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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以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每年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编撰《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年前为《中国心血管病报告》），对心血管领域新的研究进展进行及时更新，以详实、科学的资料为卫生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提供支持。报告倡导心血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提高居民的心血管病（CVD）风险意识，强调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重不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不足等上游危险因素控制，从源头上预防CVD。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代谢危险因素流行的双重压力，CVD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增高，疾病负担下降的拐点尚未出现，2020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8.00%和45.86%，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CVD给社会和居民带来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本文对最新编撰出版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要点内容进行解读，以期为CVD防治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心血管健康影响因素1.1 烟草使用中国是全球烟草消费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烟草受害国。全球疾病负担（GBD）2019研究显示，1990—2019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从150万增至240万，增幅达57.9%[1]。 中国男性一直是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人群。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15岁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0.5%，女性为2.1%[2]。中国青少年吸烟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2021年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中学生吸烟率为4.7%；尝试吸烟率为16.7%，其中，职业高中生尝试吸烟率最高（28.9%），其次是高中生（18.9%）和初中生（12.9%）[3]。 中国健康素养调查（CHLS）对中国31个省84 839名参与者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20~69岁人群烟草依赖率为13.1%，现在吸烟者的烟草依赖率为49.7%，约1.835亿吸烟者患有烟草依赖，其中男性为1.775亿[4]。 2018年，中国≥15岁非现在吸烟人群二手烟暴露比例为68.1%，看到有人室内吸烟的比例为71.9%[5]，目前正使用电子烟的比例为0.9%[6]。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对461 047名30~79岁成人中位随访11.2年的数据显示，在基线无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人群中，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首次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分别增加23%和14%，死亡风险增加40%[7]。 2018年，中国≥15岁吸烟人群中戒烟率为20.1%；在过去12个月内戒过烟的人群中，超半数人戒烟的主要原因与自身健康有关，前三位戒烟原因分别是担心影响今后健康（38.7%）、已经患病（26.6%）和家人反对吸烟（14.9%）[8]（图1）。 
2021年7月，WHO发布的《全球烟草流行报告》参照MPOWER六大项控烟策略，对全球各缔约国的履约进展进行了评价。每项策略的执行水平被分为4个等级，从Ⅰ级（执行最好）至Ⅳ级（执行最差）。中国在执行MPOWER控烟策略中，被WHO评为Ⅰ级的是M（监测）和W（警示）中的控烟宣传。对保护人们免遭烟草烟雾的危害（P）被评为Ⅳ级，按《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中国应在2011年前实现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9]。尽管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20多个城市实现全面无烟立法，但仅覆盖了15.9%的人口，全世界已经有134个国家和地区在烟盒上印制了图形方式的健康警示，中国大陆目前尚未实施[10]。 1.2 膳食营养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状况总体改善。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量为2 007.4 kcal，供给充足，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11]。 中国居民总能量摄入呈下降趋势，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变化不大，而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脂肪供能比却呈上升趋势，自2012年起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20%~30%的上限水平（图2），2015—2017年农村脂肪供能比首次突破30%的推荐上限，达到33.2%[12，13，14，15]。 
1982—2015年，中国居民主要食物摄入量发生变化，谷物和蔬菜的摄入量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增加；水果、蛋类、水产品、奶类、大豆类的摄入量仍然很低；食用油摄入增加，家庭烹调用盐有所减少，但食用油和烹调用盐的消费量均远高于推荐量[12-14]（图3）。 
2016—2017年，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经常饮用率（经常饮用是指每日饮用至少1次，或者虽非每日饮用但每周饮用5次及以上）为18.9%[14]。 2018年，中国≥18岁居民中平均每人每年酒精摄入量较2012年增加0.4 L，饮酒者经常饮酒率（过去1年内曾饮酒的人群中，每周5 d或5 d以上饮酒所占的比例）为19.9%，饮酒者有害饮酒率（男性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61 g，女性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41 g）为8.6%，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14]。 中国健康膳食研究（CHH）是一项多中心、单盲、随机干预试验，发现食用28 d的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包括鲁菜、淮扬菜、粤菜和川菜，脂肪供能减少5%~8%，蛋白质供能增加3.5%~5.5%，碳水化合物供能增加0~5%，钠摄入量从近乎6 000 mg/d减少到3 000 mg/d，膳食纤维从11 g/d增加到30 g/d，钾从<1 700 mg/d增加到3 700 mg/d），可分别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10.0〔95%CI（-12.1，-7.9）〕mmHg（1 mmHg=0.133 kPa）和-3.8〔95%CI（-5.0，-2.5）〕mmHg；每减少1 mmHg收缩压的增量成本效益比为每天0.4元，提示具有经济、有效的降压作用[16]。 低钠盐与脑卒中的关系研究（SSaSS）卫生经济学评价结果表明，用盐代用品替代普通盐可降低14%的脑卒中风险，食盐代用品组平均每人多获得0.054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节约费用110元，干预组平均成本为1 538元，对照组1 649元；干预组在预防脑卒中和获得QALY方面占支配地位，以较低成本可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17]。 1.3 身体活动身体活动不足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中国居民普遍表现为身体活动不足的流行特征和趋势。 覆盖全国各省共计12万~13万余名中小学生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显示，2017年4~6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身体活动达标率分别为38.5%和35.3%，均高于2016年（分别为33.5%和32.5%），高中生身体活动达标率无明显改变（24.4%与24.2%）[18，19]。 2017年，仅5.12%的中小学生达到24小时运动指南标准，即中高强度身体活动≥60 min/d、业余使用屏幕的时间≤2 h/d、睡眠时间充足（6~13岁：9~11 h；14~17岁：8~10 h）[20]。2016年，中小学生平时使用各类屏幕（看电视、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间≥2 h的比例分别为8.7%、11.5%、9.0%，而周末则分别升高至23.7%、27.7%、17.5%[21]。 1985—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对738 523名13~18岁汉族学生的6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图4）[22]。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对4 341名6~17岁儿童青少年的分析结果显示，2004—201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率升高了5.5%，身体活动量减少了5.8代谢当量（MET）·h/7 d，平均静态行为时间增加了1.8 h/7 d[23]。 
