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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底，为了表彰在创立新中国过程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军事将领，国家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其中，10人被授予了元帅军衔，10人被授予了大将军衔，57人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77人被授予了中将军衔，1360人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由于毛主席主动放弃了“大元帅”的军衔，使得“元帅”便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军衔，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就有７位，亲身参与了人民军队的创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为了纪念建军30周年，《解放军报》在1957年8月1日准备正式介绍和明确定性南昌起义，特意拟定了当年领导者的排名顺序，分别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聂荣臻、陈毅、林彪和叶剑英。  在最终审阅批示前，周总理征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见，一直认为应该将贺龙的排名提前，而且还应该加上刘伯承的名字。于是，才有了这样的顺序: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林彪。对此，向来都谦虚谨慎的朱德元帅这样表示:
问题来了，在南昌起义中排名第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五的贺龙，为何会在抗日战争中显得有些“沉默”，甚至还在解放战争中几乎“隐身”？那么，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接下来，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一同走进他的光辉人生。  贺龙 1896年3月22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贺龙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家庭。他的祖父名叫贺良仕，武举人出身并且练得一手弓马武艺，可惜却没有持家的本领。他的父亲名叫贺士道，除了务农以外也喜欢棍棒骑射，还敢带头与当地的豪绅富户对抗。 由于刚刚遭遇了甲午战争的惨败，满清王朝变得更加摇摇欲坠。加之，湖南在贺龙出生的那年还发生了大规模旱灾，简直是饥民遍野和饿殍无数。可以说，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他从出生之日起就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贺士道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只得低声下气去给地主家做佃户接受盘剥。即便如此，贺龙在长到六岁的时候依然没有穿过一件遮体的衣裤，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始终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子虽然艰难，祖父却坚持教授贺龙武艺，父亲也教授他务农和裁缝手艺。为了读书识字以光耀门楣，他被送入了族人开办的私塾，却总是惹是生非接连闯祸。 1911年5月，早已经奄奄一息的清廷仍然不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准备向英、德、法、美这四个国家的银行借款以筹措军费。在新任邮传大臣盛宣怀的提议下，竟然没羞没羞地宣布“铁路国有”并以此作为抵押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卖路权和侵占民权的行径，立即激起了各个阶层的一致反对，湖南、湖北、四川和广东等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血腥的镇压，各地民众却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丝毫没有退却之意。 1911年10月10日晚，借着保路运动的热潮，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很快，起义军在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公开与清廷对抗，一举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火焰。 面对刁钻老辣和圆滑世故的袁世凯，初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显然不是对手，自身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很快就暴露无遗。在对方的软硬兼施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对方窃取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的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建立起了北洋统治。在此背景下，贺龙毅然参加了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还多次在沅陵、桑植和石门等地从事武装反袁斗争，誓言要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目标。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推翻共和制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自称为洪宪帝，引起了全国各地的一致声讨。1916年3月16日，贺龙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凭借抢夺而来的十几支破枪成立了农民武装，还自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在四面楚歌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退位同时颁布了《撤销帝制令》，更在不久后一命呜呼，留下了四分五裂的北洋派系。于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和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开始各自为战。 1917年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领自己的辫子军进入北京，立即推翻共和制后拥护溥仪复辟。紧接着，段祺瑞宣布成立“讨逆军司令部”并且号召全国讨伐逆贼，贺龙带领自己的队伍加入四川讨逆军，被任命为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于重庆涪州一带。 通过一次次的失败，孙先生终于意识到利用一个军阀去消灭另一个军阀无异于抱薪救火。于是，他在1924年1月改组国民党，同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奉系张作霖的拉拢下变节，趁乱发动“北京政变”并且暂时掌控了政权。为了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孙先生不顾自身病情坚持北上共商国是，不幸在1925年3月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革命军起兵北伐，高举着“打倒列强”和“打倒军阀”的旗帜连克连捷，目标直指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期间，贺龙以无惧无畏的态度投身于北伐战争，凭借累累战功晋升为第20军的军长。 