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古瓷研习社
[摘 要] 深圳翰熙古陶瓷博物馆藏有一件南宋米黄釉铺首盘口瓶，窑口归属成迷。经与韩国出水的四件同类型米黄釉瓷器对比研究，终于确定其为景德镇窑生产。本文以考古出土的材料为基础，辅以可靠的传世器物为线索，明确了这类米黄釉的整体面貌，并与相关的几个窑口产品进行对比，从而探讨其产地、生产时间及形成原因等问题。
[关键词] 新安沉船；米黄釉；景德镇窑
南宋
景德镇窑米黄釉剔花梅瓶盘口瓶
深圳翰熙博物馆 藏
1975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了一艘元代贸易沉船，学术界称之为“新安沉船”。该沉船出水了 2 万余件中国瓷器[1]，品种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其中有四件米黄釉开片瓷器，分别为：罐子（图一），高 10.5 厘米，口径 3.4 厘米，底径 3.6 厘米；簋式炉（图二），高 8.3 厘米，口径 14.1 厘米，底径9.4 厘米；三足炉（图三），高 13.2 厘米，口径 11.8 厘米；梅瓶（图四），高 18.5 厘米，口径 2.5 厘米，底径5.5 厘米。它们风格较为特殊，在当时未能被学术界所认识。如 1977 年的“新安海底文物展” 展出了其中的簋式炉和梅瓶，标注的是“窑地未详”[2]。此后，学术界对新安沉船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这四件米黄釉瓷器被判断为漳州窑的产品。如 2012 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 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特展中展出了其中的两件香炉和一件罐子，所出版的图录标注为漳州窑。不过，沈琼华女士介绍策展思路时解释了其中缘由：“·······展品中的三件米色釉开片瓷器，过去学界一般认为这种釉是明代晚期的漳州窑产品。如若新安沉船遗存没有被后世扰乱过，那么关于这类米色釉瓷器的断年，以及我们对漳州窑的认知都有可能做新的改写。当然，这三件器物也有可能就是出于我们尚未认识的窑场，如文献所说的吉州窑场烧造的'碎器’，学界曾作为寻找哥窑的线索之一，但迄今未果，这几件器物会否如此，同样值得我们关注。”[3] 随后在浙江省博物馆召开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对这几件器物的窑口展开了讨论，虽然进展不大，但提出了可能是吉州窑所产。此后有不少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如高美京女士认为：“出水白瓷产品中的梅瓶、炉和罐等与其他白瓷产品有所不同，釉色偏黄，釉面均有细开片。目前对这四件白瓷产地的判定，有吉州窑、德化窑、漳州窑等不同意见。笔者从其造型来分析认为可能是吉州窑的产品。”[4]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这四件米黄釉瓷器的产地判断依然存在争议，究其原因有二：1、新安沉船仅有四件米黄釉瓷器，数量上的缺乏很难确定一类产品的真实面貌；2、尚未发现同器型的窑址标本，难以直接判断其窑口归属。不过，笔者在梳理相关资料时发现这类米黄釉的数量并不稀少，其面貌要比新安沉船出水的丰富得多。如果我们以新安沉船这四件米黄釉瓷器为中心，寻找不同出土或传世背景的同类器物，使研究对象从“这四件”拓宽为“这类”，更为整体地把握这类器物，或许能够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同类器物的出土与传世」
在存世器物中，发现了不少与新安沉船出水的同款三足炉。如景德镇地区的墓葬中出土过一件米黄釉三足炉（图五），除了足部较新安沉船出水的三足炉短之外，其余特征基本一致；
▲图五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米黄釉三足炉
“中华民国文物艺术品收藏家协会”（台湾） 出版的《文物选粹1989》中刊登了一件类似的三足炉（图六），但是其腹部没有环状双耳；江西地区也出土过类似的三足炉标本（图七），特殊之处在于腹部剔折枝莲花纹。
另外，2012 年景德镇浮梁县衙周边在进行基础建设时出土了不少米黄釉标本，器型有三足炉、油灯、兽环瓶、兽足香炉、螭龙堆塑花觚、点褐彩三足器等（图八），其中三足炉标本就是新安沉船出水的那种。鉴于其出土地点相同且外观特征一致，笔者认为这一批米黄釉标本属同一窑口所产。为了证实这一想法，笔者请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熊樱菲女士对部分标本采用 EDAX公司 Eagle III 能谱仪进行无损成分分析，得出其胎釉成分确实接近[5]。
