，都很常见。（图二八）徐州狮子山汉墓曾经盗掘，但这类玉璧仍很多见，可贴饰在漆棺上，甚至用雕有这类璧的形状纹饰的方形玉片直接贴在漆棺内壁。[60]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也可用鎏金铜钉固定在棺木头端，如高邮天山汉墓。[61]墓葬中大量使用这类玉璧，是因为当时人们深深相信这样的玉璧有助于亡者魂归天、魄归地。 图二八 西汉中期 凤纹玉璧 外径16孔径1.9厚0.5厘米 出土于窦绾墓玉衣内胸部(该墓2：4163) 除了用于丧葬场合外，两种复合纹璧都可作为祭祀自然神祇的礼器。甘肃礼县鸾亭山祭祀坑中也出土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与凤纹璧，后者的上面还压着一件玉圭。（图二九）[62] 图二九 西汉 玉圭与凤纹玉璧一组 出土于鸾亭山祭祀坑 最值得注意的是图三〇，出土于山东东北端荣成市成山头A组祭日礼器中的玉璧，[63]笔者于2007年夏天在青岛市博物馆见到实物，[64]它的玉料不是前述那种大量出现于战国中期至汉代的青绿至碧绿玉，而是呈浅灰青泛蓝绿色的闪玉，内圈雕琢蒲纹，外圈原本应该如图三一，雕琢三组双身合首夔龙纹，但却被沿着圆周被削切一圈，故直径仅剩14.3厘米，以致夔龙的眼睛、鼻头都已不见。图三〇上红圈标出的三处，即是原本雕琢眼睛和鼻头的部位。 图三一是纹饰结构相似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夔龙的眼睛、鼻头完好无缺，直径达19厘米。由此可推估图三０这件，沿边可能曾切去二厘米多宽的圆圈带。为何要用一个被切去一圈的玉璧祭祀日神？是礼官的疏忽？还是特殊的仪式？值得继续追踪研究。 图三〇 西汉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14.3孔径2厚0.5厘米 成山头出土A组礼器中的玉璧 红圈标出三处应是原本雕琢眼睛和鼻头的部位 图三一 西汉中期 双身合首夔龙纹璧 直径19孔径3.3厚0.3厘米 出土窦绾玉衣内胸部(该墓2：4157) 中山靖王刘胜墓的中室驾有帷幕，在中室的中部出土了一件蒲纹凤纹的复合璧（该墓1:4124），直径18.9、孔径4.3、厚0.7厘米，报告中无器物图，但文字形容该玉璧很相似于图二八。[65]报告中还叙及中室中区中部出土许多鎏金铜帐构，可知当初这里有精巧华丽的帷帐。[66]《汉书‧东方朔传》《汉书‧西域传赞》都记载汉武帝时兴造华丽的“甲乙之帐”，饰以“随珠、和璧”，显然在刘胜的时代，已经流行在帷帐上悬挂玉璧，那么图三二中编号124的玉璧是否曾这样使用？也是值得推敲的。[67] 图三二 满城第一号汉墓（刘胜）中室中部 124号为蒲纹凤纹复合纹璧，113-118,120灯、121-123陶灯，274灯，125对兽形饰件，126-141玉饰，144铜饰 五 汉代的镂雕或出廓神灵动物纹璧 从战国到汉代都流行将璧面镂空雕琢具有动感的神灵动物纹，汉璧上最常见的神灵动物主题有：双龙、双虎、龙与虎，而凤、熊、猴等动物纹，时或穿插在龙、虎纹中。“龙”本属想象中的神灵动物，“虎”则为现实存在的动物，但是在战国、汉代玉器上的龙、虎纹常具有相似的、前后肢齐全、扭转有力的身躯，但龙首多作侧面有角，虎首则多作正面梯形双耳。 近代又常将古文献中或指“山兽”或指“无角龙”的“螭”字，用来形容被神灵化的虎纹，称为“螭虎纹”。[68]本文为避免混淆，直接称“龙纹”“虎纹”。 有的镂空纹璧不加附饰，如图三三，更多的是在轮廓外附加精美的镂空动物纹。学者分析时代风格演变，认为如图三四、三五这类在外缘附加二、三个小附饰的，属于战国晚期风格，即或出土于西汉早中期墓葬，一部份也可能是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 a b 图三三 西汉中晚期 镂空虎纹小璧 a,彩图 b,拓片 直径8.2 孔径3.85 厚0.3厘米 江苏省泗阳陈墩汉墓出土 图三四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龙凤纹谷纹璧 宽10.2直径7.2 孔径4.1厚0.3厘米 南越王墓出土 图三五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凤纹谷纹小璧 宽7.8 直径5.7 孔径3.1 厚0.3厘米 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中期发展出新的设计，就是如前文图一一所示，只在璧的上方凸起高而大致对称的镂雕动物纹。到东汉时，璧上方的透雕附饰逐渐变得宽广低平，如图三六。[69]从出土数据可知，尺寸不大、玉质与雕工均很精美的镂空并出廓小璧，常是高级贵族组玉佩中的附件，如图三七、三八是南越王以及他的右夫人所佩的组玉佩。图三四、三五就是其中的组件。[70] a b 图三六 东汉早期 虎纹乳丁纹璧 高25.5宽19.9厚0.7厘米 a全器 b二个相对的虎头 河北省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公元90年）出土 图三七 西汉早期组玉佩 南越王所佩 图三八 西汉早期组玉佩 南越王右夫人所佩 大约新莽时期开始在附饰或璧面中央雕琢吉祥语，目前考古出土实例中年代较早的一件是广西合浦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玉璧。（图三九）[71]从尖而高的附饰造形，以及虎头趋于短宽，五官趋于平坦的造形来看，带有西汉晚期的风格；图四〇就是西汉晚期虎纹玉佩。[72]但是图三九的璧面乳丁较为疏朗，又接近东汉风格，笔者精算图一一、一九、三六、四一四个有时代定点的玉璧上每个谷粒或乳丁的平均占幅；[73]笔者认为将图三九合浦玉璧定在“新莽至东汉早期”较为恰当。 图三九 西汉晚期至新莽「宜子孙日益昌」玉璧 高27 直径18.3 厚0.6厘米 广西合浦黄泥岗1号墓 图四〇 西汉晚期 虎纹玉佩 长8.9厘米 a全器 b虎头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2号墓出土 图三六、三九、四一共三件出廓神灵动物纹璧分别高达：25.5、27、30.5厘米，后二者中央上方还有供悬挂的圆弧或圆圈，应是可悬挂在帷帐或宫门的装饰用璧，图三六中央上方无着勾处，可能用作被供奉的“玉宝璧”。 图四一 东汉晚期 龙虎纹玉璧 高30.5直径24.4厚1.1厘米 出廓部位雕为龙首（左）与虎首（右） 河北省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公元174）出土 值得关注的是五件雕有四灵纹的汉代玉璧，其中二件（图四五、四六）属清宫旧藏，两件在二十世纪前半流散到英国（图四二、四四），一件是二十世纪末的流散品（图四三）。 五件中有三件在上方中央琢有圆弧形挂勾，可供穿绳悬挂于宫殿或帷幕（图四四、四五、四六）；另二件无论是否上方有出廓镂雕，都无法悬挂，很可能是供奉用的“玉宝璧”（图四二、四三）。[74] 从出土资料可知，自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开始，无论头部常作侧面的龙，或头部常作梯形的虎，都常在身体上装饰圆点纹（似豹身斑点）有龙纹特征者更常见以鳞片装饰颈部。