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冯俊龙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骨柔情，纸短情长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华大地，父子离别、夫妻分散，破碎的家庭让所有离家在外的人牵肠挂肚。亲人之间，唯有通过静静潜藏在信封中的那一张张薄薄的信纸联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满满信纸诉说不完一腔衷情，一个信封装不下一颗火热的心。 “铁松：出门因在行进中，未得家中一信，甚念！你学校的通知到了么？何时入校？望你告诉我！”这是抗战正酣的1937年10月24日，身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师参谋长赵渭滨，写给儿子赵世诚的信。在这封长达1700余字的信里，一位父亲对儿女们的殷切关怀，浸透信纸。这封信也成为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硬汉的遗书。 1938年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在这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战役中，中国军队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都与日军存在巨大悬殊。中国军队无一人投降，几乎以全军覆没结束战斗。这支军队全是川军。赵渭滨以师参谋长身份为国捐躯。在开战前几个月写给儿子的那封长信里，赵渭滨对儿女们的将来作了一些规划，对自己的安危已经置之度外：“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什么？”这是一位战士对战争的预测，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交接。 面对日寇入侵，中国人本应该精诚团结，齐心抗日，但军阀为了自己利益，竟然可以卑鄙至极：“到陕即催促前进。西安行营说到太原就可补充，到潼关等部队过河及孙军长来陕，又被催得要死。到了此地，仍一无所有。阎(锡山)的新炮新枪，均运到后方去。晋军则望风而逃，十五万人现只两三万，余均把枪带回家了。这种残余军阀的可恶，真正是太无人心到极点了。”军阀面对敌人，不是勇敢向前，而是逃跑。最为可恨的是，装备的武器，不是用来打击敌人，而是变成军阀自恃的资本。赵渭滨身为军官，对战场形势自然了然于心，写给儿子的信中，把部队情况分析得头头是道。 “不过川军的枪等于零，重轻机枪均土造，不能连发，没奈何只有以血肉去与敌人机械化的部队飞机炮火碰。结果之如何，不问可知了。”赵渭滨似乎已经知道此次川军作战的结果，作为军人，除了服从命令，剩下的就只有拿命去拼了：“最后的退路，尚不知在何所，前途茫茫，也不愿再焦了。”难道就只能让国破家亡，难道只能任由强敌肆虐？绝望中的赵渭滨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他把在前线看到的一切，一一告诉儿子：“红军之善战，红军之努力，真使东北军、晋绥军、陕军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话说，红军又会打仗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但是扰民，晋陕军又不打仗可扰民，就可见一斑了。”赵渭滨在信中还告诉儿子，他在西安见到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林又写信介绍他去见周恩来、彭雪枫等共产党领导人。 “我为什么同你写这么详细？就是要使你知道现在已是万恶的军阀总崩溃之一日。”在前线拿命与敌人相搏的军人父亲，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跃然纸上。难以想象，一位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军人，知道致人于生死原因，是“因为刘汝明、万福麟、李服膺这些家伙，使敌人把中国军队看得一个钱不值。”心中是怎样的悲哀和愤怒。人民经受的苦难，是敌人对我们的极端藐视：“它(日军)很少部队硬和我们干不稀奇，它连后方都不要，还是一往前进，向着一点攻击。它认为中国军队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溃退。所以在忻口的敌人，它的联络虽被红军截断，却仍然向我不断攻击。”说到底，造成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军阀作崇：“可恨这些军队都是私人的工具，都无协同作战的精神，所以才使敌人骄傲自信到这样子。”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面对强敌的残暴与军阀的自私，赵渭滨看到人民脱离苦难的希望，并在家书中告知儿子：“民国廿六年的总结算，恐怕快要到了！同时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民众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础，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 ” 这封长信的末尾，赵渭滨反复告诫儿子“埋着头只去读你的书”，“希望(儿子)准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服务！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赵渭滨在战争的苦难中，对儿子的教导和鼓励，是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何止一位父亲给儿子的字字泣血。在另外一位年轻军官写给后方妻子的家书中，我们看到战地情书中的缠绵苦痛，也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更看到生死之下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徐州会战，青年军官唐仁玙在行军途中，目睹“男女老幼，相携步行……惨状不堪名言，足见日本遗害我同胞，良非浅鲜。”正当血气方刚的唐仁玙，发出“日本不灭，何以为家”的呼喊，表达“今后我尽力为国杀敌”的决心。后来唐仁玙受命担任黄安县长，并兼任县军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协助阻止日寇对武汉的突袭合围。“县城为敌所占据，地方行政与经费均比较困难。我是军人，原来不想干的，上命难违，勉为其难。”在敌战区当了县长，唐仁玙告诉家人：“(我)当廉政守法以奉公，希望你们不要我贪财，更希望你们不要来信逼款。”战争的混乱，人民的苦楚，让一位年轻军官如此自律，说明他内心的良善。 “玉妹，现在我们的国家真正危险极了，南京、上海、苏州这些地方都被日本占去了，要快到汉口来了。不过他恃其武力，野蛮横占，我们大家都觉悟，抗战到底，不要为他武力而屈服，总会得到最后胜利的。”纵使看见了抗战艰难，也看到了侵略者的强悍，年轻的抗日志士矢志不渝，坚信抗战必胜。 到底是别妻抛子，离家日久的唐仁玙总是耐不住儿女之情的折磨，苦苦相思跃然纸上：“现在新旧交替及编配，公务非常麻烦，万难请假；况此国难临头，大战已经开始，我乃带兵职务，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于是，所有的思念，唯有通过鸿雁传递。