中国慢性病及营养监测（CCDNS）数据对全国31个省298个区县的横断面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18岁成人经常参加身体活动率为12.5%，较2010年（11.9%）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5~34岁人群经常参加身体活动率仅为8.6%[24]。 CHNS数据显示，1991—2009年，中国成人的平均身体活动总量明显下降（399 MET·h/周与213 MET·h/周）[25]。2011年男性职业活动量较1991年下降了31%，女性的趋势类似[26]。 CCDNS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18岁成人业余静态行为时间平均为3.2 h/d，与2013年（3.3 h/d）接近，但明显高于2010年（2.7 h/d）[27，28]。 利用2016年WHO发布的全球168个国家2001—2016年的身体活动数据对其中40~74岁人群资料进行的深入分析显示，达到身体活动建议目标可以预防我国18.3%的过早死亡，相当于每年避免101.65万40~74岁的人过早死亡[29]。 对CKB中48.7万余名基线无CVD人群平均随访7.5年的结果显示，总身体活动量与CVD死亡呈显著负关联，与活动量最低组（≤9.1 MET·h/d）相比，最高5分位组（≥33.8 MET·h/d）CVD死亡风险降低41%；身体活动量每增加4 MET·h/d，CVD死亡风险降低12%；增加职业或非职业身体活动量均可降低CVD死亡风险[30]。 对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CCDRFS）（2007年）及中国卫生服务调查（2003年）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显示，2007年中国居民患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癌症和2型糖尿病（T2DM）直接归因于身体活动不足（未达到WHO推荐）的比例分别为12.3%、15.7%、8.5%、11.3%和13.5%，同时，因缺乏身体活动而导致的超重或肥胖还可进一步加重这种风险[31]。 2007年缺乏身体活动造成的经济负担为67亿美元，占当年主要慢性病全部经济支出的15.2%，直接医疗支出占年度中国主要非传染性疾病总直接经济负担的15.7%[31]。 1.4 超重和肥胖2002—2017年3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显示，我国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总体均处于上升趋势（图5）。2015—2017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6~17岁儿童青少年分别为11.1%和7.9%；≥18岁成人分别为33.3%和14.1%[32]。 
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人（中国标准）、7~17岁儿童青少年（中国标准）和≤6岁儿童（WHO诊断标准）的超重肥胖率可能分别达到65.3%、31.8%和15.6%，而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可能分别达到78 995万、5 892万和1 819万[33]。 根据GBD研究估算，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BMI的CVD死亡人数为54.95万，归因于高BMI的CVD年龄标化死亡率为38.64/10万，11.98%的CVD死亡归因于高BMI[34]。 广州生物库队列对2003—2008年招募的19 405名50岁以上的中国人平均随访11.5年的结果显示，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在BMI≥22.5 kg/m2的人群中，BMI每增加5 kg/m2，CVD死亡率增加37%[35]。 对上海女性健康研究和上海男性健康研究中40~59岁的48 377名女性和35 989名男性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显示，在BMI≥23 kg/m2的中年人群中，从成年开始到中年，体质量每增加5 kg，后来发生CVD相关死亡风险升高20%以上〔男性HR=1.26，95%CI（1.16，1.38）；女性HR=1.23，95%CI（1.14，1.33）〕[36]。 一项儿童肥胖预防项目将40所学校的1 641名儿童随机分为综合干预（饮食和身体活动）组和对照组，12个月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结果表明，公共部门的干预费用为每名儿童35.53元，社会部门的干预费用为536.95元；从公共部门和社会角度来看，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每多获得1个QALY的增量成本分别为8 888元和73 831元，干预组均具有良好的性价比[37]。 1.5 心理因素一项基于医院的23项研究的Meta分析发现，中国冠心病住院患者的抑郁症患病率为51%〔95%CI（0.43，0.58）〕，其中0.5%~25.44%为重度抑郁[38]。《抑郁症基层诊疗指南（2021年）》指出，15%~30%的急性冠心病患者、20%的冠心病患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患有抑郁障碍[39]。 对190例新诊断冠心病的患者随访36个月后发现，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生率均随时间持续增加，焦虑症的发生率从基线时的42.6%增加到36个月时的51.1%；抑郁症发生率从33.3%上升到43.7%[40]。 INTERHEART研究显示，中国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1.66%，明显高于无CVD病史的对照组（10.36%）；虽然中国居民抑郁症的患病率低于全球其他51个国家和地区，但抑郁症与AMI的相关性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中国OR=2.27，其他国家OR=1.37）[41]。 一项纳入41项与高血压和抑郁相关的临床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高血压患者抑郁症的总体患病率为26.8%，中国为28.5%，高于其他国家的22.1%[42]。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研究（CHARLS）评估了6 810例无CVD居民的抑郁症状，发现与没有任何抑郁症状的研究对象相比，持续抑郁症状与CVD风险和死亡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3]。 CKB项目针对486 541名30~79岁中国居民的分析发现，重度抑郁症的整体患病率为0.61%。中位随访7.2年后，与普通人群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发生缺血性心脏病（IHD）的风险总体增加了32%，尤以城镇居民更为显著，增加了72%[44]。 2 CVD危险因素2.1 高血压在1958—1959年、1979—1980年、1991年、2002年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高血压抽样调查发现，≥15岁居民高血压的粗患病率分别为5.1%、7.7%、13.6%和17.6%，总体呈上升趋势。 中国高血压调查（CHS）发现，2012—2015年中国≥18岁居民高血压粗患病率为27.9%，加权率为23.2%，估计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45亿；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粗率为39.1%，加权率为41.3%，估计全国有血压正常高值人数4.35亿[45]。 2018年，CCDRFS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个县（区）对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的179 873名≥18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加权率）[46]。 CHNS研究对12 952名年龄>18岁中国成人前瞻性队列调查显示，高血压年龄标化发病率从1993—1997年的40.8/1 000人年增长至2011—2015年的48.6/1 000人年[47]。 2015年，中国≥18岁成人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51.6%、45.8%和16.8%[45]，与既往调查相比，均有明显提高（图6）。 
一项于2016—2019年在中国23个省份的130家医院开展的研究表明，钠/钾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血压升高0.46/0.24 mmHg[48]。另一项研究对20 995名CVD高危人群（72.6%有脑卒中病史，88.4%有高血压病史），平均随访4.74年，期间共有4 172人死亡；结果显示，与普通食盐组相比，代用盐组脑卒中风险降低14%，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13%，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2%，死亡和非致死性急性冠脉综合征（ACS）事件也显著减少[49]。 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干预策略（STEP）研究显示，在对8 511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中位随访3.34年期间，强化治疗（收缩压目标为110~<130 mmHg）组4 243例患者中有147例（3.5%）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而标准治疗（收缩压目标为130~<150 mmHg）组4 268例患者中有196例（4.6%）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强化治疗组的主要结局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标准治疗组，绝对差异为1.1%[50]。 中国农村高血压控制项目显示，乡村医生主导的高血压综合干预模式可显著提高中国农村高血压控制率；由受过培训的乡村医生在初级保健医生的监督下，18个月时，干预组57.0%的高血压患者血压低于130/80 mmHg，而对照组仅为19.9%；干预组平均血压较基线下降26.3/14.6 mmHg，对照组下降11.8/7.5 mmHg[51]。 截至2019年，全国管理在册的高血压患者约1.09亿，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较2009年增长29.28%，东、中、西部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差距逐渐减小；高血压被管理人群的血压控制率由2009年的50.88%上升至2019年的67.72%[52]。 一项基于收缩压干预试验（SPRINT）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表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从收缩压标准治疗到强化治疗使人均QALY从9.51增加到9.87，每增加1个QALY的增量成本为10 997美元；模拟结果表明，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倍为支付意愿阈值，强化治疗具有成本-效果的概率为82.8%[53]。 基于STEP研究数据建立的微观模拟模型纳入10 000名假定的基线收缩压>140 mmHg的60~80岁中国成年人样本，比较强化血压治疗与标准血压治疗的终生健康益处和医疗成本，结果显示，强化治疗组患者的平均QALY比标准治疗组患者多出0.16，每增加1个QALY，成本将增加12 614元人民币；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化血压治疗方案具有成本-效果[54]。 采用3个时点的筛查策略有助于掌握中国18岁以下人群高血压患病水平的真实现状。2012—201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调查项目[55]及2018—2019年全国六省市调查[56]显示，尽管采用中国和美国不同筛查标准时，单个时点高血压患病率有所差异，但经过非同日连续3次血压测量得到的最终高血压患病率比较接近〔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CACH）研究：3.7%与3.3%；全国六省市调查：8.4%与5.9%〕。 