[75]西汉时，神灵动物多精神抖擞、气宇轩然，充满神秘感，进入东汉中晚期后，逐渐蜕变出华丽堆砌的装饰趣味，时代越晚，越多表情诙谐，四肢交代不清，纹饰细部不合理的动物造形，尤其是在东汉晚期，许多精美的作品上的龙纹都雕成有大鼻瘤的长眉独角龙。笔者曾有专文分析这种变化。[76] 在仔细排比断代后，我们发现汉代的四灵纹璧的四种动物中，玄武的造形变化最多样，五件中有二件玄武是具象的乌龟：其中一件只琢一只龟（图四四），另两件琢成龟与蛇（图四三、四四），而图四三的蛇首造形很诡谲（图四三-B4）。二件东汉晚期的玄武琢成弓背蛇身的鸟喙长眉独角小龙（图四五-D4、图四六-E4），“弓背”的造形或就是象征乌龟；唯有图四二玉璧上的玄武可能是一条蛇，身躯似两条并列的水管，全身布满鳞片，头部狰狞，张口咬住（可能藏在云中）某个动物的尾巴。[77] 以下先逐件介绍这五件玉璧。 图四二是一件二十世纪初年流散到英国的四灵纹璧，应是北京尊古斋黄浚卖出（图四二a），载于他1939年的出版品中。[78]1938年萨尔摩尼（Alfred Salmony）曾著录它属于英国布乍得W. Burchard收藏（图四二b）。[79]1954,1963,1964三度被发表。[80]从1963、1964两次的著录可知，已归巴隆Barlow收藏。后捐赠至英国的萨赛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1975年参与维多利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玉联展。[81]高19.7 直径16.6 孔径2.3厘米，质地为灰白玉带褐斑。黄浚书上的图片（图四二a）可能曾经局部修改，故带翼虎两侧局部云纹消失。仔细比对多次出版品上的图片可知，这件玉璧两面纹饰不完全一样，1938,1939公布的这一面（图四二a,b）上雕有鸟头，可组成“四灵纹”，但1954,1964,1975年公布的是其另一面，璧面雕琢四个动物，轮替出现龙纹与虎纹。[82]近年萨赛克斯大学将之与其它中国玉器拨交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2012年10月，笔者亲赴该馆库房仔细检视这件玉璧，玉质白夹灰班，雕工极为精致。 a b 图四二 牛津大学藏四灵纹璧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a, 1939年发表图 b,1938年发表图 线图：A1, 青龙头部 A2a, A2b, 白虎头部 A3, 朱雀头部 A4, 玄武头部 本文讨论雕有四灵纹的一面：璧面分内外二圈，内圈琢乳丁纹，外圈的右侧上下分别琢青龙（图四二-A1）白虎（图四二-A2a,A2b），左侧上下分别琢朱雀（图四二-A3）玄武（图四二-A4），全器上方出廓雕琢一带翼虎。这件玉璧的雕工相当精致，以多层次浅浮雕描述动感十足的神物，纹饰布局虽甚饱满，但布局和谐。应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作品。 图四三玉璧由台湾的原金华堂收藏，直径16.2 孔径3.75 厚0.65厘米。灰夹白色玉，璧面分内外二圈，内圈上下镂雕篆体“长乐”“未央”二铭；两侧镂雕龙纹、虎纹。 外圈的正反两面都浅浮雕四灵纹，虽然都是依顺时钟方向布局青龙（图四三-B1）白虎（图四三-B2）朱雀（图四三-B3）玄武（图四三-B4a, B4b），但是青龙的起始点不一样，读者可以从正、反面两个线图清晰观察。此件上的玄武纹是“龟与蛇”，蛇头造形奇特，位于龟的后方。 此璧雕琢非常精致，动物纹以多层次浅浮雕完成，从动物头部、躯干的造形及所装饰的圆点（似豹斑）、鳞片分析，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作品；“长乐”“未央”联铭，也是西汉晚期的时尚。此璧曾参加1999年台北故宫举办的展览。[83] a b正面 c反面 图四三 金华堂藏“长乐未央”璧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a, 照片 b,c, 正、反两面线绘图 B1, 青龙 B2, 白虎 B3, 朱雀 B4a-B4b, 玄武（龟与蛇头） 图四四玉璧原属英国的尤默弗普鲁斯（George Eumorfopoulos）收藏，后捐赠给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该馆编号为“A22-1935 ”。高16.75直径15.6 孔径8.34厘米，青白夹褐色玉质，上方出廓镂雕朱雀的头部，鸟喙衔着圆珠（图四四-C3）。与朱雀相对的璧面雕琢代表玄武的龟（图四四-C4），以朱雀、玄武为中轴，左方雕青龙（图四四-C1），右方雕白虎（图四四-C2）。 这件玉璧上雕琢的青龙、白虎纹，与汉代常见于玉璧上的龙、虎纹不类，较相似于汉代陶器、画像砖上的龙、虎纹。而这种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的布局，也正反映汉代流行的帝王坐北朝南的宇宙方位。在动物纹之外的璧面，也精致地描绘着袅绕的云气，暂订东汉早中期。曾于1964,1975,2006三度发表。[84] 图四四 维多利亚博物馆藏四灵璧 东汉早中期 C1, 青龙 C2, 白虎 C3, 朱雀 C4, 玄武 图四五典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号“中博307”，意指在清代时可能典藏于沈阳故宫或避暑山庄，而非北京的紫禁城内。高16.55直径13.47 孔径2.9 厚0.47厘米，青白夹褐色玉。璧面分内外两圈，内圈琢乳丁纹，外圈的上下分别镂雕篆体“长”“乐”二字，“长”字右下角有伤缺；外圈镂雕四灵纹，四灵的排列顺序是：自右上角开始，以逆时钟方向铺排。青龙（图四五-D1）、白虎（图四五-D2）的头部出廓于玉璧上方，龙头在右，虎头在左，镂雕的卷云纹在正中央形成圆弧形挂勾，可供悬挂。璧面外圈的左下角与右下角分别镂雕朱雀（图四五-D3）与玄武（图四五-D4）。 此璧青龙的头部雕作鸟喙长眉独角龙，玄武也雕作弓背蛇身的鸟喙长眉独角小龙，笔者曾根据出土玉器详考这类表情诙谐的龙纹，应属东汉晚期风格。[85] 图四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长乐」璧 东汉晚期 D1, 青龙 D2, 白虎 D3, 朱雀 D4, 玄武 图四六也是一件东汉晚期四灵纹璧，曾为清高宗的珍藏，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皇帝为之赋诗“咏汉玉延年佩”，并命造办处玉工将诗刻在玉璧圆周上，并为之配制紫檀木座。晚清时此璧流散宫外，后曾为台湾的蓝田山房收藏，1995年出版专书并参与台北故宫的展览，[86]后又于2007年易手。[87] 这件玉璧甚大，高23.8直径19 孔径3.4 厚0.55厘米。青白夹大片褐色玉，璧面分内外两圈，内圈琢乳丁纹，外圈的上下分别镂雕篆体“延”“年”二字，并镂雕四灵纹，青龙（图四六-E1）、白虎（图四六-E2）分居于玉璧上半的右、左，朱雀（图四六-E3）与玄武（图四六-E4）分居于玉璧下半的右、左；此外，璧的上方镂雕另一对龙、虎，龙在左、虎在右，镂雕的卷云纹在正中央形成圆弧形挂勾，可供悬挂。 此璧青龙的头部雕作有大鼻瘤的长眉独角龙，玄武也雕作弓背蛇身的长眉独角小龙，属东汉晚期风格。
