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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读过很多书，甚至能脱口而出一句书中名言，或是讲解其中一段情节，却无法写出一部精彩的小说呢？在创作一部成功的作品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学大师汪曾祺是如何谈写作的。”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40.简单地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 41.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 42.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 43.《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 44.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45.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46.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47.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48.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语感”。作家要锻炼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 49.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50.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5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52.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53.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5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5.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56.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57.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入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5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59.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60.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61.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62.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63.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64.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65.“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66.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67.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6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6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70.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汪曾祺：闹市闲民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杌凳，三个马扎儿，一张床，一目了然。 老人七十八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七十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这幅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髭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时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线袜。 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初中了。老伴跟儿子。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妇、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 “赶” 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 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 “菜码儿”。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抱着膝盖看街。 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 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儿。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七呛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华国锋下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这是一个活庄子。 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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