1991—2015年CHNS 9次现况调查结果显示，监测地区学龄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从1991年的8.5%上升到2015年的19.2%。其中，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为主要高血压表型（占2/3以上），患病率从1991年的6.2%上升至2015年的14.1%[57]。 肥胖是儿童高血压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肥胖儿童是重点防控的高危人群。1995—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对943 128名7~17岁儿童青少年的数据分析显示，超重和肥胖对高血压患病风险的独立贡献〔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从1995年的6.3%上升至2014年的19.2%，对收缩期高血压的PAR%增幅是同期对舒张期高血压PAR%增幅的2倍[58]。 2.2 血脂异常我国成人和儿童血脂水平、血脂异常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2015年中国成人营养与慢性病监测（CANCDS）项目对179 728名≥18岁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HDL-C）、三酰甘油（TG）水平较2002年分别升高0.70、0.75、0.74、0.35 mmol/L[59]。 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协作组分析发现，198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非HDL-C水平是全球最低的国家，到2018年，则达到或超过了许多高收入西方国家的非HDL-C水平，为4 mmol/L左右[60]。 北京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研究分别于2004年和2014年纳入6~18岁北京市儿童青少年1 660名和1 649名，结果显示，与10年前相比，2014年儿童青少年TC、LDL-C、非HDL-C和TG水平分别升高了0.21、0.12、0.27、0.07 mmol/L，HDL-C则下降了0.07 mmol/L[61]。2002年CHNS[62]、2010年中国慢性肾病工作组调查（CNSCKD）[63]、2011年CHNS[64]及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65]研究显示，中国≥18岁人群血脂异常（定义为存在任一类型的血脂异常，包括TC≥6.22 mmol/L、LDL-C≥4.14 mmol/L、HDL-C<1.04 mmol/L、TG≥2.26 mmol/L）的患病率大幅上升，由2002年的18.6%上升为2012年的40.4%。 2012—2015年CHS[66]和2014—2019年中国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百万人群（China-PEACE MPP）项目[67]针对≥35岁成人的血脂异常患病率调查结果相近，分别为34.7%和33.8%。 2013—2014年第四次CCDRFS项目[68]、2015年CANCDS项目[59]、2014年中国脑卒中筛查与预防项目（CNSSPP）[69]、2014—2019年China-PEACE MPP项目[67]调查结果均显示，我国成年居民血脂异常的主要类型是低HDL-C血症和高TG血症（图7）。 
2017年儿童青少年心血管与骨健康促进项目对14 395名6~16岁儿童青少年调查显示，血脂异常的总体检出率为20.3%（儿童血脂异常切点为TC≥5.18 mmol/L、LDL-C≥3.37 mmol/L、HDL-C≤1.04 mmol/L和TG≥1.7 mmol/L）[70]。 GBD 2019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1%的CVD疾病负担由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ASCVD）所致，LDL-C水平升高是我国ASCVD的第二大归因危险因素，但ASCVD高危、极高危人群的LDL-C达标率仍较低[71]。 按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72]10年ASCVD危险评估流程的危险分层定义，China-PEACE MPP调查人群中236 579人（占总人群10.2%）为10年ASCVD高危人群，LDL-C<2.6 mmol/L的达标率为42.9%，未达标者治疗率仅为4.5%；71 785人（占总人群3.2%）为10年ASCVD极高危人群，LDL-C<1.8 mmol/L的达标率为26.6%，治疗率为14.1%，LDL-C治疗达标率为44.8%[67]。 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改善（CCC）项目于2014—2019年多中心纳入住院ACS患者共计104 516例，采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超高危ASCVD患者血脂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标准鉴别出75.1%为超高危ASCVD，入院时LDL-C达标率（LDL-C<1.4 mmol/L）仅为6.6%；对其中收集了出院处方信息的40 875例患者进行分析显示，95.1%的患者出院时仍为他汀单药治疗[73]。国际血脂异常调查2-中国研究（DYSIS Ⅱ-China）中752例接受降脂治疗的ACS患者6个月随访数据显示，LDL-C未达标占58.8%、LDL-C水平距离目标值（0.7±0.7）mmol/L，他汀单药治疗占91.4%[74]。以上研究均提示，我国他汀单药治疗率高、联合降脂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不足，亟须优化降脂策略以提高LDL-C达标率。 2.3 糖尿病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趋势显著（图8）。1980年对30万全人群的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0.67%[75]。2015—2017年，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75 880名≥18岁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显示，依据美国糖尿病学会（ADA）诊断标准，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2.8%，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如果采用WHO诊断标准，糖尿病患病率为11.2%；估计目前中国成人糖尿病人数达1.298亿（男0.704亿，女0.594亿）[76]。 
一项以三级医院为基础的研究，利用国家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数据库的数据，对我国糖尿病住院患者糖尿病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患病率进行了评估，共纳入92 413例1型糖尿病（T1DM）住院患者和6 094 038例T2DM住院患者，结果显示，T1DM和T2DM患者发生大血管并发症的比例分别从2013年的7.3%和14.5%增加至2017年的13.2%和18.4%，发生微血管并发症的比例分别从2013年的29.9%和19.0%增加至2017年的31.6%和21.0%[77]。 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纳入了来自33个诊所的577名经葡萄糖耐量试验诊断的糖耐量受损的成年人，以小组随机的方式被分配到对照组或者三种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饮食加运动）组中的一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从1986年持续到1992年。在30年的随访中，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糖尿病发病时间推迟了3.96年，糖尿病发病风险下降39%，心血管事件、复合微血管事件、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风险分别下降26%、35%、33%、26%；干预组脑卒中和严重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组较对照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44岁[78]。 2.4 慢性肾脏病（CKD）2009年9月—2010年9月在中国13个省进行的全国CKD患病率调查研究显示，中国>18岁成人CKD的总患病率为10.8%，以此推算中国约有1.2亿名CKD患者；其中，肾功能异常〔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2）-1〕的患病率为1.7%，白蛋白尿（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30 mg/g）的患病率为9.4%[79]。 CHARLS研究显示，老年人肾功能下降〔定义为eGFR<60 ml·min-1·（1.73 m2）-1〕患病率随年龄增长不断增高，≥60岁者总患病率为10.3%，60~64岁为3.3%，65~69岁为6.4%，70~74岁为11.4%，75~79岁为22.2%，≥80岁为33.9%[80]。 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CK-NET）2016年度报告显示，合并CKD诊断的住院患者占该年度总住院患者的4.86%；不同疾病患者的CKD患病率不同：CKD患病率在糖尿病患者中为13.90%，在高血压患者中为11.41%，在CVD患者中为7.96%[81]。 2.5 代谢综合征2002年及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纳入48 556名及104 098名≥18岁调查对象，结果显示，依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由2002年的6.6%增加到2012年的15.4%[82-83]。 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对16 872名10~17岁儿童青少年的调查显示，依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提出的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4%；依据Cook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4.3%[84]。 2.6 空气污染中国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和死亡负担的影响因素中，环境大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分别位列第3位和第13位。与1990年相比，2019年与室内空气污染相关的总死亡人数下降了72.7%，DALY损失下降了80.2%[85]。 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18个城市室外空气质量达标，达标率为64.3%，比2020年上升了3.5%，6种主要大气污染物（PM2.5、PM10、SO2、NO2、CO、O3）水平均比2020年下降[86]。 