图四六 原清宫旧藏“延年”璧 东汉晚期 E1, 青龙头部 E2, 白虎头部 E3, 朱雀头部 E4, 玄武（弓背蛇全身） 以上介绍的五件四灵纹璧，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灵物的排列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沿着圆圈排，如图四三“长乐未央”璧上四灵依顺时钟方向排，但图四五“长乐”璧的四灵，则依逆时钟方向排。 第二种是采双平行直线方式排，这种排法，青龙都在右上角。图四二是直排，右行上下为青龙、白虎，左行上下为朱雀、玄武。图四六“延年”璧则采横向，上一列从右到左为青龙、白虎，下一列从右到左为朱雀、玄武。后者相同于汉武帝茂陵出土玉铺首上四灵的排序方式。（图四七） 图四七 西汉中期 四灵纹玉铺首 第三种是采十字交叉方式排列，就是朱雀在上、玄武在下，连成中央直线（代表南北），龙虎分居两侧。如图四四维多利亚藏璧（左龙、右虎）。 汉代是四灵纹发展成熟的时期，在墓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陶器、瓦当、铜镜等艺术品上广泛出现，布局方式多变化，但前述第三种采十字交叉方式，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布局，可能是较晚发展成熟，也是被后世广为采用的排列方式。[88] 六 汉璧功能的 解析与统计 综合本文第二至五节可知，汉代玉璧从纹饰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九种，在功能上可大致分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三大类，每类功能中又可分为二至五种不同的功能，故细分有十一种功能。表一中第二列按“地支”给这十一种功能各一个代码。 在表一的九十九个格子，各以◎符号代表所属的“横列”上登记的玉璧，具有所属的“直栏”上注记的功能。如果甲类玉璧特别常见用于乙类功能，则在格子里注记两个◎符号；例如：谷纹璧最常见于人身佩饰，双身合首夔龙纹璧最常用于随葬。 目前表一中有注记◎符号者，基本上都有考古实例作为证据，只有一个文献记载的功能是无法在考古遗址中求证的，所以在◎符号后方加了问号“？”，那就是汉代每年正月诸侯王、列侯们参加朝贺典礼时，手执的“瑄璧”是否正如笔者所推测的“谷纹璧”呢？是有待日后继续求证的。 从表一可知，功能最多项的是谷纹璧，十一项功能中，它具有六项（丑寅辰巳午未）。其次是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具有五项功能（丑午未申酉）。四灵纹璧、乳丁纹璧都各具一项功能。表中这十一种玉璧的功能，有汉代以前就形成的，也有在汉代逐渐形成的。 用作佩饰（辰）与祭祀神祇（丑）应是玉璧最古老的功能，萌芽自新石器时代。如前文考证战国时玉璧就可用作赗礼（卯）。从临淄商王村战国墓中现象可知，当时已将多件玉璧随葬于棺内（未），甚至铺盖在墓主脸、胸、腹、腿上。[89]洛阳中州路战国墓中，墓主头端常置放带中孔的方圆形玉石片，[90]被认为是头端置璧葬俗（戌）的萌芽。[91] 扣除了丑、卯、辰、未、戌这五项汉代以前就已发展的功能，那么所剩的六项就是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四百多年内逐渐发展的。装饰门梁或帷帐（巳）、铺排在玉匣内（午）、贴饰棺材（申）、钉悬棺材头端（酉）应是西汉时出现并逐渐普遍的习俗。将玉璧钉贴或悬挂在棺材头端（酉），是意图引墓主魂灵穿过璧之中孔升入天界。东汉时，有些墓葬在棺材头端钉悬铸有“天门”字的铜璧，更是此一观念的明证。[92] 被当作供奉膜拜的对象（子）的玉璧，可能是象征天地宇宙四灵纹璧或与之相似功能的较大型的神灵纹璧，所以笔者怀疑这是在两汉之交时发展出来的礼俗。诸侯王、列侯手执玉璧参加正月朝贺典礼的记载（寅），只见于《后汉书》中，[93]故笔者怀疑这也是东汉才有的礼俗。 表一 汉代玉璧纹饰及功能对照表 七 从「黄道」 到「四象」 （七-1）璧创形自「黄道」 近年来由于考古学的兴盛，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制作大量的玉璧，尤其以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上面还出现刻划得极为轻浅，与天象（鸟、日）或鸟生神话（鸟、柱、卵等）有关的符号。（图四八、四九） 图四八 弗利尔博物馆藏良渚玉璧及其符号 a, 玉璧半侧面 b. 将窄边所刻各符号依相对位置围绕于玉璧外围，可看出符号的布局 c,鸟立祭坛符号（刻于b的背面） d,飞鸟符号 e, 飞鸟与“交互双L形符号” f, “交互双L形符号”的结构分析 图四九 维多利亚博物馆藏良渚玉璧及其符号 自1993年起，笔者曾数度撰述论文探讨良渚文化刻符玉璧的文化内涵；[94]2006年又针对围绕在良渚玉璧周围，曾被误称为“云纹”的符号作了细致的比对考证。认为那不是单一条直线连续作方形的回绕，而是有一定布局的“交互双L形符号”，是两个用线条构成的“L形”顺着同一方向旋绕，好像人的两手相互握扣般（图四八f、四九d）。[95]这样“一来一往” “相应合抱”的结构，可能象征宇宙中阴阳二气交互运作。[96] 目前已发现边缘刻有“交互双L形符号”的良渚玉璧共有四件，为节省篇幅，本文仅择两件简介。四件中有三件在边缘上都刻着头向一致的二或三只飞鸟，[97]古代的中国人相信，天上有不只一个的太阳，由鸟儿背着太阳，自东方汤谷的扶木上轮替地飞出。[98]在古代宗教美术品中，多用“鸟”作为“日”的象征，这已是没有争议的共识。因此，这些边缘刻着象征“日”的飞鸟的玉璧，就是探索先民思维内涵的重要物证。 《周髀》是一部写成于战国秦汉之间，有关天文与数学的古籍；[99]但所记载的思想，可溯源自新石器时代。[100]《周髀》所记述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盖天宇宙观”，其中的“七衡图”是表示太阳每天绕地球运行的几何图形。[101]由于冬夏时，太阳升空的高度不同，故有七条不同半径的同心圆，正中央即为宇宙中永恒不动的北极。在历史的流传中，《周髀》有过许多版本，其中有五种版本的七衡图，相似于本文图五〇a所示。 a b 图五〇 a, 《周髀算经‧七衡图》 约为东汉末至三国的天文学家赵爽，[102]给《周髀》的七衡图作了相当长的注，据之可知七衡图是由两幅画—青图画与黄图画迭合而成，注中明言：“黄图画者，黄道也。”据考证，这正是一张以北极为中心的星图，青图画就表示观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其内外都是天。[103] 七衡图下方有十九个字：“外方圈实青色，中俱黄色，内北极小圈青色实之”若依指示在所指的部位涂以青、黄二色，所得图像如图五０b，中央黄色部份正是一个圆璧。笔者此一发现，揭示了历史上久被遗忘的真相：玉璧的创形，正源自古人宇宙观中的“黄道”，也就是“光道」，即是太阳在天上行移的轨迹。[104] 我们可将图四八f、四九d两件周缘刻有飞鸟的良渚玉璧，与图五０的七衡图作对比，从玉璧周缘飞鸟（日）的头向就会了解，古人认为当玉璧竖置于眼前时，观者正是坐北朝南，左手边是东方，右手边是西方。正合《周髀》释七衡图：“日出左而入右”，[105]赵爽注：“圣人南面而治天下，故以东为左，以西为右。”