▲图八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标本馆藏，米黄釉标本
新安沉船出水的梅瓶也见有相同的出土或传世品。如 2002 年J.J.LALLY 在其纽约的艺术画廊举办了一次名为“宋代的中国瓷器与银器”展览，其中展出了一件米黄釉梅瓶（图九），高度为 18.4 厘米，不过它的肩部有剔折枝梅花纹。1980 年，江西永新县旧城东门外城墙基底发现一处元代窖藏，其中出土了两件米黄釉瓷器，一件是米黄釉小口梅瓶（图一〇）高 18.7 厘米，口径 3.1 厘米，底径 5.4 厘米，施米黄色釉，釉下开细片，器内和底足无釉，底足墨书“二地”两字。其尺寸、造型、胎釉的特征都与新安沉船出水的梅瓶一致。
▲ 图九 纽约J.J.LALLY 画廊2002年展出，米黄釉剔花梅瓶（左） 另一件是米黄釉折沿瓶（图一一），与同出的米黄釉梅瓶风格一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折沿瓶也有带剔花装饰的。如1978 年江西新建县昌邑公社出土过一件（图一二），其腹部剔折枝梅花纹。
▲ 图一一 江西永新县元代窖藏出土，米黄釉筒形瓶（左）图一二 江西新建县昌邑公社出土，米黄釉剔花筒形瓶（右） 上述几种不同器型的米黄釉瓷器均有剔花装饰的款式，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存世中类似的品种。如1975年樟树市曾出土过一件剔花荷叶盖罐（图一三），施米黄釉，有小开片，腹部剔花一枝梅；
2002 年J.J.LALLY 举办的“宋代的中国瓷器与银器”展览中，还有一件米黄釉剔花盖盒（图一四），盒面剔月影梅纹；1990 年江西宜春市高士路法院建筑工地发现一处窖藏，出土了一件米黄釉剔花兽环瓶（图一五）[6]，盘口，长颈，器身施米黄釉，有小开片，至上而下分别剔缠枝莲纹、一束莲、回纹。
▲图一四 纽约 J.J.LALLY 画廊 2002 年展出米黄釉剔花盖盒（左）图一五 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出土，米黄釉剔花兽耳瓶（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前文所举米黄釉瓷器与新安沉船出水的四件都属同一窑口生产，其特点是釉泛米黄色、有细小开片，胎质疏松，扣之声音多沉闷，若生烧状，有不少带有剔花装饰。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类米黄釉瓷器统称为“ 新安沉船类型”。
「窑口的判断」
1、漳州窑说
关于漳州窑生产米色开片瓷器的记载，最早是清光绪十二年郭柏苍的《闽产录异》卷一·货属条：“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省博物馆和漳州市文化局调查下东溪头窑址，确定了“漳窑”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生产地点。2007 年福建博物院及华安县博物馆对东溪窑马饭坑、下洋坑窑址两处进行了考古发掘。不过在其发掘简报中，并没有看到关于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相关信息[8]。2015 年福建博物院和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南靖县东溪窑封门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此次发掘简报中刊登了少量的米黄釉瓷，主要器形有碗、盘、杯等（图一六），该处窑址的年代被判定为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9]。
▲图一六 南靖县封门坑窑址出土，米黄釉标本
笔者于 2017 年前往东溪窑考察，在华安县博物馆及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均看到不少东溪窑出土的米黄釉标本，其器型较为丰富，除去简报中所提到的碗盘等，还有不少炉类器型（图一七、一八）。另外，漳州市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漳州窑米黄釉的完整器。
