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记忆｜麦收时节的“候鸟”：麦客的前生今世

王志军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委宣传部

　　过往年代，在麦收时节，有几万十几万的浩荡人流，离开家园和家人，随着麦熟的气息，如同候鸟，那些一年一度、年复一年，西北、华北等地在麦子成熟季节成群结队，用力气和汗水，异地为人收割小麦的短期农民劳务工群体，为贫困的生活换取一些钱两。这个群体，被称为“麦客”。陕西也有把麦客叫“麦胡钐 ”“忙伙”“猫呼噜”。麦客，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曾经存在的巨量群体，在精英叙事理念下的正统历史书写中，其存在是被无视的，后世是看不到的。然而，无论是否被书写、被记载，都无法抹去他们曾经的存在。因为，他们曾真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小麦收割者的角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华麦作的历史册页。是黄土高原、华北大平原产麦之地特有的农业历史的一种样貌，也是传统农耕文明中一个独特的麦作文化的人物符号。

　　麦客究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有说从秦朝起，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就有麦客存在。清代乾隆年间的方志明确指出：“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祖东，良芳不一。”乾嘉时期李兆甲的《麦客子歌》写道：“君不见俗称麦客子，田如太虚宽腰镰。先刈秦云卷，肩担远挑陇月残。一身亲收几万顷，饭饱与己尽无干。吁嗟乎，躬收几万项，一饱尽无干！”曾做过陕西巡抚的清代官员吴振棫在《麦客行》中记述：“客十九籍甘肃，麦将熟，结队而至，肩一袱、手一镰，佣为人刈麦。自同州而西安，而凤翔、汉中，遂取道阶成而归。岁既久，至者益众，官吏惧有意外之扰，颇逻察之，不能禁也。秦人呼为'麦客’! ”这表明，至少在清代，麦客就登上了夏收时节的舞台。且90%的麦客来自甘肃，成群结队，肩背包袱，手拿镰刀，受人雇佣。直到21世纪00年代，甘肃作为在陕西作业的麦客最大源地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变。麦客遍及西北地区，关中是最大集散地。

　　麦客们的市场何来？以“千军万刃进关中”为例说明。一方面，麦客为了生计需要“走出去”。麦客的肇端和来源地，在甘肃和宁夏属黄土高原腹地。这些地方，少雨多风，霜期较长，干旱和无边无际的梁峁造成了封闭和贫困。每年春末夏初的时候，青黄不接，多数农民家庭中的存粮已经吃得所剩无几。在自然条件恶劣、贫困面广、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情况下，赶场（麦客外出割麦叫“赶场 ”，易地待雇叫 “转场 ”），就成为当地农民糊口谋生的一种传统自救方式。另一方面，收麦需要把麦客“雇进来”。谚语说“收麦如救火”，是说小麦收割要抢抓时间往前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成熟后的麦粒与麦壳唇齿难顾，极易裂开散落，见不得阴雨天，收麦稍有迟慢，小麦就会发芽霉烂；二是，小麦收割与后茬作物如玉米播种，需要争抢农时，收完小麦急需腾地。收麦迟了，耽误秋庄稼的播种或管理，所以收麦如救火一样紧迫。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中麦作区人口少但种麦多，麦收是龙口夺食，雇佣麦客是客观必要。而关中小麦成熟较早，给甘肃等地麦客来关中收麦提供了时间差，之后不耽误麦客自家的农活。

　　对于麦客的态度，处于自身功能和利益的不同考虑，官方与民间各不相同。有地方官吏出于治安考虑，对其成群结队大规模流动表示担忧予以查禁。而麦作区的雇主，对于劳动力有着巨大的季节性需求，难以禁止。至于雇主如何对待麦客，也不尽相同，大抵主要看出于什么样的本心了。一般地，麦客要自带衣服被褥、镰刀与磨石，饮食住宿由雇主安排。“麦客”不得登堂入室，房前屋后，甚至麦场，都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一些地方，年长者骂家里孩子好吃懒做时会说，“你咋像麦客一样，比牛还吃得多”。可以看出，官民两者，对麦客的防范和歧视，都是客观存在的。