基于我国272个城市2013—2015年大气污染和死因逐日数据开展的系列研究发现，随着PM2.5、粗颗粒物（直径2.5~10.0 μm）、O3、SO2、NO2和CO暴露浓度的增加，CVD、冠心病、高血压的死亡风险增加[87-91]。另一项基于中国250个县2013—2018年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暴露于PM2.5重污染事件导致CVD死亡风险增加1.09%[92]。 2000—2016年中国归因于PM2.5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达3 080万，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因PM2.5暴露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呈逐渐下降趋势[93]。 一项关注不同碳减排途径的经济成本和健康效益的研究发现，碳减排可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避免约118 000例和614 000例PM2.5归因死亡[94]。我国碳与空气质量污染防治政策对人类健康的收益研究预测，2030年全国与PM2.5和O3相关的死亡人数预计将分别减少23.52万和5.34万[95]。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空气质量改善的经济效益评估结果表明，2013—2017年，空气质量改善经济效益分别达到-19.82、-18.93、157.07、152.64、223.30亿元，占本财年GDP的比重分别为-0.85‰、-0.81‰、6.68‰、6.16‰和8.77‰；五年实现利润总额494.26亿元，占五年GDP总额的4.11‰[96]。 一项基于中国一个样本城市的医疗保险报销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PM2.5每减少10 μg/m3，患者平均医疗费用将减少1 699元，普通工作和生活时间的损失将减少1.24 d；假设全市PM2.5年浓度降至国家标准35 μg/m3，将带来超过12.8亿元人民币的健康效益，占该市每年环境保护投资的18%[97]。 3 CVD社区防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加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截至2020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成国家级'示范区'488个，覆盖了全国17.1%的县（市、区）[98]，已超额完成了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提出的国家级'示范区'覆盖率在2020年达到15%的目标。'示范区'建设作为《十四五规划》'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的重要抓手，正在推动CVD防控策略由高危人群策略向全人群策略的根本性转变。 鞍山市立山区于2013年启动示范区建设，2013—2020年，健康学校、健康食堂、健康餐厅、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健康小屋、健康社区等健康单元由73个增加至116个，增幅达59%；健康单元以及其他'示范区'建设工作改善了人群CVD危险因素，其中，超重率下降15.00%（36.79%与31.27%），肥胖率下降40.30%（16.90%与10.09%），吸烟率下降36.27%（30.63%与19.52%），被动吸烟率下降50.95%（75.12%与36.85%），饮酒率下降53.13%（32.73%与15.34%）；7年间居民健康行为正在逐步养成，限盐勺使用率由3.22%增加至15.34%，控油壶使用率由1.26%增加至12.95%，有慢性病知识需求的人口比例由48.65%增加至65.74%；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显著下降（34.69%与23.51%；16.76%与8.96%），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增加了1.57岁（78.00岁与79.57岁）[99]。 武汉市硚口区在2014年被确定为第三批国家级'示范区'，通过全面推进全民健康管理服务，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分工协作机制；硚口区1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民营医院根据自身特点成立了高血压干预特色门诊。2017年全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高血压自报率由2013年的16.88%上升到2017年的23.71%（实际患病率分别为33.71%和33.54%），高血压治疗控制率由2013年的22.22%上升到2017年的51.09%[100]。 4 CVD4.1 CVD流行趋势中国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CVD现患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冠心病1 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外周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2.45亿。 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CVD占首位。2020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8.00%和45.86%（图9）。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农村CVD死亡率从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10）。 
2020年农村CVD死亡率为336.13/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71.3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64.77/10万；城市CVD死亡率为291.04/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55.8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18/10万。 2005年中国CVD死亡人数为309万，2020年增长至458万；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从2005年的286.85/10万下降至2020年的245.39/10万；2020年中国CVD过早死亡率负担较2005年下降了19.27%；2020年，缺血性心脏病、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是中国CVD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101]。 4.2 冠心病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126.91/10万，农村为135.88/10万；2020年冠心病死亡率继续2012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农村地区上升明显，到2016年已超过城市水平[102]（图11）。 
2002—2020年AMI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从2005年开始，AMI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农村地区AMI死亡率不仅于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超过城市地区，而且自2012年开始农村地区AMI死亡率明显升高，并于2013年开始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12）。
2013年中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大陆≥15岁人群冠心病的患病率为10.2‰，60岁以上人群为27.8‰；与2008年第四次调查相比（7.7‰），总患病率升高；2013年中国大陆≥15岁人群冠心病的患病人数为11 396 104例，比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全年龄段冠心病患病人数增加了约108万[103]。 China PEACE AMI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2家医院的调查显示，2001—2011年，全国每10万人中，因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住院的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按自然人口数估计，STEMI住院率从2001年的3.7/10万增高至2006年的8.1/10万和2011年的15.8/10万[104]。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CAMI）研究显示，2013—2014年，中国不同级别医院AMI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差异明显，省、市、县级医院分别为3.1%、5.3%和10.2%[105]。 CAMI研究分析了2013—2016年80家收治STEMI患者≥50例且有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能力的医院，这些医院共连续收治29 581例STEMI患者，住院病死率为6.3%；结合中国STEMI诊断和治疗指南及美国心肌梗死质量标准计算综合质量评分（OBCS）后显示，OBCS较低（<71.1%）、中等（71.1%~76.5%）、较高（>76.5%）的医院STEMI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分别为7.2%、6.6%和5.4%[106]。 CCC-ACS评估了中国和美国指南中推荐的9种Ⅰ类管理策略在医院层面的应用现状，研究对象包括2014年11月—2019年7月全国143家三级医院收治的共计57 560例STEMI患者；数据显示，STEMI住院患者的护理质量基本不符合指南推荐的策略，只有1/5的患者接受了指南推荐的9项策略的全部护理，各医院的护理质量存在很大差异[107]。 一项研究利用CAMI研究数据，评估了STEMI患者发病12 h后对梗死相关冠状动脉行晚期PCI是否有益；结果显示，与药物治疗相比，PCI干预患者的2年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全因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和血运重建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亚组分析一致表明，PCI优于药物治疗；此外，PCI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在随访2年后有所增加，而药物治疗组没有明显提高；晚期PCI在中国临床实践中很常见，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PCI与心脏功能和生存率的显著改善有关[108]。 一项研究纳入165例患者的（680条血管和1 505个血管节段）CT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显示，人工智能（AI）平均后处理和解释时间为每例（2.3±0.6）min，与经验较低、中等、较高的阅片者相比分别减少76%、72%、69%；在检测阻塞性冠心病方面，与侵入性冠状动脉造影相比，AI对每位患者、每条血管和每个血管节段的总体诊断灵敏度为90.5%、81.4%、72.9%，特异度为82.3%、93.9%、95.0%；与人工阅片相比，AI的诊断性能高于经验较低的阅片者；AI+人工阅片的诊断性能高于单独的人工阅片；AI极大缩短后处理时间，而AI+人类阅读模型与人类阅读模型相比，可以显著提高诊断性能[109]。 一项研究调查了在实施国家注册的质量改进措施多年后中国各地医院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质量表现的变化情况，分析了2013—2018年中国74家三级医院参与的队列研究中66 971例单纯CABG患者数据，结果发现，CABG住院死亡率从2013年的0.9%下降到2018年的0.6%，CABG术后患者转归在医院间的异质性显著降低，遵循指南建议的循证依据来指导手术过程和二级预防的比率在逐步增加[110]。 2021年，大陆地区PCI治疗的注册总病例数为1 164 117例（未包含军队医院病例）（图13）。2021年平均支架/药物球囊数为1.48个。2019—2021年，药物涂层球囊的使用占比分别为6.4%、10.9%和15.0%，呈持续提升态势。手术死亡率方面，2021年与2020年持平，为0.38%，从2009年起持续保持较低死亡水平。