将这些明确的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与“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作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器型上，漳州窑更加工整，但比“新安沉船类型”略显呆板；胎釉方面，漳州窑比“新安沉船类型”的细腻；修足方法上，漳州窑的底部修足较规整，底心满施釉，釉面平整（图一九）。而“新安沉船类型”的圈足处理随意，底足有施釉与不施釉两种，并能看到修坯痕迹（图二〇）。
▲图一九 漳州市博物馆藏，漳州窑米黄釉瓶类底部（左） 从年代来看，漳州窑的文献及考古资料都表明其所生产的米黄釉瓷器不会早于明代中期，而新安沉船的下限被认为是1323 年[10]，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时间差距，如果新安沉船的四件器物是漳州窑所产，那就只能是其它沉船扰乱物品。但就目前来看，新安沉船的发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后期扰乱迹象。而且，出土“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的遗址皆偏向元代，与新安沉船的时间较为接近，更可证此类米黄釉瓷器非漳州窑所产。
另外，1995 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刊登了一件米黄釉螭龙觚（图二一）被定为是漳州窑所产，并记录其是“1996 年山东兖州明巨野郡王朱阳蓥弘治十八年（1505 年）出土”[11]，此后学界一度将该器物作为漳州窑米黄釉的纪年瓷器。
实际上，这件器物在当时并非考古发掘所得。2014 年山东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鲁荒王墓》，在其第八章附录中刊登了兖州钜野庄宪王朱当涵墓的情况，此墓“在20世纪 60 年代被毁坏土塚被削平，墓葬被掘。在破坏的多座墓葬中曾出土大量文物，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抢走， 还有几件存放在大队仓库里。其后博物馆征集到部分流散文物，其中有数件国家珍贵文物。”[12]这些征集回来的文物中有名为“青釉镶铜边双螭觚” 即是这件米黄釉螭龙觚。而且，在报告的“ 出土器物”部分也明确提出“因为掘开多座墓葬，因此出土遗物并不限于钜野庄宪王一座墓。”[13] 这样看来，这件器物的出土信息具有很大的扰乱可能，其纪年的准确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但是从现有的实物来看，漳州窑至今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螭龙觚，虽然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中也有花觚或者螭龙堆塑装饰（图二二、二三），但工艺和韵味都与之相去甚远。
图二三 厦门市博物馆藏 ，漳州窑米黄釉螭龙瓶（右） 反而近年来在江西地区出土了不少同类花觚（图二四），包括前文所提景德镇浮梁县衙出土的标本中也有此类螭龙堆塑花觚。所以，笔者认为该件器物也应当归属于“新安沉船类型”，而非漳州窑所产。
前文讲到“新安沉船类型”中包含了那种带剔花装饰的米黄釉瓷器，学术界几乎都将其判定为吉州窑所产。如 2000 年版的《中国陶瓷全集·元（ 上）》将上文所举的图一二定为吉州窑[14]。2007 年的《雅俗之间·吉州窑》中亦将图一二、图一三定为吉州窑所产[15]。2013年的《中国吉州窑》中仍然将这两件器物定为吉州窑所产[16]。但令人疑惑的是，在1982 年的《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17]和 2014 年的《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18]都没有看到此类器物的发表。笔者曾赴吉州窑址考察，也并没有看到同类型的标本。就目前已有的吉州窑出土白瓷（图二五）来看，虽然釉色偏米黄，但基本没有开片，釉层稀薄，透明度较低，且胎质较为粗糙，与“ 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窑址没有发现同类产品的前提下，学术界为什么会将此类器物归为吉州窑所产呢？从文献角度看，在天顺三年王佐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吉州窑一则中提到：“···书公烧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数两，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19]其后又有清代的 《景德镇陶录》·卷六·碎器窑：“南宋时所烧造者，本吉安之庐邑永和镇另一种窑。