[106] （七-2）璧成为“四象”的载体 前文已说明史前玉璧的创形理念源自古人思维中的“黄道”“光道”，其实就是今日天文学中所称的“周日视运动Sunday's apparent motion”。真正的原因是地球自转所造成人们的视觉效果，但史前先民不解此原因，仅直观地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漫漫长夜时，太样再由西回到东方，因而有了太阳因循圆的轨迹运转的概念。在先民二元对立的思维下，又延伸出“天圆地方”的观念。[107] 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先民对天象的认识渐趋丰富。也是因为地球是自西向东绕轴自转，所以人们观察到天空上的所有天体都绕着这个轴作逆时针方向旋转，在以北斗星为中心的北天极附近，天体的旋转尤为明显。因此古人有了“天左旋，地右动”[108]及斗转星移的观念。[109]今日天文学称这种视觉现象为“天体的周日视运动”。 古代先民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以北天极为中心，把周围二十八个星宿，每七个一组分为四组；将之想象成各种神灵动物的形象；（图五一、五二）[110]更将它们的方位与季节联系起来，发展出农业社会中与观象授时活动密切相关的“四象”的观念；在民间信仰中更将这种时空运行变化规律用图像符号等象征手段表现，发展出“四神”、 “四灵”的图像，多装饰在象征宇宙的空间，如皇城宫门、墓葬四周及内部，以及玉璧、铜镜这类象征天体的器物上。 图五一 北天极及二十八星宿 图五二 将二十八星宿想象为四种动物 有学者综合考古资料，对古代四象起源作了深入探讨；[111]大致可确定四象中龙与虎呈相对布局的图象萌芽甚早，约公元前46世纪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期墓葬中就有以蚌壳堆塑的龙与虎，[112]约公元前9-7世纪，西周虢国铜镜上已有了：龙、虎、鸟、麟；公元前5世纪末，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彩绘了龙、虎、麟的图象。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吕世春秋》及公元前２世纪中叶《淮南子》的记载可知，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麒麟才被龟所取代，发展出以：龙、虎、鸟、玄武为代表的新的四象体系。[113] 如前文所述，目前在玉器上找到最早的四灵图像，是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茂陵玉铺首。[114]（图四五）但此一官方的制度未必通行全国，所以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四灵纹璧，如图 四二牛津大学藏璧那样，将玄武雕作蛇身的怪物；有的如图四０长乐未央璧那样，将玄武雕成龟与蛇；即或到了东汉晚期，在长乐璧与延年璧上的玄武，都雕作弓背蛇身的鸟喙长眉独角小龙，（图四二、四三）或许这样的短体弓背造形，就隐含了乌龟的意思。 汉代，尤以东汉时期是玉器上出现四灵纹的主要阶段，虽然这种纹饰也见于带扣、玉胜等，[115]但更常利用象征“天”或“宇宙”的圆璧，作为代表方位、季节的四象（即四灵纹）的载体。 八 结语 总之，史前先民按照他们看到的太阳行移的圆形轨迹，也就是“黄道”，创造了玉璧，随着时代的演进，在商、西周、春秋时期，玉璧上雕琢了同心圆、龙纹、云纹等纹饰。战国时，更发展出谷纹璧、蒲纹璧、双身合首夔龙纹璧、以及镂雕及出廓神灵动物纹璧，西汉时又增加了乳丁纹璧以及复合纹璧中的凤纹璧；汉代时，镂雕及出廓神灵动物纹璧花样百出，西汉晚期以降，随着天象观念的演进，玉璧成了“四象”的载体，雕琢了精美的四灵纹。 从考古资料分析，汉代时，素璧仍具有最高的礼制意义，用以祭祀自然神祇及祖先，更可能是皇帝赏赐臣属的赗礼，由礼官送到丧家，埋于墓中以象征墓主高贵的身份。谷纹璧的功能最广，既可作为纯装饰的佩饰，又可与复合纹璧中的双身合首夔龙纹璧、凤纹璧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器，也可作为丧葬用玉；缝在玉匣头端的谷纹璧，盖在亡者头顶，中孔供灵魂通过，认为具有引魂升入天界的法力。蒲纹璧也可作为佩饰，但更常用于葬礼中。乳丁纹璧发展较迟，主要用于葬礼。 文献记载诸侯王、列侯在正月朝贺时要手捧瑄璧，瑄璧上究竟雕了什么样的纹饰呢？因为根据记录，瑄璧的直径约今日14厘米，因此笔者推测，瑄璧应是谷纹璧的机率最大。 镂雕及出廓神灵动物纹璧，可悬挂在帷帐、宫门上，除了装饰功能外，应该也具有辟邪恶、招吉祥的意义；有的上方不具有圆弧形挂勾，则应是用以供奉膜拜的玉宝璧。将代表四个方位、四个季节的四灵纹雕在玉璧上，无论用以悬挂装饰或供奉，都说明汉代是个神仙方术思想非常盛行的时代。 魏晋还承袭了一些汉代的制度，五胡乱华之后，在南北朝、隋唐、五代近七个世纪中，在外来文化强力冲击下，中国本土的玉器文化较为消沈，但帝王祭祀自然神祇，或帝王的陵墓中，仍见礼仪性玉璧的使用。1931年，在山东泰安蒿里山出土唐玄宗禅地祇玉册时，据记载当时有玉璧伴随出土，可惜该璧已不知去向。[116]目前考古发掘仅见唐僖宗靖陵出土一面雕龙纹、一面雕凤纹的琉璃璧。[117]从浩瀚的历史文献可知，各朝代的社会上层贵族，都延续着在墓葬中随葬玉璧的礼俗。[118] 宋代以来，新儒学（又称为“理学”）运动兴起，文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最远古、最本土的思想与信仰。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气”的生命观，被借用而发展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的说法。[119]远古先民将蕴藏“精气”的美玉用作与神祇祖先沟通的“灵媒”，各类玉器中，圆璧是表达“天旋”与“太一”宇宙观最具象的玉器，龙、虎等纹饰，以及演变出来的云纹、谷纹，更是宇宙中生生不息“气”的表征。 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考证上古典章制度，自然掀起仿作古物的风尚。虎纹，这个在南北朝至五代的玉器雕琢界几乎被遗忘的神灵动物图像，[120]在十三世纪的南宋玉璧上再度成为与龙纹分庭抗礼的主角。[121]（图五三）有数千年历史的圆璧造形，配上有数千年历史的龙、虎主题，南宋玉璧上的龙头仍作侧面，虎仍是梯形脑袋，牠们的身躯依旧扭转矫健，但与汉璧上的龙、虎造形，已有明显不同的时代风格。玉璧，在历史的洪流中永远不被淘汰，这个神秘的器物，在中国文化中实在具有永恒的崇高地位。 图五三 南宋中期 玉璧 后记：本文是2012年参与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举办汉代文物展学术会议的论文的中文版，发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学术季刊》第30卷第3期，2013年春季号。近日受邀刊于公众号，笔者除了调整了部份图片，还增补了小南山文化、熊家冢墓葬群资料，以及笔者近日对“楚式绿玉”的研究心得。 