4.3 脑血管病2003—2020年，脑血管病死亡率整体呈增长趋势（图14）。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18/10万，占城市总死亡人数的21.30%，位列城市居民全死因的第三位；农村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64.77/10万，占农村总死亡人数的23.53%，位列农村居民全死因的第二位；中国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102]。
GBD 2019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脑卒中的年龄标化发病率为200/10万，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为144/10万，出血性脑卒中为44/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11/10万；与1990年相比，2019年脑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下降了9.0%，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增加了35.0%，出血性脑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53.0%和39.0%[111-112]。 基于GBD 2019结果，2019年中国脑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 468.9/10万，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为1 255.9/10万，出血性脑卒中为214.6/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81.4/10万；与1990年相比，脑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上升了13.2%，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增加了33.5%，出血性脑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31.9%和21.9%[85，111]。 2019年，我国人群脑卒中年龄标化DALY率为2 412.5/10万，较1990年大幅下降41.6%；年龄标化寿命损失年（YLL）率下降了45.7%，但年龄标化健康寿命损失年（YLD）率上升了15.9%[112]。 研究者利用中国卒中中心联盟1 476家医院2015年8月—2019年7月1 006 798例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入院患者的资料，评价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院内临床结局改进情况，结果显示，与2015年相比，2019年管理措施得到了明显改善，静脉注射重组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增加了60.3%、吞咽困难筛查增加了14.7%、抗凝剂治疗心房颤动增加了31.4%、院内死亡或非医嘱离院下降了9.7%、并发症下降了27.1%[113]。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延迟血管内治疗（EVT）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显示，与进行EVT的其他时间窗相比，脑卒中发作后61~120 min进行EVT最具有成本-效果；与301~360 min时间窗相比，61~120 min进行EVT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为16 409元/QALY；EVT每延迟1 h会平均损失0.45个QALY和165.02健康天数，平均净经济损失为15 105元；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EVT患者的早期治疗具有很好的成本-效果[114]。 4.4 心律失常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数据，2021年全国心脏起搏器置入99 306例，较2020年增加了15.2%。希氏束-浦肯野系统起搏，包括希氏束或左束支起搏，在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中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临床研究在国内进展迅猛。左束支起搏技术源于国内，自2019年已经在国际相关杂志上发表了70多篇学术论文。 无导线起搏器较传统经静脉心脏起搏器可减少导线和囊袋相关并发症。2015-02-10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完成国内首例无导线起搏器植入，2019年12月无导线起搏器在中国上市，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中心开展此项技术。 2020—2021年，一项对中国大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4 039名居民的分层多阶段抽样研究发现，中国≥18岁居民的心房颤动患病率为1.6%，其中男性（1.7%）高于女性（1.4%），农村（1.7%）高于城市（1.6%），中部地区（2.5%）高于西部地区（1.5%）和东部地区（1.1%）[115]。 中国心房颤动注册研究对2011—2014年32家医院7 977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分析发现，CHA2DS2-VASc评分≥2分和1分的患者接受口服抗凝药物的比例分别为36.5%和28.5%，0分的患者也有21.4%使用抗凝药物；三甲医院为9.6%~68.4%，非三甲医院为4.0%~28.2%[116]。一项对就诊于3家三甲医院的患者入院前用药史的研究表明，入院后诊断为心房颤动的患者中，仅有24.41%接受了符合指南规范的抗凝药物治疗[117]。 导管射频消融（RFCA）已在中国600余家医院广泛应用。国家心律失常介入质控中心资料显示，2009—2021年，全国RFCA手术量持续迅猛增长（图15），年增长率为13.2%~17.5%。2021年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直报系统纳入的RFCA患者210 609例，较2019年增加34%，百万人口RFCA治疗量154例。其中心房颤动RFCA比例逐年增加，2018—2021年心房颤动RFCA占总RFCA手术的比例分别为31.9%、33%、32.2%和46.4%。目前心房颤动RFCA仍以环肺静脉电隔离为主，占总体RFCA量的60.2%[118]，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为0.4%，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为0.1%[119]。
一项对新疆11个地区不同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居民医疗记录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在3 224 103名居民中有1 244例发生心脏性猝死（SCD），SCD的总发生率为38.6/10万，男性发生SCD的风险高于女性[120]。 2021年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直报系统纳入的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植入患者数为6 547例，较2020年增加36%，每百万人口ICD植入量为4例；其中双腔ICD有2 876例，占44%。 心脏收缩力调节器（CCM）主要用于窄QRS（<120 ms）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于2014-12-30在中国大陆首次成功植入CCM。截至2016年5月，全国已有5个中心共植入8台CCM设备，6个月随访结果显示，CCM安全性可靠，患者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6分钟步行试验以及明尼苏达生活评分等均明显改善[121]。 离散事件模拟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AAD）治疗阵发性心房颤动（PAF），患者平均可获得4.98个QALY和9.63个生命年（LY），平均成本为15 374美元；接受第二代冷冻球囊（CB2）消融治疗患者平均获得5.92个QALY和10.74个LY，平均费用为26 811美元；消融可调弯头端导管（STAI）组平均获得6.55个QALY和11.57个LY，平均成本为24 722美元；STAI与AAD、CB2与AAD的ICER分别为5 927美元/QALY和12 167美元/QALY；假设中国的支付意愿阈值为30 390美元/QALY，对于PAF患者，与AAD相比，两种消融治疗更具有成本-效果[122]。 4.5 瓣膜性心脏病2012年10月—2015年12月，一项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31 499名≥35岁居民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1 309人患有瓣膜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的加权患病率为3.8%，据此推测中国约有2 500万例瓣膜性心脏病患者；虽然风湿性瓣膜病仍是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退行性瓣膜性心脏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我国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中，55.1%为风湿性瓣膜病变，21.3%为退行性瓣膜病变[12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研究人员对2011—2015年在该院接受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的325 910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诊断为主动脉瓣二瓣化的患者有3 673例（1.13%），男性占69.1%，明显主动脉瓣功能不全者58.4%，升主动脉扩张者52.5%，主动脉根部扩张者19.2%[124]。 