土粗坚，体厚、质重，亦具米色、粉青样。用滑石配釉，走纹如块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墨纹痕，冰碎可观。亦有碎纹素地加青花者。”[20]尤其是《景德镇陶录》所讲的“米色”、“走纹如块碎”的特征，似乎非常符合这类米黄釉开片瓷器的形象。但是仔细阅读会发现，文中所讲的碎器是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墨纹痕”，其开片的纹路是经过涂抹低墨、土赭而形成的。而“新安沉船类型”的米黄釉瓷器虽然都有开片的特征，但开片的纹线都是自然形成，看不出“低墨、土赭”涂抹的痕迹。所以文献中提到的“吉州窑碎器” 应当与“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有所区别。 从装饰上看，米黄釉剔花露胎折枝花的装饰似乎与吉州窑所产的黑釉露胎折枝花装饰一样。最早有此推测的是蒋玄佁先生：“另有白瓷剔花的碎器（图二六），虽未肯定为吉州窑，但纹样与图四〇的瓶[21]同式···” 不过蒋先生因为在窑址中并没有采集到这类米黄釉露胎装饰的标本，所以相当严谨地说“这一剔花是要有高度纯熟的技术才能制作，江西地区的陶瓷中是否有形成这种风格技法的作品，尚待新的资料来说明。”[22]由此看来，蒋玄佁先生实际上并未明确其为吉州窑的产品。
▲ 图二六 《吉州窑》书中载，剔花荷叶盖罐
其实，仔细观察黑釉露胎和米黄釉露胎装饰，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吉州窑黑釉露胎折枝花装饰是以剪纸贴花为主，系在上釉之前将花朵部位以剪纸覆盖，待上釉之后揭去剪纸所致，因此其花朵露胎部位通常都极为平整（图二七）。虽然有些枝干和花蕊部分用剔刻与彩绘的方式表达（图二八），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一例完全以剔刻方式制成的吉州窑黑釉折枝花露胎瓷器。反观此类米黄釉剔花瓷器，无论花朵、枝干、花蕊皆以工具剔刻而成， 因此露胎处可见明显的剔刻痕迹（参见前文所例举），却不见以剪纸贴花制成之平整样式。所以吉州窑黑釉露胎折枝花装饰和“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露胎折枝花装饰看上去相似，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体系。
▲图二七 江西省星子县宋墓出土，吉州窑露胎折枝花四系罐（左）图二八 江西省博物馆藏，吉州窑黑釉露胎梅花纹瓶（右） 因此，综合吉州窑窑址的出土情况、外观特征和制作工艺， 笔者认为“ 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也非吉州窑所产。 前文所述考古出土的几件“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器物都来自江西地区，加上景德镇浮梁县衙附近出土的那批标本，让我们不禁猜想景德镇窑有没有生产这类瓷器的可能。但是，浮梁县衙毕竟是城市遗址而非窑址，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断定窑口。要想确定是否为景德镇生产，还是应当对比在景德镇窑址出土的标本。 检索相关资料，笔者确实发现了一些线索。1992 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 《景德镇出土陶瓷》中刊登了一只兽足香炉的炉腿（图二九），出土于湖田窑窑址，与浮梁县衙附近所出土的兽足炉腿是一致的。浮梁县附近所出土的米黄釉高足油灯在《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 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也有同类产品的刊登（图三〇）。
2014 年景德镇陶瓷馆展举办了“《陶记》研讨会”的配套展览，其中有两件是江西省考古所于湖田窑发掘所得的米黄釉标本（图三一），笔者有幸在布展时接触实物，发现其胎釉及工艺特征确实与“新安沉船类型” 的米黄釉瓷器一致。
