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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路，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东南部。东起西苏州路，西至常德路。长1233米。澳门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辟筑于1900年，即划入该租界的第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沿路兴建了众多工厂。包括150号申新九厂、477号中华书局印刷厂（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660弄澳门小区则是保留下来的日式住宅。  澳门路150号申新九厂旧址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7935190000045 申九“二·二”斗争所在地 民国 长寿路街道，310107945190000015 申新纺织第九厂旧址 民国 长寿路街道 地址：澳门路150号 保护级别：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澳门路150号申新九厂旧址 澳门路150号上海纺织博物馆，原是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所在地。申新九厂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曾经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也见证了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衰起伏。  上海机器织布局 申新九厂的前身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机械棉纺织厂）。1889年12月28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路87号正式开工。1893年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工厂烧毁，损失惨重。  盛宣怀（1844-1916） 1894年，盛宣怀在此主持筹建华盛纺织局（1913年改名三新纱厂）。1931年，被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收购。两年后，因土地使用权到期，从杨树浦搬到了澳门路，定名为申新九厂。  杨树浦路三新纱厂厂门，摄于1933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办，到1889年正式投产，前后经历了十一年，最终却成为了盛宣怀的家族企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初织布局的总股本为四十万两，招商局于1891年投入股本十一万二千两。1893年织布局被火烧毁，盛宣怀即籍此改组扩充，更名华盛纺织局，股本增加为八十万两。招商局投入股本三十二万两。但是招商局的所有股票由同时主管招商局暨华盛纺织局的盛宣怀保管。此外织布局填筑基地、购买锅炉，招商局又另拨给款项。在更名华盛之后，又向招商局借款数万两。据此，招商局应该是织布局最大的股东。但是到1925年，三新纱厂在向香港申请注册时，注册为英商私人企业，至此便将招商局股本全部吞没，并脱离了本国管辖。三新纱厂长期由盛宣怀及其子孙把持，直至1930年在政府清查盛宣怀遗产时，这一问题才被挖掘出来。  1931-04-11《申报》报道三新厂案解决 三新纱厂因长期经营不善，至1931年已负债累累，由于欠英商汇丰银行巨款，便以80万两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又将该厂转售于美商中国营业公司。1931年3月荣宗敬出资将三新纱厂内机器及厂房全部买下。 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职工安置及招商局股本等问题一波三折。直至1931年4月8日三新纱厂才正式移交给荣宗敬的申新纺织公司。《申报》为此专门报道（见上图）。  1934-07-26《申报》报道申新请求政府救济 1933年10月，申新九厂澳门路新厂建成，面积六十余亩，纱锭八万枚，线锭一万五千枚，布机五百台。 但是申新九厂创建不久，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整个民族工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1934年7月，荣氏兄弟经营的二十一家企业因周转不灵，申请政府救济。国民党政府乘人之危，欲以极低贱的价格收购。以申新九厂为例，按工部局估价须在八百万元以上，而实业部及棉统会仅估四百余万元。荣氏极力抵制，勉强保全申新。  申新九厂澳门路厂门，摄于1940年 作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前来参观申新九厂的访客很多。在1935年5月19日《申报》刊登的一篇申新九厂参观记的文章中，作者对当时的申新九厂作了详细介绍。  1935-05-19《申报》上刊登的申新九厂参观记 作者写道：一天下午，申新九厂的门口开进了一乘载着四十多人的大汽车，厂长和职员都从那红色的办公室里蜂拥了出来，一个个地殷勤地招待着。我們先在那四面都是玻璃的大客厅里坐了一会，才由该厂创办人荣宗敬先生领着我们到厂里各部份去参观一下。 