4.6 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其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先心病检出率存在地区差异，多为2.9‰~16‰。 一项中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及空间分布特征的Meta分析纳入1980—2019年617项研究中76 961 354名新生儿的资料，结果显示，全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持续上升，从1980—1984年的0.201‰上升到2015—2019年的4.905‰；先心病检出率从西部到东部地区逐渐上升，从南部到北部地区逐渐下降[125]。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先心病死亡率为0.61/10万，农村为0.76/10万，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102]。 2021年，根据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收集的全国728家开展心脏外科手术医院的数据（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开展先心病手术71 693例，占所有心脏及主动脉外科手术量的25.8%，占比呈下降趋势，系历年占比最低，这可能与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及出生率的下降、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的普及相关；<18岁未成年患者的心脏手术量为41 985例，占2021年先心病总数量的58.6%，较2020年下降了1.5%，提示成人先心病矫治手术在我国依然占较高比例，且逐年增加[126]。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质控信息平台数据，2020年中国先心病介入治疗患者共36 528例（图16），其中总体医嘱离院率为97.1%，院内病死率为0.5%，非医嘱离院率为0.8%；30 d再入院率为1.1%，与2018年（1.0%）和2019年（1.3%）相比无明显变化；平均总费用为68 601元，较2018年（49 779.8元）和2019年（57 943.1元）上升[127]。
4.7 心肌病2001年10月—2002年2月，中国9个省市（区）针对8 080名居民（男性4 064名，女性4 016名）的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显示，人群肥厚型心肌病（HCM）粗患病率为0.16%，男性患病率（0.22%）高于女性（0.10%），经年龄、性别校正后的患病率为80/10万，据此估计中国成人HCM患者超过100万例[128]。 根据上述9个省市（区）调查，中国扩张型心肌病（DCM）患病率为19/10万[129]。2011年7—12月，中国北方非克山病地区DCM患病率调查研究实际调查7省120村共49 751人，共检出DCM患者6例，估计患病率为1.2/万[130]。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对国内42家医院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全年段10 714例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三个时间段的DCM比例分别为6.4%、7.4%和7.6%[131]。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心血管学组的调查显示，2006年7月—2018年12月国内33家医院共收住心肌病患儿4 981例，占同期儿科住院患儿的0.079%（4 981/6 319 678），其中以DCM最多〔1 641例（32.95%）〕，其次为心内膜弹性纤维增生症（EFE）〔1 283例（25.76%）〕和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LVNC）〔635例（12.75%）〕；住院人数整体呈逐年增多趋势[132]。 一项覆盖我国三家大型三级医疗中心的回顾性纵向队列研究于2010—2019年共纳入564例肥厚型心肌病患儿，中位随访2.6年，共有149例（26.4%）患儿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心力衰竭；5年、10年生存概率分别为71.1%和57.1%，其中有先天性代谢缺陷、在婴儿期诊断为HCM的患儿预后最差，5年估算生存率分别为16.9%和56.0%[133]。 国内一项研究对529名HCM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发现，43.9%的患者有明确致病突变，其中占比最多的是MYH7和MYBPC3基因[134]。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发现常见基因变异也是导致HCM发病的重要原因，提示存在非孟德尔遗传模式，且具有种族特异性[135]。 致心律失常型心肌病（ACM）主要由编码桥粒蛋白基因突变导致。国内研究数据显示，63.3%的患者可检测到致病基因突变，其中占比最多的为PKP2基因[136]。纯合的DSG2基因founder变异p.Phe531Cys是中国ACM的患病因素，占比高达8.47%，且外显率高[137]。PNPLA2基因的纯合变异c.245G > A/p.G82D与ACM的表型外显相关[138]。 2022年Nature子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代谢组学与脂质组学解析了HCM患者心肌组织以及血浆中的代谢轮廓，结合机器学习算法鉴定出精确诊断HCM以及预测HCM患者预后的代谢物集合，并利用一致性聚类方法发现具有不同心功能和预后的三类HCM代谢亚型，最后整合代谢组与蛋白组数据提出干预磷酸戊糖以及氧化还原途径作为HCM潜在的治疗靶点[139]。 4.8 心力衰竭心力衰竭是重要的CVD之一，其死亡率与癌症相当，是严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随着对心力衰竭认识的加深、治疗观念的转变以及治疗手段的创新，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病死率呈下降趋势，远期预后也在改善。 2012—2015年，CHS对22 158名居民的分析显示，在≥35岁的中国人群中，心力衰竭患病率为1.3%，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病率（LVEF<50%）为1.4%，中/重度舒张功能障碍患病率为2.7%[140]。 中国心力衰竭注册登记研究（China-HF）对2012年1月—2015年9月全国132家医院13 687例心力衰竭患者的分析显示，住院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为4.1%[141]。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对2017年1月—2020年10月全国113家医院33 413例记录院内转归的心力衰竭患者分析显示，住院患者的病死率为2.8%[142]。 对2011年1月—2012年9月北京地区14家医院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急诊就诊的3 335例患者进行长达5年的随访发现，5年全因死亡率为55.4%，CVD死亡率为49.6%，中位生存时间为34个月[143]。 根据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为（67±14）岁，男性占60.8%，心力衰竭患者中瓣膜病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高血压（56.3%）、冠心病（48.3%）成为目前中国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病因。感染是心力衰竭发作的首要原因，其次为心肌缺血和劳累。射血分数降低、射血分数中间值和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分别占40.2%、21.8%和38.0%[142]。 中国住院心力衰竭患者整体利尿剂的使用率变化不明显，地高辛的使用率受国际临床研究的影响呈下降趋势，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上升；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滞剂的整体使用率呈上升趋势，但因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的问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的使用率降低[14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量控制中心上报数据，2021年国内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装置植入量达5 333例，较2020年增加了37%，百万人口植入量为3.6例；其中CRT-D的植入比例在逐年增长，2021年占比达66%。 根据中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共有66所医疗机构具备心脏移植资质。2015—2021年，中国大陆各移植中心实施并上报心脏移植年手术量依次为279、368、446、490、679、557、738例，7年共完成并上报3 557例。 2021年，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患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75.2%；在儿童心脏移植受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80.3%。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受者院内存活率为91.0%，多器官衰竭和移植心力衰竭占早期死亡原因的40%左右。2015—2021年，全国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为85.4%，术后3年生存率为79.9%；其中，成人心脏移植术后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85.1%和79.5%；儿童心脏移植术后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89.7%和84.8%。 4.9 肺血管病和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4.9.1 肺动脉高压我国最大规模的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全国多中心、前瞻性登记注册研究结果显示，先心病是我国PAH最常见的病因；2009年8月—2019年12月，该研究纳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4家三级甲等医疗中心经右心导管确诊的PAH患者共2 031例，平均年龄为（35±12）岁，女性占76.2%，45.2%为先心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PAH-CHD）；其他PAH类型包括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38.8%）、结缔组织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PAH-CTD）（13.1%）及其他亚类PAH（3.0%）[144]。 