注释 [1] 相关英文、俄文资料颇多，邓聪整理后发表于氏着，《玉器起源的一点认识》，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本文对新石器时代分期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所定，公元前7500－5000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3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2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小南山文化的最新资料见：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III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 [3] 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璧、琮时空分布的检视与再思》，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4] 徐琳，《汉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文物天地》，总第250期，2012年4月，页22-26。 [5] 卢兆荫，《略论汉代的玉璧》，收入《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亦收于氏着，《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陆建芳主编，李银德，《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 [6] 以上四则分别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孝武本纪」「封禅书」「河渠书」。 [7] 见《汉书‧郊祀志下》。 [8] 见《汉书‧儒林传》。 [9] 以上见《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皇后纪（下）》。 [10] 见《续汉书》的「礼仪志（中）」「百官志（五）」，以及《后汉书‧朱晖传》。 [11] 卢兆荫，《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文物》1998年3月。亦收入《玉振金声》一书。 [12] 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78。 [13] 同注9。 [14] 此种玉璧有各种称法，此处选择孙机先生的定名，见其，《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页365。 [15] 学界有关此种璧的命名颇为复杂，笔者以前论文中多称之为“双身动物面纹璧”，近来曾考虑纹饰的意义应是大传统中的龙与凤，因而称之为“龙凤纹璧”，见笔者主编及主要执笔《敬天格物—中国历代玉器导读》，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目前考虑只称之为龙凤纹璧很难传递其“双身合首”的特点，故接受卢兆荫先生在其《略论汉代的玉璧》一文中的定名，称作“双身合首夔龙纹璧”，该文资料见注5。 [16] 西汉分期依照：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等，2009。东汉分期依照：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期与分区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7] 汉阳陵博物苑、王保平主编，《汉阳陵博物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55,62,63。 [18] 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等，2009，页11-12。 [19]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页45-49。图见于刘云辉2009，同上注。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73。 [21]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50。 [22]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5年5期，页4-14、89-97。 [23]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5年5期，页15-31。梁云还认为西安北郊联志村、西安西北郊芦家口村的祭祀坑，过去曾被订为战国时期秦国祭祀坑，也可能是西汉的。 [24] 刘云辉2009，同注18，页12、图31-33，59-61。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242。 [26] 白宝玉等，《辽宁普兰店姜屯汉墓（M45）出土玉覆面复原研究》，《文物》，2012年7期，页69-73。 [27] 承蒙辽宁省文物考古所李向东所长及发掘人白宝玉主任同意，笔者于2012年12月13号前往该所检视此组玉器，特此申谢。经仔细观察，确认这二十多片的质地几乎都是闪玉，部份是前代遗物（龙山时期玉璜形片、西周龙纹柄形器、战国至西汉早中期谷纹璧、双身合首夔龙纹璧等）改制，但仍有部份可能是当时用玉料制作的，如圭、璧等呈浅青绿玉，内含甚多细微黑点；盖于眼睛的两块近梯形者，呈半透明白色夹大片灰黑小点；虽不能一定确认它们为昆仑山蕴藏的闪玉（俗称和阗玉），但确定不会如报告中所称来自辽宁岫岩（因为岫岩闪玉多呈黄绿玉，少数白玉，几乎无青绿色，也极少含大片小黑点）。玉圭制作规整，抛光佳。但玉璧做工较差，中孔及外缘都有歪斜的现象，孔壁、器外壁所留旋痕也宽窄不一。 [28] 图八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特此申谢。 [29] 潘伟斌等，《曹操高陵》《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30] 《礼记‧杂记上》：“含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颡。含者坐委于殡东南，有苇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朝服，即丧屦升自西阶，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阶以东。上介赗：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赗。’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须矣。’