唐仁玙花费大幅篇章给心爱的人写信倾诉相思，调解家庭矛盾，但屡屡得不到回音，便疑心“大约因为我军队行止无常，你寄来的信或被邮局遗失……” 抗战时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间隙，要考虑后方亲人的生计；后方家人，要顾及前方子弟的安危，任是铁血男儿，也禁不住柔肠百断。赵渭滨在藤县保卫战中血战而死，时年44岁；唐仁玙在召开军政会议时，被日机轰炸牺牲，时年34岁，他们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带着一腔对国家、民族、亲人的无限眷恋，英勇献身，留下让人扼腕哀叹的无尽悲歌。 艰苦奋斗，抗战必胜浴血奋战，舍身救国“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日军被消灭100多万人。侵华日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以顽强的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勇气，用血肉之躯抵御侵略者的枪弹，维护领土完整，捍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今天我们通过这些热血将士用生命写就的家书，还原他们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探究他们舍身救国的精神来源。 不是每位抗日将士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九一八事变之后，首次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的中国军队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就被国民党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也！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这是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吉鸿昌，在1934年11月24日，殉难前几小时，写给夫人胡红霞的一封短信。热血澎湃、满腔正义的吉鸿昌，反对内战、坚决抗日，变卖家产武装部队，誓将日寇赶出中国，却不被蒋介石所容。国民党特务通过天津法租界，抓捕了这位抗日名将。吉鸿昌在国民党监狱里，经受住了种种酷刑，始终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最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枪决吉鸿昌。 临刑前，吉鸿昌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坐在特务端来的椅子上，“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打死了自己。 正是在吉鸿昌这种舍身救国精神感召下，中国军队出现了更多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抗日名将。与吉鸿昌一样，曾经是冯玉祥手下战将的张自忠，从抗战开始，就抱定“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的信念，心怀“报国必死”的决心走上战场。张自忠“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每战之前，他都要写下遗书，回来再撕掉。可惜的是，枣宜会战前，张自忠写下的遗书，他没有机会亲手撕掉了。 1940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路，攻开重庆大门宜昌，以迫使重庆政府接受亡国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第二次随枣会战，亦即枣宜会战。张自忠在进行战前动员时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亦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5月15日，张自忠亲率少于日寇数倍的部队，与之展开激烈战斗。在随后与敌混战的短兵相接中，张自忠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喊出最后两句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国！”说完壮烈牺牲。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中国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余国中战死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人们打开张自忠留下的遗书，却没有看到他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两封信都是写给将士们的。张自忠在(1940年)5月1日写给各部队将领的信中，大义凛然：“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有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作为前线战事总司令，张自忠在给重庆友人信中表示“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前线形势愈发严峻，张自忠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下定决心与敌死战。5月6日，张自忠召集集团军总部会议之后，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了一封亲笔信，对战场态势进行预估，并再次表达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在写给战区司令部最后的报告中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他自觉地执行了自己给下属下达的命令：“要忍最后一分钟，要撑最后一秒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与张自忠一样，用生命支撑到生命最后一秒的戴安澜，在生前留给妻子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伺奉老母。”戴安澜曾经血战古北口，在台儿庄战役中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在武汉会战中击败瑞阳公路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在徐州会战中击退艾山阵地日军进攻，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中村正雄少将，被赞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是在二战中第一位获取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他作为中国政府组建的远征军赴缅参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 戴安澜率部孤军深入缅甸，后援困难，但他抱定与日寇浴血奋战到底的决心，给全体将士下达命令：“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在缅甸创下与数倍于己的兵力血拼，震动日本军部的同古阻击战之后，戴安澜率部克复棠吉，在随后的撤退中，遭遇日军阻击。