我們首先参观工人的住宅区。职工住宅区和厂是隔开的，但距厂不过几十步路。工人的住宅共分四区。一区住的是“养成工”女工，一座三层的楼房，计有五十大间，里面有冷热自来水，浴室，食堂，盥洗室，阅报室，教室和消防设备，都很完全，每间房屋住着十二个女工，每人每年只出房租五角，现在有五百二十四个人住在这里。二区住的是单身女工，一上一下的普通住房共计三十幢，每幢规定住二十一人，每月只消出三角钱的房租就够了。三区住的都是一夫一妻的男女工人，每幢限住四家，房租每月共出六元。四区完全住的单身男工，每幢房子里的居住人数和单身女工的住宅一样，房租也相同；这里一切的设备，和一区一样。照厂里的规定：一二三区的女工，每天都要到一区的浴室里洗浴一次；三四区的男工也每天要到四区的男浴室里洗浴一次。在这住宅区里设有专门管理处，管理工人的出进和房屋的清洁，管理员是一位女士。一，二，三，四区是工人住的范围，另外还有所谓特别区，就是单身职员和有家属的职员的住宅；这种住宅是西式的构造，无论外观和內容方面，当然比工人住的要讲究多了。 关于职工的业余娱乐方面，他们是有一个俱乐部的组织，所有娱乐的器具，厂方代他们预备的也很完全。属于户內娱乐的，有阅报室，图书室，弹子房，台球队，平剧班，话剧班，音乐班。属于户外运动的，有篮球队，网球队，足球队，国术团。 在工人住宅区的前面，也和普通弄堂房子一样的有着很多的店铺；这些店铺都是由厂里拿出资本来开设的，最大的主顾，当然仍是这厂里的工人。不过这里所有出售的日用品，都是照批来的原价售出，它不过仅仅做一个居间人罢了。店里职员的薪资，伙食，住宿也都由厂里供给；所以它虽然一钱不赚，也仍旧可以维持。在这里，消费合作的制度，是颇能适用的。  1948年航拍图上的申新九厂 我们在这些地方看了一下以后，荣先生又把我们带到“工人子弟学校”里去参观他这里的教育设备了。先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工人子弟学校的一幢房屋；这幢房子与其他的房屋都不关联的踞在厂的一角，外观很像一座“瞭望台”的模样，教室就在最高的一层。这里的学生共有四十多人，最大的有十几岁，小的不过五六岁；所授的课程，也完全和市立小学一样。另外还有工人学校，分夜晨两班，教员都由厂里的职员义务兼任；凡是厂里男女工人，不管老少，每天都得上课一小时，成绩好的就有擢升职员的希望。 从学堂里出来，接着就参观职工医院，这是一座五楼五底的深黄色的洋房，从外观上看去，差不多的商业化的医院也还没有这种气慨。这里的职员有医务主任，产科女主任及中医各一人，女看护两人。底层是普通诊室和手术室，楼上都做了病房；所有一切的设备都和外面医院一样的完备。如有工人害病，轻的就到这里就诊，一切的医药费都照例免收；较重的经这里证明了以后，就转送到外面医院，一切费用也全由厂里代付。据说这里每月的开支需五百元，约占全厂的公益卫生经费全部百分之六十以上。 工人们的享受方面我们是已看到了；但他们究竟拿什么东西去换得这种享受，我们却也很想知道的。于是，从医院里出来，我们便跟着荣先生走进了这庞大的生产组合了。 首先给我们见到的是几架比人还高的机器，吐着像巨雷般的声响，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领略到这资本社会內层的机构，大家不由得惊诧的相互看了一眼。“这就是清花间，五千多人的工作，完全是由这里策动的；每天二百多件纱和一千五百疋布的原料，就靠这几架笨重的家伙不停地动作才产生出来。”他指着那几架清花机说：“在那隔壁还有轧花间，这里把花清好了，再送到那边上捲筒：那种轧花机器也和这一样的庞大，但工人却并不需要好多人的。”  申新九厂织布车间 我们边听他说，边往隔壁轧花间走去，看见里面已经捲好了的棉花，摆满了一间房子。“这样棉花捲好了，再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中间有一个问着。”粗纱间。棉花出了这间的门， 便达到'纱’的第一步了。“他哈哈的笑了。 粗纱间里面工作的都是女工。映在我们眼睛里的是白的纱和黑的人头在不停的晃动，机器像戏院的椅子那么紧接的一排徘地站着：不过站在这些机器面前的人，却没有像看影戏那么地悠闲自在的。当我们站立在那里时，只听到锐利的口笛不停的叫着；女工们随着那种叫声，一忽儿到东边的机器忙了一阵，一忽儿又跑到西边的机器忙着。 ”你们看着觉得有趣吧？这是一架机器上的纱做好了，管车的就吹口笛喊人换筒（注：绕纱的竹筒），因为厂里机器声浪太大，用嘴喊起来是没有办法听得清的。“他见我们都睁着疑问的眼睛朝着那些女工瞅着，晓得我们没有明白这种情形，所以他就把这种原因都说给我们听了。”每个人可管几部车？“我问。”管车一个人不过管一部罢了，但要换筒，就得大家彼此帮忙；平均是每十部车编成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指挥一切。那种穿蓝衣服扎着黄背带的就是组长；她们的学问经验都还不错，所以对于管理方面是很统一的。“他指着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工，告诉我们。 申新九厂细纱车间 从这里走到细纱间，中间只隔着一座电梯的距离；细纱间一切的情形和粗纱间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工作的女工稍微多点罢了。 我们从两点钟直看到四点钟，在这两小时的中间，我们看到了粗糙的棉花，只经过几架机器的转动，便变成了白布，同时还看到了民族资本的核心，所以，我们带回来的是一幅完整的美好的印象！ 1935-06-23《申报》刊登采访荣宗敬的文章 1935年6月23日《申报》又刊登了一篇采访荣宗敬的文章《名人访问记-面粉大王》，文章写道： 荣宗敬（1873-1938） 一个晴天的下午，我和荣宗敬先生在他的写字间里见面了。