1927年4月12日，蒋某人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成为了公开的反革命者。同年7月15日，汪精卫也步其后尘，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面对国内革命的低潮，组织决定在江西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革命力量，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具体负责。当时，敌人在南昌周边的力量相对薄弱，总计只有六个团大约一万的兵力。而且，贺龙的第20军和叶挺的第24师就在九江，完全能够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 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恽代英和彭湃为主的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团长，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期间，虽然共产国际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顾虑，但前委会还是最终敲定8月1日。  1927年8月1日凌晨，第20军的第1师和第2师分别向旧藩台衙门和牛行车站等地发起进攻，第24师则向松柏巷天主教堂和新营房等地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才全歼守敌。这是党领导军队发动革命的起点，预示着春雷响起严冬将过，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和朱培德等部展开“围剿”，起义军分批撤出并且沿抚河南下，准备进入广东后联合左派力量继续革命。当时，贺龙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遣回湘西北家乡去发动群众，与周逸群等人共同创建湘鄂西根据地。 1927年9月，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最终在10月底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始，中国革命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的“星星之火”，向着“燎原之势”逐步迈进。 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和博古等人迅速崛起，甚至开始自上而下盲目推行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左”倾路线。于是，革命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代价和牺牲，甚至就连位于上海的总部机关都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机关总部只得分批分次转移到了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将“左”倾错误路线扩散到了军队。受此影响，伟人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 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和总部机关长征，贺龙率领红二军团与任弼时、肖克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胜利会师。担心他们会进入湘西地区，蒋某紧急成立“湘黔川剿共指挥部”进行围堵，极大地减轻了红一方面军正面的压力。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占领了贵州的遵义县城并且在此休整，临时召开会议专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最终，重新确立伟人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革命事业终于转危为安。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后，成功抵达了陕北地区与刘志丹会师。同时，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也开始向北挺进，转战于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多地。 1936年6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成功抵达西康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改编成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与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等人坚决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终于促成两支军队一起北上，于10月份完成了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两党也终于结束了敌对的军事状态。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我方迅速发表公开宣言以寻求联合抗日，同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具体商谈军队改编事宜。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将西北地区的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任命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之后，我方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改编为115师、120师和129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担任师长。 1937年9月，贺龙亲率120师主力从陕西富平县出征东渡黄河，开赴到山西的抗日前线。可是，不希望过分刺激“山西王”阎锡山，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摩擦，他们主要驻扎在晋西北和绥远的偏僻地区。  为了拱卫总部机关，贺龙将120师的第718团和直属营都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客观上造成前线兵力不如115师和129师充足的事实。而且，他们背后就是延安，自然成为了抵御日寇的最后一道屏障，使得自身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大打折扣。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和贺龙全部到场参加。虽然南昌起义已经时隔多年，但蒋某人依然对此耿耿于怀，当面质问贺龙:“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非要去参加南昌暴动”？  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为了扭转局势，日本改变了之前的策略，对国民党军队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反而将主要力量都投入到了敌后战场。 在日军的接连进攻下，华北地区的局势迅速恶化，雄县、霸县、安国、蠡县和博野等地都相继失守，就连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全部失陷的危险。在此背景下，组织命令贺龙率领120师一部从晋西北急赴冀中平原，希望能够稳住敌后战场。  贺龙率部刚刚抵达冀中地区，尚未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日军的“大扫荡”，通过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进发，从东、西、北三面企图围歼120师。