　　按照西北贫困农业地区的观念，男人在外吃苦受累挣钱养家、女人在家照顾好孩子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实际上，麦客并非完全是男人的角色，女性麦客也很常见。她们大都是夫妻麦客，也有的是跟同村人出来的，还有年轻夫妻带小孩出门割麦的。相较男麦客，女麦客不用与雇主侃价，只跟着割麦即可，侃价由男麦客来做。一个麦收季，麦客辛辛苦苦，往往刨去路费挣不到几个钱，不少人只捞到个肚圆。除了干农活，那时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和本领，也就没有更好的挣钱糊口、改善生活的渠道。麦收时节，闲不住的农民，跋涉千里、亲情远隔，走出去当麦客，就是唯一的生计选择。麦客们自编的歌谣唱得很实在，也很悲情——“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逛世纪哩！肘肘 （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嗨哟哟，一年盼个麦儿黄，不想婆姨不想娘”。无论多少，麦客们只要能够获得些许收入，就愿意投入劳动， 不敢也不愿计较报酬多少。哪怕就混个吃饱，就当是看外边的世界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麦客即使一个麦收季节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从贫困地区到相对富裕地区来回这一趟，从乡村到城市交通的转换，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徒步也好，乘火车也罢，所有这一切，都给麦客以人生的新体验，给心灵以新的冲击。麦客通过对外界信息的集纳和分析，再传播给家人，特别是下一代，相当于家人也看到了外面更新鲜更广大的世界。在此视角上看，麦客也扮演起了不同地域文化乃至文明交流的角色，从而让麦客家乡的人们，更加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生活。

　　进入现代社会后，遍及陕甘宁的麦客主要汇流于较为发达的陇海铁路沿线，麦客们扒火车、乘客车、坐汽车，从甘肃等地进入八百里秦川的宝鸡、咸阳、西安等地。胡武功《藏着的关中——秦人百相》中说，1980年以后的麦客，迎来了职业黄金时代。他提到，1992年以后，麦客身价倍增，关中各地时常发生争抢麦客的事。主要是因为当时关中农民做生意、办工厂的多了起来，雇佣麦客就必不可少。“800元也得雇！”有的雇主横了心，甚至叫来“夏利”“奥拓”“桑塔纳”小轿车，直接把麦客拉到麦地里。这样的极度风光，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0年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一把镰刀割天下”的大规模麦客流动现象渐行渐远，传统麦客已成为我国农耕时代的一个历史印记与文化符号。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麦客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生计方式。机器大生产对传统农业生活的冲击，使得麦客也迭代升级。在社会急剧变化、时代加速演进的今天，麦客从历史中走来并华丽转身，以新的形式和面貌登上现代麦作的舞台。镰刀变成了联合收割机，老麦客变身为新麦客。每到麦收时节，夫妻、家人、朋友搭伴，一辆卡车、一台收割机、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麦客们依然如候鸟一样，根据全国小麦成熟的不同时间而迁移，由南而北，与收获的时令赛跑，追赶着各地的麦收季，被称为“新麦客”。可以看到，在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从江淮平原到华北平原，再到黄土高原，联合收割机的队伍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在金黄色的麦田中游弋。

　　新麦客的生意，一部分由麦收地的“中介”来介绍。这些中介或是村里的干部，或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中介会给麦客介绍业务、安排食宿，保障麦客安全，帮助处理纠纷，同时从中抽成，每收一亩，收取5-10块的“介绍费”。新麦客们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麦收路线，也与此有关，他们更愿意去熟悉的地方，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出现。这一点，与过往时代的老麦客，很有几分仿佛。时下，在互联网的加持下，预先在网上签约接订单，新麦客接生意越来越便捷了。比如，一位新麦客的手机里，有一个名为“京津冀农机联盟”的微信群，聚集了100多个像他这样的新麦客。新麦客们通过便捷的网络，可以得知哪里需要收割机，甚至能精确到几月几日的某个时间段。

　　新麦客更喜欢在农业合作社或种粮大户通过承租、流转获得的大片耕地上收割小麦，这样的麦地往往面积更大、更平整，不用频繁地调转联合收割机的机头、卸下舱中的小麦。小农户的麦地，常常只有几亩到十几亩地，面积较小也细碎分散，不适合联合收割机操作。承接小农户麦收业务的，更多是履带式的小型收割机，也便于转场到下一农户。新麦客是一个普遍年轻化的行业。麦熟一晌黄，麦收是跟天气的赛跑，是“和老天爷抢时间”。许多新麦客，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左右，常要连夜抢收，休息则更多放在千里转场的征途中。这样的工作强度，将大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机手淘汰了出去，超过40岁就算大龄了。加之一些农业合作社也自备有联合收割机，也进行跨区麦收作业，对个体单干的新麦客形成竞争。但仍有坚持者，对麦客这个职业保持着热情。

　　无论如何，新麦客已放下祖辈们代代相传的镰刀，越过悠久的传统农耕时代，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收获粮食，也收获未来，演绎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丰收时节的别样精彩。

作者简介

王志军，理学硕士，曾研读农史，发表多篇新闻评论作品，获省级新闻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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