陈乘黄大路于中庭，北辀。执圭将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颡，坐委于殡东南隅。宰举以东。凡将命，乡殡将命，子拜稽颡。西面而坐，委之。宰举璧与圭，宰夫举襚，升自西阶，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阶。赗者出，反位于门外。” [31] 《史记‧世家‧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 [32] 《后汉书‧志‧志第六‧礼仪下‧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 [33] 宋少华，《长沙西汉渔阳墓相关问题雏议》，《文物》，2010年4期，页59-63。该墓出土木楬1，载明“陛下所以赗物：青璧三、粓缯十一匹、熏缯九匹。” [3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35-45页。 [35] 该墓棺椁之间共有三件玉圭，分别高20.8、18.6、9.4厘米，但平面图只显示编号为96, 95的两件，据卢兆荫先生告知，编号226玉圭被压在96号之下。 [36] 三件玉圭，分别高20.8、18.6、9.4厘米，其迭压关系系承蒙卢兆荫先生指导，特此申谢。 [37] 承蒙卢兆荫先生指导，特此申谢。 [38] 《礼记‧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此以素为贵也。” [39] 刘云辉2009。同注18。 [40]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求知雅集、两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图143,149,150,165，1991年12月。 [41] 烟台市博物馆，《烟台市芝罘岛发现的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8期，页93-94。 [42]王永波，《成山玉器与日主祭—兼论太阳神崇拜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1期，页62-68。笔者详读该文，认为作者对A、B两组玉器时代相对早晚的推测未必合理，这类谷纹璧、双身动物面纹璧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都见出土。 [43] 报告中称为涡纹璧，即是谷粒中央不立体 [44] 此墓的发掘者卢兆荫先生认为笔者的推测有一定的文献依据。 [45]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求知雅集、两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图150,169，1991。 [46] 徐湖平主编，殷志强编着，《古玉菁华—南京博物院玉器馆展品选萃》，南京：南京新人类广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0，图39。 [47]刘云辉2009，同注18，图58。 [48] 邓淑苹，《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4辑)，岳麓书社，2018年。 [49]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荆州博物馆，《荆州楚玉》文物出版社，201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50] 根据《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122页描述，确認有多件玉器被压在人骨下，由于玉器上都有小穿孔，故报告者认为“在入葬时应是穿系于死者衣着上的组玉。” [51] 谷娴子等，《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4期，页54-63。 [52] 目前地质学界将“碧玉”一词界定为：从蛇纹石化超基性岩变质而成的绿色闪玉。而将镁质大理岩变质的绿色闪玉称为“青玉”，笔者认为后一命名极为不妥，建议称绿色闪玉为“绿玉”。和阗地区可采集到绿色闪玉籽料，经分析确知是从超基性岩变质而成，故称作“和阗碧玉”，但找不到其原生矿床。详：王时麒、员雪梅，《和阗碧玉的物质组成特征及其地质成因》，《宝石和宝石学杂志》，10卷3期，2008年9月，页4-7。 [53] 周族起源华西，始终无法真正征服长江流域楚国。所以承袭史前华西、华东文化对立，发展“周文化圈”、“楚文化圈”。可参考：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再版。 [5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5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 [56] 同上注，页161，图一一三，图版玖柒。 [57] 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商王墓地》，济南：齐鲁书社，1997，图四一、四０。 [58] Jessica Rawson, “The Eternal Palaces of the Western Han: A New View of the Universe,”ArtibusAsiae, vol.LⅨ, 1/2,1999, pp.5-58. （中译）杰西卡‧罗森，〈西汉的永恒宫殿—新宇宙观的发展〉，《祖先与永恒》，上海：三联书店，2011，页285。 [59] 汉代葬制的“玉匣”，即今日俗称“玉衣”。 [60]王恺，〈浅说徐州塞拉利昂楚王墓出土玉器〉，收入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99年1期，页55-71。 [61] 南京博物院编《腾飞龙—2012龙年龙展》凤凰出版社 2012南京。 [62] 甘肃礼县鸾亭山：梁云、曹大志，《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63] 原图发表于：王永波在《文物》1993,1的论文中，本文为配合与图三０对比，将之作了适度的回转。 [64] 承蒙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及青岛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林玉海所长的周详安排，青岛市博物馆王莉副馆长及该馆工作人员的协助，能亲自检视A组玉器，特此申谢。 [65]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页134、424。 [66]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页29。 [67] 此墓的发掘者卢兆荫先生认为笔者的推测是合理的。 [68] 《左传·宣公三年》《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出现“螭”，注疏者释为“螭，山神，兽形。”“螭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汉代开始将“螭”与“龙”联系，《说文》：“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 [69] 卢兆荫，《玲珑剔透玉宝璧—汉玉漫谈》，《文物天地》，1993年3期，页16-18。亦收于氏着，《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0]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求知雅集、两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图52,133，1991年12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只有南越王及右夫人的组佩中有这样精美费工的镂空附出廓雕饰的小璧，如前述同墓的左夫人、殉人等所佩的组玉佩中只见一般的谷纹璧、蒲纹璧。 [71] “宜子孙日益昌”玉璧曾于1998年发表于：蒋廷瑜，《广西先秦两汉玉器略说》，收入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文中仅说“在合浦县黄泥岗、母猪岭、凸鬼岭、北插江盐堆等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墓葬---。”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第189页发表这件玉璧的彩图，订为新莽时期。 [72] 大葆台1号墓墓主为广阳顷王刘建，卒于元帝元初四年（公元前45年），2号墓为广阳顷王王后墓，年代再稍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页97。 [73] 笔者精算本文图一一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墓（113BC）玉璧，图一九西汉晚期神居山2号墓（54BC），图三六东汉早期中山简王刘焉墓（AD90），图四一东汉晚期中山穆王刘畅墓（AD174）玉璧器表每个谷粒或乳丁的平均占幅（即是全长除以乳丁数）大约分别是：0.588、0.7、0.682、1.12厘米，时代越晚占幅越大，意指排得越疏。而图三九广西合浦出土这件每个乳丁的占幅约在0.805-0.85厘米间。 [74] 同注5。 [75] 南京博物院，《江苏盱贻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5期，图一六：1。 [76] 邓淑苹，《长乐又延年—东汉吉祥铭文玉璧的新认知》，《故宫文物月刊》，13卷10期，总号151，1996年1月，页64-93。 [77] 四灵纹中的“玄武”变化最大，流行铸造四灵纹的汉代铜镜的情况也相似，在西汉末、新莽时期铜镜上的玄武纹也还没有定制。 [78] 黄浚，《古玉图录初集》，北平：北平尊古斋，1939年。本文四灵纹头部线图由左骏研究员绘制，特此申谢。 [79] Alfred Salmony,（萨尔摩尼）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Berkeley, 1938. [80] J.-P. Dubosc,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Venice, 1954, No.221. M. Sullivan, 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 Faber 1963. Pl.155(a) Coll.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 Desmond Gure,“Selected Examples from the Jade Exhibition at Stockholm 1963, A Comparative Study”BMFEA 36 (1964), pl.5. [81] John Ayer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75, no.98. [82] 1963 M. Sullivan出版者，笔者未查到原书。 [83]邓淑苹，《群玉别藏续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 [84] Desmond Gure,“Selected Examples from the Jade Exhibition at Stockholm 1963, A Comparative Study”BMFEA 36 (1964), pl.6. John Ayer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75, no.99. 刘明倩，《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中国古玉藏珍》，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 [85] 邓淑苹，《长乐又延年—东汉吉祥铭文玉璧的新认知》，《故宫文物月刊》13卷10期，总号154，1996年1月。 [86] 邓淑苹，《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台北：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 [87] 此璧1990年10月佳士德公司（Christies’）在香港拍卖时，由蓝田山房购得。2007年4月再度由苏埠比（Sotheby’s）公司在香港卖出。 [88] 中国传统方位是以南方在上方，和现代以北方在上方不同。 [89] 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商王墓地》，济南：齐鲁书社，1997。 [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区M7602的清理〉，《文物》2004年7月。 [91] 袁胜文等，《玉石覆面研究》，《中原文物》2009年3月，页78。 [92] 赵殿增等，《“天门”考—兼论四川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6月。 [93] 同注7。 [94]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10卷3期，1993年春季号，页1-50。邓淑苹，《由良渚刻符玉璧论璧之原始意义》，《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页202-214。邓淑苹，《刻有天象符号的良渚玉器研究》，宋文熏等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页123-145。