2014年全国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多中心协作组的数据表明，若将PAH定义为经超声心动图测得的静息状态下肺动脉收缩压≥40 mmHg，SLE患者中PAH的患病率为3.8%（74/1 934）[145]。 2006年以前中国没有治疗PAH的靶向药物，IPAH及家族性PAH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68.0%、38.9%和20.8%[146]，进入靶向药物时代后IPAH的生存状况明显改善，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2.1%和75.1%[147]。 2007年1月—2019年1月，一项全国多中心观察性研究纳入140例大动脉炎并发肺动脉高压（TA-PH）患者，平均诊断年龄为41.4岁，女性高发（81%），患者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4.0%、83.2%和77.2%[148]。对于部分解剖形态适合经皮肺动脉介入治疗的TA-PH患者，经皮肺动脉球囊成形术可减少TA-PH患者死亡〔HR=0.18，95%CI（0.05，0.73）〕，且安全性高，提示经皮肺动脉球囊成形术有望成为部分TA-PH患者有效治疗手段之一[149]。 4.9.2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中国香港的一项登记注册研究纳入2004—2016年新诊断的VTE住院患者2 214例，其中深静脉血栓（DVT）患者1 444例（65.2%），肺栓塞（PE）患者770例（34.8%）；13年期间，VTE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28.1/10万人年增长到2016年的48.3/10万人年[150]。 中国VTE住院率和病死率研究于2007—2016年共纳入中国大陆90家医院105 723例VTE患者，其中43 589例（41.2%）为PE合并DVT，62 134例（58.8%）为单纯DVT患者，年龄及性别校正后的住院率由2007年的3.2/10万增至2016年的17.5/10万，住院病死率由2007年的4.7%降至2016年的2.1%，住院时间从14 d降至11 d[151]。 中国肺栓塞注册登记研究（CURES）2009—2015年共纳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机构的7 438例成人急性症状性肺栓塞住院患者，结果显示，高危（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中危〔简化的肺栓塞严重指数（sPESI）≥1〕和低危（sPESI=0）患者分别占4.2%、67.1%和28.7%。CT肺动脉造影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87.6%），抗凝治疗是最常用的初始治疗方法（83.7%）；初始全身溶栓治疗的使用比例从14.8%减少到5.0%，急性肺栓塞病死率从3.1%降至1.3%[152]。 中国住院患者VTE风险特征研究（DissolVE-2）于2016年3—9月在中国60家三甲医院入选因内科或外科急症住院时间≥72 h的患者共13 609例（内科6 623例，外科6 986例），根据第9版CHEST指南进行危险分层；内科患者低风险和高风险分别为63.4%和36.6%，外科患者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分别为13.9%、32.7%和53.4%；外科住院患者发生VTE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开放手术（52.6%），内科住院患者是急性感染（42.2%）；所有患者接受任何VTE预防措施的比例为14.3%（其中外科19.0%，内科9.3%），接受第9版CHEST指南推荐的VTE预防措施的比例为10.3%（其中外科11.8%，内科6.0%）[153]。 4.10 主动脉和外周动脉疾病4.10.1 主动脉疾病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危重症疾病，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其危害主要在于主动脉破裂或分支灌注不良危及生命。基于2015—2016年超过3亿人群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急性主动脉夹层年发病率约为2.78/10万人年，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3.96/10万人年与1.59/10万人年）[154]。主动脉夹层注册登记研究（Sino-RAD）结果显示，中国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年龄为51.8岁，患病年龄较欧美国家年轻10岁左右[155-156]。 Sino-RAD显示，对于A型主动脉夹层，开放手术治疗率为89.6%，药物治疗率为7.8%，腔内治疗率为1.4%，杂交治疗率为1.2%，住院死亡率为5.5%[157]。而对于B型主动脉夹层，单纯药物治疗率为21.3%，死亡率为9.8%；外科手术治疗率为4.4%，死亡率为8.0%；腔内治疗率为69.6%，死亡率为2.5%[158]。 研究发现，低气温和气温骤降与夹层发病显著相关。2009—2019年，Sino-RAD采用多中心、病例交叉设计方法，纳入中国11个城市14家三级医院的8 182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发现主动脉夹层发病风险随着气温降低而升高，并且在平均气温低于24 ℃时存在统计学差异；与28 ℃相比，在-10 ℃和1 ℃发生主动脉夹层的OR值分别为2.84〔95%CI（1.69，4.75）〕和2.36〔95%CI（1.61，3.47）〕；与气温无变化相比，气温降低7 ℃在随后6 d内累积发生主动脉夹层的OR值为2.66〔95%CI（1.76，4.02）〕[158]。 不同类型的胸主动脉手术患者，其住院天数与住院费用各不相同。HQMS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平均住院日为15.5 d，平均住院费用为17.06万元；单纯带主动脉瓣人工血管升主动脉替换术（Bentall手术）平均住院日为22.1 d，平均住院费用为21.55万元；全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术平均住院日为21.5 d，平均住院费用为27.31万元。 腹主动脉瘤的患病率较低（<1%），其危害主要在于瘤体破裂导致死亡。对中国中部地区3个城市以及2个农村社区共5 402名≥40岁具有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筛查发现，腹主动脉瘤患病率为0.33%，年龄在55~75岁的人群腹主动脉瘤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段（0.51%与0.11%）[159]。一项横断面调查对辽宁省4个城市共计3 560例年龄>60岁的人群进行腹主动脉超声筛查，结果显示腹主动脉瘤的阳性检出率为0.9%[160]。 HQMS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腹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患者平均住院日为23.1 d，平均住院费用为15.15万元；2021年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手术平均住院日为13.1 d，平均住院费用为18.83万元。 HQMS数据显示，我国主动脉疾病腔内和开放手术量在近几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HQMS纳入医院主动脉腔内手术例数由2017年的21 320例增加至2021年的46 651例（增幅118.8%），Bentall手术由3 105例增加至5 901例（增幅90.0%），全弓置换术由3 707例增加至9 400例（增幅153.6%）。 2017—2021年，HQMS纳入医院TEVAR手术院内病死率从2.0%降至1.3%，院内死亡和非医嘱离院率从4.9%降至4.0%；EVAR手术院内病死率从1.7%降至1.3%，院内死亡和非医嘱离院率为3.7%~3.9%；Bentall手术院内病死率为1.5%~1.9%，院内死亡和非医嘱离院率从4.4%降至2.5%；全弓置换术院内病死率为5.9%~7.4%，院内死亡和非医嘱离院率为11.2%~14.6%[77]。 4.10.2 外周动脉疾病4.10.2.1 下肢动脉疾病（LEAD）一项中国大陆地区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显示，≥35岁的自然人群LEAD患病率为6.6%，据此推测中国约有4 530万例LEAD患者；其中，1.9%的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据此估测中国实施血运重建的例数为86万[161]。T2DM人群LEAD患病率可达21.2%[162]。 4.10.2.2 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CASD）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对106 918名≥40岁社区居民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显示，颈动脉中度及以上狭窄的患病率为0.5%[163]。 2017—2019年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两家三级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共入选38 642名受试者，中位年龄为46岁，CASD的患病率为30.0%[164]。在北京市8家社区医院筛查的9 215例〔平均年龄（60±9）岁〕脑卒中高风险人群中，CASD的患病率高达74.7%[165]。 根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20》，2019年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上报例数为6 600例，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共开展18 649例[166]。 4.10.2.3 锁骨下动脉狭窄（SCAS）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是预测SCAS>50%的一个指标，可用于SCAS的流行病学筛查和诊断。一项纳入上海社区3 133例≥60岁人群的研究表明，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的人数占1.8%[167]。单中心住院患者病因构成研究显示，>40岁的SCAS患者中动脉粥样硬化占95.9%，≤40岁的大动脉炎占90.5%[168]。 4.10.2.4 肠系膜动脉疾病（MAD）MAD包括腹腔动脉、肠系膜上/下动脉狭窄/闭塞或者栓塞。MAD缺乏流行病学资料，但临床上发现急性或慢性MAD诊断不足，误诊率、致死率较高。来源于1994—2006年有关肠系膜动脉栓塞和血栓形成个案报道的Meta分析发现，111例确诊病例中误诊率为61.3%、病死率为60.6%[169]。另一项针对1998—2008年缺血性肠病误诊文献的Meta分析发现，误诊率为63.4%（312/492）[170]。 4.10.2.5 肾动脉狭窄（RAS）一项18年连续纳入2 905例RAS患者的单中心研究发现，中国人群RAS的主要病因有动脉粥样硬化（82.4%）、大动脉炎（11.9%）、纤维肌性发育不良（4.3%）；动脉粥样硬化由1999—2000年的50%增加到2015—2016年的85%；≤40岁的患者中非动脉粥样硬化病因更多见[171]。 4.11 肿瘤心脏病学一项纳入71万例患者的大规模队列研究发现，18%的癌症患者伴有CVD危险因素或患有CVD，其中13%至少有1种CVD危险因素，5%有1种CVD；在调整年龄、性别、肿瘤分期和所接受的治疗后，合并心力衰竭的肿瘤患者预后最差，全因死亡风险增加79%，其次是合并心肌梗死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50%[172]。 