一位身材矮小，面貌并不惊人，服装又是那么朴素的老年人，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跟前，这叫任何人走进去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拥有九个纱厂和八个面粉厂的“面粉大王”，无怪我见了他本人，还要问一声：“荣宗敬先生在这里么？” 当我走进这布置很简单的写字间，荣氏便站起身迎着我走了过来。“有什么事么？”他满脸露着欢悦的笑。 “我特地来拜访他的，并且想知道他创业的经过情形。” “啊！”他又笑了一下，带着满口的无锡土音说：“我就姓荣呵！” “唔……失敬得很；因为平素没见过，当面都不认得了。”我感到自己的渺小，脸上热辣辣地，像吃过了辣椒似的。 “随便坐吧！”他说时在壁上按了一下电铃。一会儿茶房送了两杯茶进来，他又和我客气了一阵。“不必客气，”我微微移动了一下身子，说：“荣先生每天都到这里来办公吧？” “每天都来的：我也和他们（指职员们）一样，早上九点钟，下午两点钟上写字间，直到上午十二点钟和下午六点钟才回去吃两顿饭。“ ”那也很辛苦的。“我说。 ”这倒也不觉得，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现在已变成了习惯，倒是整天地登在家里闲着反而有点过不来了。“ ”当然，做这样大的事业，是需要耐劳的精神的。对于上海的各厂，荣先生每天也都要去巡视一次么？“ ”不，因为那边都有人负责的，所以不必一定要每天都去，而且在时间上也来不及。我设在上海的纱厂和面粉厂一共有十几爿，假如每爿厂都去巡视一次，就费一天的工夫也还是不行的。“他不禁自豪地哈哈大笑起来。 “荣先生办那么多纱厂，怎么倒还是以面粉而出名？”我好奇地问着。 “这也有原因的，多谢他们叫我面粉大王。”他喝了一口茶，继续地说：“说起这段历史来，话就长了。从前我在无锡经营的商业规模很小，可是每年都还赚点钱；不过自己总觉得这种生意虽然赚钱，究竟不是直接有利于民生的事业。后来跑到上海，眼见得外货大量的输入，尤其是关乎民衣民食的纱布面粉占大多数；而回顾国內，对于这种工业简直是无人注意，因此我便东拼西凑地邀集了几万元的股本，开始组织了福新面粉公司。起初只开办一个厂。当然啰！那时的规模是非常的幼稚，还谈不到和外货竟争，不过至少在外货的入超上已经是挽回了一点漏扈。自福新第一厂开办后，几年间每年都还有点钱可赚，于是就靠这笔盈余的利润，由一厂扩充到二，三，四各厂。不久欧战爆发，各国的轻重工业都受了战争的影响，纷纷宣告歇业，外货的输入也不像先前那么多了。尤其是面粉和纱布。因当时要供给军需，后来不仅没有剩余的可运到中国，甚且反而要到中国来购买了。总计在欧战四年中，福新售出的面粉竟有九百万袋之多。那时每袋面粉的价格，仅较销售于国內的高出一元。当然，由欧战的赐予，福新是赚了几百万元的钱的，而我的“面粉大王”的徽号也就从此出名了。可是当时国內纱布的产量却尚不够供给，外货又没有多的进来，纱布的价格便一天比一天的高昂起来了，而直接受到这种影响的还是一般穿不起绸缎的平民。在这一年里，我便倡议开办申新纱厂，想从这上面来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事情是进行得很顺利，在第一年中便成立了七个纱厂。可是到了第二年，因为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到纱厂上面，有一个时期竟至缺乏现金周转，而且负债又是几百万；一般旁观者这时都替我躭着很大的心，恐怕我的事业前途将会遇到不可解救的危险。我自己对这种情形也很明白，不过我一些也不感到慌张；我在这一年中，只是埋头苦干，应付这当前的困难环境，果然，在第二年的总结算期间，竟出乎意外的赚了几百万元，把所有的负债还清之后，流动资金也就跟着多起来了。正在这时英商三新纱厂出卖了，我便花了几百万元把它接收过来。现在的申新第九厂，就是从前三新纱厂的化身。不过，我把它接收过来之后，又用了二百四十多万元把所有的厂房和工人住宅重新建筑了一番。“他说着，喝了口茶，轻轻地呷着舌头，似乎还有不少的回味。 我像听故事般地愈听愈感到兴趣，便笑着说：”荣先生不仅是'面粉大王’，而且还是一个纱业的领袖哩！“ ”这倒不敢说，“他摇了摇头，说；”不过我总想多做点和老百姓直接发生关系的事业；譬如纱布和面粉我都感到很大的兴味，将来如有机会的话，也许还要多做一两样与民生经济更有利的工业呢。“ “荣先生现在拥有这么大的资产，个人的生活方面当然是……” “个人的生活么？”他不等我的话说完便哈哈地笑了。“我除了出进比普通人多了一辆汽车，什么都是和人家一样。你看，我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本厂的出品，可以说这几年来就没有上布店扯过一尺衣料。其余如买零碎用品，都是家里办好的，我自己一年也还用不了十块钱。” “听说还有几位少君，大概也都受了荣先生的熏陶，生活是很俭朴的吧？” “共有三个孩子，两个现在都还管点事，还有一个小的在读书；他们弟兄都还不乱来。我对于子弟，都不愿意他们摆出少爷的架子，因为目前中国正需要能苦干的人。我从前开始办福新厂时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困难，可是也没有一次不是从容应付过去的；而且一椿事业如不经过几次的失败，人们就要把它看得很平凡，而不肯下死功夫去干了。“ 1941-07-14《申报》上关于申新九厂、二厂战前改组为外商企业的消息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华商纱厂纷纷关闭，市场纱布奇缺。申新九厂因地处租界，能继续开工，销路倍增，产品“双金马牌”棉纱，几与黄金同为市场交易筹码。 1941年7月14日《申报》（见上图）刊出消息：申新九厂于“八一三”以前，已改组为英商通和洋行所经营，且过去与现在均无中国官股在內，系股份有限公司组织。 这不但使申新九厂在“孤岛”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而且避免了1941年7月日军企图通过汪伪政府将申新九厂收归国有。 