英文发表为：Teng, Shu-p’ing,“Incised Emblems on Ritual Jad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Xiaoneng Yang （杨晓能）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p.171-185. [95] 邓淑苹，《反山十二号墓“权杖”玉镦、玉瑁的启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页349-363。 [96] 笔者怀疑这是后世强调“互补共生”“相反相成”的太极图的原始构图。 [97] 另两件分别典藏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及台湾的蓝田山房。其中蓝田山房藏璧的边缘有三只飞鸟。 [98] 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99] 江晓原、谢筠，《周髀算经》，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3-5。 [100] 冯时，《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华夏文明探秘丛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页210。 [101]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台北：明文书局，1984，页151。 [102] 有关赵爽的年代的考证，见江晓原等1996，（同注76）页6。 [103] 陈遵妫1984，（同注78）页152-153。 [104] 《汉书‧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后汉书‧律历志》：“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 [105] 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七四。 [106] 钱宝琮曾以为古本中的七衡图，与赵爽的注不合，而另绘七衡图。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见：Cullen, Christopher,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1996, pps. 221-222. Sun, Xiaochun and Kistemaker, Jacob ,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Leiden, Netherlands : E.J. Brill , 1997. p.24. 但所试绘的新七衡图，基本上仍是以「极」为中心点的七条同心圆，只是对青图画的解释，略有不同。 [107] 《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 [108] 《春秋纬‧天命府》：“天左旋，地右动。” [109] 北斗星是七颗亮度甚大的恒星连成像酒杓（斗）的形状，位于北天极，《鹖冠子》《淮南子》中记载，古人观察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西、北，确定季节为春、夏、秋、冬。 [110] 四象图像引自：陈久金，《中国星座神话》，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5年。 [111]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六章。 [112] 西水坡数据中比较确定的是用蚌堆塑的龙与虎，但冯时在2001年其著作第313页记述：“在濮阳西水坡与蚌塑星象图共存的另一处遗迹中，曾经发现了龙、虎、鸟和银河，这无疑也是一幅天象图。但是这里出现的鸟到底是作为二十八宿中的哪些星官的形象，目前还不好确定。---” [113] 冯时2001，页320。 [114] 汉武帝卒于公元前87年。 [115] 四灵纹带扣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钱伊平，《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汉代》，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91。四灵纹玉胜藏于上海博物馆，见：王正书，《司南佩考实》，《文物》22003年10期，页69-72。褚馨，《两汉六朝玉器中的四灵、五灵纹样》，《故宫文物月刊》，总号349，2012年4月，页66-73。 [116] 唐玄宗玉册与宋真宗玉册均于1931年意外地出土于蒿里山一个被炸毁的塔基下，当时为马鸿逵将军所得。马将军日后带往美国，1971年马将军遗孀刘慕侠女士将之送回台湾，由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随着玉册捐赠时的一份手写纪录中记载当初层伴随出土玉璧。笔者还曾亲自目睹该份记录。邓淑苹，《唐宋玉册及相关问题》，《故宫文物月刊》，9卷10期，总号106，1992,1，页12-25。 [117] 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页壹肆零。 [118]从《新唐书‧志第三十八‧百官三》记载「既引，遣使赠于郭门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可知，对于一品的官吏去世后，中央派使者赠送的赙礼中要增加玉璧。从《宋史‧志第七十七‧礼二十七‧凶礼三》记载“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葬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可知，对一品、二品的官吏去世后，中央派使者赠送的赙礼都加玉璧。 [119] 理学的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可参考：孙开泰等，《中国哲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页256-257。 [120] 仅在墓葬周围石刻或墓中壁画里，有关四灵主题的装饰中才会出现白虎纹样。 [121] 《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玉雕的关键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编《考古学研究（八）‧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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