5 CVD康复5.1 心脏康复近年来中国心脏康复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心脏康复的临床益处已被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证明，心脏康复中心建设和行业规范标准也在不断地推进。尽管我国心脏康复的开展取得了快速进步，但心脏康复工作的参与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一项针对全国医院心脏康复工作的现状调查共纳入中国大陆七大地理区124家三甲医院，结果显示，仅有30家医院（24%）开展了心脏康复服务，平均1亿人口中仅有2.2家医院能开展心脏康复；在13家完成36项调查并开展心脏康复的医院中，3家（23%）开展了院内Ⅰ期康复，3家（23%）开展了Ⅱ期康复，7家（54%）同时开展了Ⅰ期和Ⅱ期康复[173]。 5.2 脑卒中康复中国医疗机构康复科床位数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医院康复科床位数为246 907张[102]。康复从业人员数量也不断增加，2009年调查显示，国内康复医师1.6万人、康复治疗师1.4万人、康复护士1.2万人，2018年国内康复医师增加至3.8万人，康复护士增加至1.5万人[174-175]。 早期康复有助于改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有研究显示，与早期康复（发病72 h~7 d）相比，进行超早期康复（发病72 h以内）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1个月和3个月时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NIHSS）评分和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评分均显著升高[176]。另一项研究显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在发病后24~48 h开始康复治疗，相比发病后72~96 h康复治疗者，90 d时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降低，并且在脑卒中发病后的第1周患者下肢FMA评分显著改善[177]。 6 心血管基础研究与器械研发6.1 心血管基础研究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水平心血管基础研究从2005年后开始起步，有影响力的论文主要发表在Circulation和Circ Res两大杂志。通过Cell、Nat Med、Circulation、JACC、Eur Heart J、Circ Res和Nat Commun等期刊的数据，可以观察到近几年国内高水平心血管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图17）。
2021年8月—2022年8月通信作者和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以探索心脏和血管解剖和以发育与功能/发病机制为对象的基础研究论文共74篇，涉及AMI、心力衰竭、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病、心脏重塑、心律失常、动脉瘤/夹层、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重构等方面，其中热点研究包括心脏保护与再生、单细胞测序技术及基因治疗等。 6.2 心血管医疗器械研发产品2021-09-01—2022-08-0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59项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26项为心血管类产品，说明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在我国医疗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占比达44.1%；而且，国产原创产品有52项，占比88.1%。 2021-09-01—2022-08-0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获得心血管领域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89项，其中130项为国产产品，有4项产品曾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与去年同期数据相比（获批142项注册证，国产产品101项，其中11项曾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可以看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心血管器械审批方面的速度继续加快，中国目前心血管医疗器械领域的产业化发展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130项国产产品中，介入类产品115项，成像类产品3项，血流测量系统7项，开放手术类产品2项，AI软件1项，诊断类产品2项。 7 CVD经济负担自1980年以来，中国CVD和糖尿病患者的出院人次数在不断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相应地，CVD住院总费用也在快速增加，2004年至今，其年均增长速度呈震荡上升趋势，主要病种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住院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和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其中，住院服务需求增长主要与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有关。 2020年，中国医院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2 428.83万人次，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包括所有住院病种）的14.68%；其中，CVD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1 289.94万人次，占7.80%，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1 138.89万人次，占6.89%（图18）。
CVD患者出院人次数中，以IHD（798.99万人次）和脑梗死（761.02万人次）为主，其比重分别为32.90%和31.33%（图19）；2020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为407.39万人次。
1980—2020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2.60%、脑梗死为11.36%、IHD为10.44%、脑出血为8.65%、高血压为6.35%、高血压心脏病和肾脏病为5.63%、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0.01%；1987—2020年，AMI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0.88%；2018—2020年，心力衰竭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5.28%、心绞痛为7.15%、肺栓塞为5.63%、心律失常为-4.45%、急性风湿热为-7.07%。 2020年心脑血管病的住院总费用为2 709.01亿元。其中，CVD住院总费用为1 652.22亿元，包括IHD为1 169.59亿元（其中心绞痛为431.35亿元、AMI为346.85亿元）、心律失常为170.82亿元、心力衰竭为144.61亿元、高血压为132.60亿元（其中高血压心脏病和肾脏病为24.96亿元）、肺栓塞为18.49亿元、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15.20亿元、急性风湿热为0.91亿元；脑血管病住院总费用为1 056.79亿元，包括脑梗死为747.70亿元、脑出血为309.09亿元。另外，糖尿病住院总费用为316.41亿元。AMI、脑梗死、脑出血3种主要CVD患者住院总费用变化趋势见图20。
2020年，IHD次均住院费用为14 638.22元（其中心绞痛为15 369.94元、AMI为30 159.06元），脑梗死为9 824.93元，脑出血为20 397.61元，高血压为6 235.41元（其中高血压心脏病和肾脏病为8 589.18元），肺栓塞为17 528.28元，心律失常为17 587.40元，心力衰竭为9 416.21元，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9 806.14元，急性风湿热为5 941.20元；另外，糖尿病为7 766.69元。AMI、脑梗死、脑出血3种主要CVD患者次均住院费用变化趋势见图21。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梗死和脑出血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4.65%、16.81%和12.79%；自2018年以来，心力衰竭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14%、心绞痛为6.45%、肺栓塞为5.82%、心律失常为3.52%、IHD为0.10%、高血压心脏病和肾脏病为-2.12%、糖尿病为-4.34%、急性风湿热为-5.29%、高血压为-12.64%、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16.64%。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出血和脑梗死次均住院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32%、4.36%和1.11%；自2018年以来，心律失常次均住院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34%、IHD为3.60%、糖尿病为2.10%、急性风湿热为1.92%、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1.33%、心力衰竭为0.74%、肺栓塞为0.18%、心绞痛为-0.66%、高血压心脏病和肾脏病为-2.01%、高血压为-2.73%。 （其余参考文献略，完整参考文献版本请扫描文章二维码） 【引用本文】 马丽媛，王增武，樊静，等.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要点解读[J].中国全科医学，2023，26（32）：3975-3994. DOI： MA L Y，WANG Z W，FAN J，et al. Interpretation of Report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s in China 2022[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23，26（32）：3975-3994. 致谢： 感谢所有参与《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编写的专家，编写组名单详见参考文献[178]。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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