1941-07-28《申报》报道申新九厂经理吴增裕及子吴中一被日军逮捕 就在收归国有被否定后不久的1941年7月27日，申新九厂经理吴增裕及其子吴中一遭日军逮捕（见上面《申报》报道）。出人意外。 时间来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即将倒台的前夕，上海连续发生了同济大学学潮案、舞潮案和申新九厂工潮案三大风潮，轰动全市。2月2日，申新九厂发生工人暴动事件，造成工人伤37人，死3人，警察伤51人，其中重伤5人的严重暴力事件。此事件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主席召见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及社会部长谷正纲，并予指示。郑介民奉令来沪调查。 1948年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调研目标之一就是申新九厂。1948年10月5日，蒋经国偕张师来到申新九厂实地视察，并与负责人洽谈原料之供应问题。在他来访之前的9月23日，李副总统曾到申新九厂参观，了解生产情况。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来到申新九厂参观 解放后，申新九厂进行了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来到申新九厂参观访问。1966年，申新九厂更名为“上棉二十二厂”。1998年1月，上棉二十二厂率先压锭。2009年1月7日，上海纺织博物馆在原申新九厂旧址开馆。 澳门路300号顾正红纪念馆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7935190000029 顾正红烈士殉难处 民国 长寿路街道 地址：澳门路300号 保护级别：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之前的顾正红纪念馆 澳门路300号顾正红纪念馆，也是顾正红烈士殉难处。2008年5月30日五卅运动83周年纪念日那天，顾正红纪念馆在其殉难处原址建成开放。纪念馆总面积1300平方米，全馆由顾正红纪念广场、馆内陈列、顾正红烈士殉难处三部分组成。 2021年改造后的顾正红纪念馆 2021年，为庆祝，上海市普陀区对顾正红纪念馆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全景展现了顾正红烈士生平事迹和五卅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顾正红烈士殉难处 烈士殉难处位于纪念馆后方，树立有一块纪念碑，上有1959年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题写的“顾正红烈士殉难处”八个大字。 顾正红（1905-1925） 顾正红，江苏阜宁人。1921年家乡遇水灾，随母亲流落到上海，后在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七厂当工人；1924年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办的工人夜校的学习和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成为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1925年2月，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和罢工鼓动队，在这场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航拍图上的原日商内外棉七厂（顾正红烈士生前所在工厂，解放后改为国棉二厂） 5月15日晚，内外棉七厂贴出停工布告，几百名夜班工人被阻挡在门外。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元木、川村领着一批打手赶来，持枪殴打驱赶工人。工人们针锋相对，拿起打梭棒自卫。日本大班向工人开枪，当场打伤10余人。冲在前面的顾正红被川村击中后并没有倒下，他紧紧抓住了身旁的一棵小树，大声地喊：“工友们，不要怕他，我们团结起来，要日本人投降。”见顾正红中枪不倒，川村又向顾正红连连开枪，子弹打中了顾正红的腹部、腿部，此时大批租界巡捕赶到，用暴力驱散人群。 1925-05-18《申报》报道顾正红死讯 大部分资料都说顾正红于5月16日去世，但是根据《申报》记载，顾正红身中四弹，其中腹部子弹贯穿肠子，送到同仁医院后由德国医生进行了手术，剪去了一段肠子，至5月17日晨因伤重而亡。 顾正红的壮烈牺牲，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的导火线，反帝爱国运动像烈火一样燃遍整个上海，席卷全中国。 中华书局印刷所澳门路厂旧址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PT-J-004-III；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7945190000017 中华书局印刷所澳门路厂旧址 民国 长寿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中华书局印刷厂澳门路新厂；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澳门路477号 层数：办公楼：4层；印刷车间：4（现5）层；仓库：2层；结构类型：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年代：1934年；保护类别：办公楼：四类；印刷车间：五类；仓库：四类 原中华书局办公楼 澳门路477号，原为中华书局印刷厂。