他沉着冷静指挥作战，切实贯彻执行了伟人的游击战精髓，成功打破了日伪军的围攻。 面对日寇的“积极诱降”，国民政府内部果然出现了分化，汪精卫率先投敌叛国成为了汉奸，还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曲线救国”。蒋某人虽然没有他那般无耻，却也悄悄改变了在正面战场积极作战的态度，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眼见时局变化，本就极力提防八路军的“山西王”阎锡山立即蠢蠢欲动，甚至公然进攻我晋西南和晋西北的敌后根据地制造摩擦。为了稳固后方，尤其是为了保卫陕北的安全，贺龙只得率领120师从冀中回兵救援，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形势。 面对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威胁，陕北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甚至到了穿衣吃饭都特别困难的地步。1939年2月，毛主席率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作为距离最近的一个师长，贺龙自然深知总部机关的苦衷，既没有作战缴获，又没有后勤补给。于是，他再次从120师分兵，将主力部队第359旅也调往陕北参加大生产运动。就这样，才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歌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贺龙把晋绥根据地的部队编成了三个纵队，准备向晋、冀、蒙地区继续发展。可是，为了增加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他毫不犹豫就让最具战斗力的一纵西渡黄河，从此归属彭德怀直接指挥。 1946年6月26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工作后，终于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晋南、冀东、察南、晋绥和辽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全面内战也由此爆发。 面对敌人的进攻，晋绥区在兵力不足和丢失大部分县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开展游击战，而且还源源不断供应着陕北总部的粮食。到了1947年3月，面对胡宗南调集25万人对延安发起全面进攻，贺龙索性将自己麾下的二纵也调往增援。 作为晋绥区的司令员，作为120师的师长，贺龙的部队被一分再分。远的不提，就是抗战胜利时还有三个纵队，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纵队归属自己指挥，自然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战役。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仅指挥着陕北地区的原有部队，而且还指挥着原属晋绥区的两个纵队。在“小河村会议”后，贺龙手中仅剩的一个纵队也被划入西北野战军的建制，从此脱离了一线部队回到陕北。不过，后世却有很多人都认为:“西北野战军的赫赫战功中，有一半应该归功于贺龙”。 贺龙一辈子都在带兵打仗，在解放战争的战火正酣之时却“改行”管理后方，身边的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对此，他却彰显大将风范，多次坚定地表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续向西南进军以实现解放全国的目标，贺龙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司令员。当时，久未掌军的他已经没有自己的部队，只能就近征调第十八兵团从陕西入川，很快就击溃胡宗南后占领了成都和西昌等地。 等到西南各地都解放后，贺龙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三书记和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协助邓公和刘伯承进行清剿土匪、丈量土地、恢复生产和稳固边境等工作。对此，邓公还形象地比喻为“三龙际会”，他们圆满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各项工作。 1952年11月，国家正式设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成为首位负责人，直接协调和监管全国的体育工作。之后，他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但始终未曾辞去体委主任一职，既是出于热爱，也是出于责任。 贺龙在任期间，对于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格外关注和重视，一心希望能够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他不惜筹措经费委派青年运动员出国学习，向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等国虚心求教。 1955年8月，中国足球队前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比赛，与东道主进行对阵。期间，恰逢贺龙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于是亲自到场观赛并为球员们加油鼓劲。 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与中国队首赛。面对传统的足球强国，我们国家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只有贺龙不这么认为，他的战前动员是这样讲的:
贺龙的热情鼓励，给了球员们极大的信心和勇气。最终，虽然我们以2:4失利，但全队都表现得勇猛顽强，场面也相当的精彩，真正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到了1962年春，他在体委开会时还动情地表示:
国足耻辱李铁 谁曾想到，6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篮球和排球都进展神速，只有足球越来越糟，已经沦为了亚洲的二流球队。更可气的是，在败绩连连的同时，背后却是贪污受贿、赌球成风和任人唯亲，完全已经被“污水淹没”。 文化的革命开始前后，贺龙已经遭到了冲击，甚至住所都被查抄和打砸。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周总理将他和夫人薛明一起接到西花厅的自己家中照顾。 1966年8月，林彪指使空军司令吴法宪编造“贺龙插手空军”的材料，污蔑他是贯穿在空军的一条黑线，而叶群也积极捏造薛明的罪状。最终，夫妻二人都被错误批判，还遭到了关押和监禁。 面对种种诬陷，贺龙始终坚贞不屈，即便遭到迫害也没有妥协，直到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由于林彪对此消息严密封锁，直至他发生叛逃事件后，周总理才得知老战友已经在两年前过世。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组织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当天，周总理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执意赶到八宝山公墓，抚着薛明的肩膀颤抖地表示:
周总理眼含热泪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七个躬才停下。看来，他是在以这种方式送别自己志同道合的战友。 1982年10月，组织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充分肯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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