近年来，景德镇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同类的米黄釉瓷器。2015年11月至 2016 年7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联合对湖田古瓷窑址宋元明保护房拟扩建区域进行了发掘，“其中有一类釉色偏米黄的青白瓷占比重较大在米黄色青白瓷中发现一类新器形，褐釉点彩穿孔三足器（图三二）。”[23] 这种带点褐彩的三足器也与前文所举浮梁县出土的米黄釉点褐彩标本是一致的，遗憾的是简报中只例举出了这一件器物，其余的米黄釉瓷器类型还有待于正式的发掘报告揭露。景德镇市区落马桥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这种米黄釉开片瓷器，“南宋地层出土一类表面有开片、色略呈米黄的芒口圈足青白瓷碗（图三三）（虽数量稀少，但部分出土瓷片呈覆烧粘结状，属落马桥窑址生产无疑）。”[24]
▲图三二 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点褐彩三足器（左）
图三三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米黄釉标本（右）
除去米黄釉，在景德镇的青白瓷中也有与“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相似造型的器物。如湖田窑中出土了青白釉的荷叶盖罐（图三四），虽然没有发现米黄釉带剔花的，但其器型和荷叶盖的做法基本都是一致的。
另外，在《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也发表过与米黄釉兽腿做法一致的标本（图三五），但所施釉为典型的青白釉，釉色泛灰。
香港收藏家罗启妍女士藏有一对兽环瓶（图三六），其中一只为青白釉，另一只为米黄釉，虽然二者之间的造型略有差异，但风格是一致的。而且这种瓶子的造型与兽环的做法都在“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中能够找到。
▲图三六 罗启妍女士藏，兽环瓶
综上所述，“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应是景德镇所生产，其窑址所在地位于湖田窑及市区一带。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很大一部分样式未能在景德镇的窑址中找到相对应的标本。但是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这类米黄釉瓷器的面貌会逐渐清晰起来。「年代问题」
那么这一类米黄釉瓷器的流行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否与新安沉船的时间相吻合呢？前文所述 1980 年江西永新县发现的窖藏，包含米黄釉梅瓶和米黄釉折沿瓶在内一共出土了十二件瓷器，另外有景德镇窑青白釉龙纹印花碗，龙泉窑贴花龙纹盘，龙泉窑条纹盘和龙泉窑条纹罐，磁州窑系的蓝釉花卉纹盖罐，吉州窑小口花釉梅瓶[25]。这些器物的组合形式与新安沉船的货物组成非常相似，年代大致为元至大三年到至正十二年之间（1310 年~1352 年）[26]。1990 年出土米黄釉剔花兽环瓶的江西宜春市高士路法院建筑工地窖藏，还有两件纪年双耳三足铜香炉。其器沿下鉴刻的一圈铭文记道:“大德癸卯年郡北祈求会新造过锡器外续置铜香炉肆个永充供养”[27]，“大德癸卯年”为元成宗大德七年，即 1303 年。另外，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米黄釉兽环瓶（图三七），与浮梁县衙附近出土的兽环瓶标本是一致的。其为北京新街口豁口出土，是与一批元代瓷器同出，惜无发掘报告，其具体的时间也就难以考证。
综合上述信息，此类米黄釉瓷器的年代多集中于元代中期， 与新安沉船的时间吻合。不过，一些同类型的青白瓷在南宋的墓葬中也有所发现。如鹰潭徐汝楫墓出土过一件青白釉折沿瓶（图三八），其器型与米黄釉折沿瓶是类似的，但因报告为黑白照，很难从照片中分辨其特点，据报告描述“釉色青白，明亮，造型完美，平唇，通身施釉，开小片，矮圈足，高 12.7、口径5.5、底径 4.7 厘米”[28]，该墓葬有纪年为宝祐二年（1254年）。
▲图三七 首都博物馆藏，米黄釉兽耳瓶（左）
图三八 鹰潭市徐汝楫墓出，青白釉折沿瓶（右）
浙江衢州史绳祖墓出土过一件青白釉的荷叶盖罐（图三九），与常见的米黄釉剔花盖罐的形制相似，其纪年为咸淳十年（1274 年）。1975 年江西省乐平县李知监墓出土青白釉盖盒（图四〇），与 2002 年J.J. LALLY 展出的米黄釉剔花盖盒类似，其纪年为南宋端平三年（1236 年）。
▲图三九 浙江衢州史绳祖墓出土，青白釉荷叶盖罐（左）
图四〇 江西乐平李知监墓出土，青白釉盖盒 （右）