泰利建筑有限公司设计并承建，1935年竣工。共有车间、仓库、办公楼十幢。现代派风格，立方体造型，立面简洁，车间和仓库由横向钢窗与墙水平线条进行构图；办公楼竖向构图，有简洁几何形装饰。 1935-12-28《申报》上中华书局总厂迁移启事 1935年12月28日，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正式启用，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一并迁入。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老厂保留货栈及印刷所一部分，但对外接洽均在新厂。 原静安寺路老厂落成于1915年，由于不再适用，遂将之出售。1934年向社会招标开始在澳门路建造新厂。厂房采用钢窗，窗的面积占墙面三分之二，光线空气均甚充足。下层为印刷所，二层是总办事处，三层为编辑所，四层为图书馆及试验室。印刷能力大大提高，除了书籍以外，可以印月份牌、钞票等。此外各种印刷，如影写版、照相版、电镀版、雕刻凸版、西文排版等，技术均最精最新，当时在国内独一无二。 至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资本已达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余处。仅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已达三千余人。书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计之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 1938年10月，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易名为（美商）永宁印刷公司，聘请了美籍总经理，以维持营业。同时，还派遣一百八十名职工支援香港公司，三十六人支援柳州工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澳门路印刷厂由日军接管，1943年4月6日解除军管理。 陆费逵（1886－1941）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中华书局总店在河南中路221号（原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北面），有意思的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当时最大的民营出版商，一北一南矗立在福州路河南中路口，它们并不是一家机构，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关系，而且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创办中华书局前就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 澳门路660弄住宅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PT-J-002-I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7945190000041 澳门路660弄住宅 民国长寿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澳门路660弄住宅；现名称/现使用单位：澳门小区 地址：澳门路660弄1-15号，17-25号，27-37号，41-51号，229-239号，251-261号，267-277号，291-301号，307-317号，381-391号，397-407号 层数：2层；结构类型：砖木结构；建造年代：1920年；保护类别：三类 澳门路660弄住宅 澳门路660弄，原为由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财团为日侨管理人员建造的花园里弄。 澳门路660弄住宅 该住宅区总占地面积4.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1万平方米，有砖木结构二层房屋32幢。 澳门路660弄住宅 建筑为典型的和洋折衷日本近代集合式住宅。外观为简化的西方样式，主要表现为英国样式，内部平面布局和装饰具有明显的日本传统特征，建筑层高较低。 澳门路660弄住宅 澳门路所在的沪西地区曾经日商纱厂林立，包括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好几家工厂。 澳门路660弄住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全部日本在华的纺织工厂，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澳门路660弄住宅也变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二职员宿舍，以及中纺子弟第二分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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