戴安澜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在给妻子的信中，戴安澜说：“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位铁血军人，为国家捐躯，亦知乱世中家道维艰，家中子女、父母维生，将因自己离世而更加艰难。于是，戴安澜又暗自给三位亲友写信，把家人托付给他们：“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 外敌入侵，家国蒙难，国人齐心协力，方能抵御外侮。英雄的血不会白流，英雄的精神会一直赓续。 无限牵挂，书信遗志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顽强的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民众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最终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先锋。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不但自己为了实现革命理想，捐躯赴难，视死如归，而且把对家人的无限牵挂、对民族的深深忧思，传达出来，这是他们用鲜血浇铸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担当。 赵一曼，这位原名叫李坤泰的四川女子，一位年仅31岁的母亲，在远离家乡迢迢千里的东北与日军作战，不幸受伤被捕。日本人得知赵一曼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了从她身上获取情报，对她严刑拷打，甚至动用电刑，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对日本人义正言辞：“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审讯赵一曼的日本特务大野泰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 这位曾经多次在当时的哈尔滨各大报纸，以《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为标题报道，被演绎成“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的年轻女子，是小学语文课本《一个粗瓷大碗》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当时省委巡视员心目中的优秀共产党员。在省委报告中，赵一曼的工作受到表扬：“道北一般比道南好，特别是五区一带，几个月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相当地巩固及发展。农民自卫队有3000人，那里群众也比较团结。” 赵一曼文武双全，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对儿子无限牵挂。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赵一曼要来纸笔，给儿子留下最后的告别：“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信念就是传承，遗憾转成遗志。母子虽然“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但母亲用她革命者的伟大和光荣，永远激励着儿子，也让更多中华儿女记住了革命先辈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巨大牺牲。 漫长而艰难的抗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儿女。川中父老将350万亲人送上前线，其中60多万川中子弟血染沙场。国难当头，以身许国成为忠勇血性的中华儿女的选择。“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这是川军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在出川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向巴蜀人民发出的悲壮誓言。川军将士人人热血沸腾，抱定舍身为国的决心，昂首走上抗日前线。 安县农民王者成，送给出征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1937年10月1日，856名西充男儿集结完毕，次日被分编为八个连队，补充进入川军43军26师开赴江西。而当时西充县的征兵任务只有150名。当年出川的西充八百壮士，最终仅剩一人生还。 在出川抗日的巴蜀子弟中，有一位时任川军参谋长的热血青年傅常。傅常没有象其他川中子弟那样，把留给家人的遗言慷慨激昂大声喊出来，而是把一纸便条，悄悄藏在妻子的枕头底下。便条上只有简单的31个字：“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这张便条就是傅常留给妻子和家人的遗书，表达他坚定的抗日决心。 傅常率川军参加了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在光华门战斗中，傅常率部击退凶悍的三千日军步兵。川军装备落后，比不过日军武器，只有和日军赤手肉搏。我军将士“尸体堆得与城墙一样高。”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大屠杀开始。傅常出征离川，家人久未收到他的讯息，以为他已经牺牲。傅常的妻子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这封家书，教育后人报效国家，就找来工匠，按照丈夫笔法字体，原样刻在灯柜上。刻有这封家书的灯柜，在历经磨难之后幸存下来，成为川军将士舍家为国、奔赴国难、报效祖国的历史见证。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是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去世时留下的遗嘱。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战火硝烟中的一纸家书，是生离死别之际亲人最深情的告白。抗战胜利78周年后的今天，重新捧读这些浸透血与泪的内心独白，体会先辈们的铁骨柔情，仍感动不已。烽火岁月中的抗战记忆，让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简介 冯俊龙：笔名范一尘。男，汉族，1970年代出生。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创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四川日报》《同舟共进》《文史天地》等报刊，人民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等平台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华网、封面新闻、搜狐、网易、澎湃新闻等媒体平台转载(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