综上所述，米黄釉瓷器的时间多集中在元代中期，而类似造型的青白釉瓷器则见于南宋晚期。二者是否存在演变关系，还有待更多的纪年材料证实。但在此之前，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米黄釉瓷器具有从南宋晚期延续至元代中期的可能性。
「形成原因」
实际上文博界常常混淆使用“米黄釉”和“青白釉” 来判断这类器物的釉色。如 《中国陶瓷全集·元（上）》将上文所举的图一一称为“吉州窑米黄釉碎纹瓶”，图一三则称为“吉州窑青白釉剔花梅花纹盖罐”[29]。确实，从外观来看米黄釉与部分发色不好的青白釉确实相似，有时很难区分。这样不免使我们疑惑，米黄釉与青白釉是用一同种釉吗？如何界定和区分呢？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如《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考古新发现》中提到“ 通过实验，米黄色釉瓷是因窑温偏低所致。”[30] 而《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议“二元配方”起源》一文中则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其氧化铝含量高达 25% 左右，这样高的铝含量应是在胎体原料中加入了高岭土的结果，很有可能是真正的早期二元配方试验的产物。同时其釉的成分与其他青白瓷相似，而胎体氧化铝含量更高，在窑炉烧造的时候釉比胎收缩得快从而出现开片。泛黄的原因则同样是由于胎体铝含量过高，烧熟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更好的窑炉氛围控制，而当时的窑炉并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从而出现了泛黄的现象。” [31]不难看出，两篇文章都将这类米黄釉瓷归为青白瓷的“次品”行列，认为是温度不够或者窑炉无法适应要求所致。
笔者通过对这批瓷器出土地点和时间范围的梳理，并结合当时景德镇的瓷业背景进行分析，认为米黄釉并非“试验品” 或“次品”，原因有如下几点：1、从这批米黄釉出土的地点来看，包括墓葬、窖藏、沉船和城市遗址，可见这类米黄釉瓷器至少是一种商品，而不是窑址中的废品。2“次品”在古代瓷器贸易中虽然同样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但如果米黄釉瓷器是次品，那肯定有不少“合格品”和“优等品”。可是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此类器物虽然存在一些青白釉的同造型器物，但仍然以米黄釉居多，有些器型甚至都不见其他釉色种类。因此，米黄釉是一种成功的产品而非“次品”。3、从时间来看，假设在南宋末期是为试验二元配方所致，但到元代中期已经有成熟的二元配方瓷器，“烧熟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更好的窑炉氛围控制，而当时的窑炉并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说法也就难以成立了。所以，这种米黄色和开片应是窑工们刻意追求的效果，或者至少是市场可以接受的效果。 既然是窑工们有意为之，那么这种米黄釉的形成原因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上文讲到， 笔者从浮梁县出土的米黄釉标本中抽出了四件（图四一），
▲图四一 抽取的四件检测样本
交由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熊樱菲老师采用 EDAX 公司 Eagle III 能谱仪进行无损成分分析， 得出具体的胎釉成分如下表
（表一）。可以明显看到，这四件标本瓷釉的化学组成与景德镇宋元时期的青白釉成分相似，但胎的成分呈现出氧化铝含量高于 20% 的特点。这一结果与《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议“二元配方”起源》一文中的检测结果是一致。这样看来，“米黄釉”确实就是“青白釉”，只是在烧成和胎的配方有所变化。
从工艺的角度来看，关于开片产生的原因较好理解，因为胎中铝含量提高，而釉的配方没有变化，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自然就会产生开片。不过，青白釉泛黄的原因则不是窑温“偏低”所致。窑温偏低确实会引起胎质疏松，以及釉色泛黄。但仔细观察这类产品，其胎质虽然疏松，但釉的玻化程度还是较高的，与普通的青白釉瓷器并无区别。也就是说，其烧窑温度是达到了瓷釉要求的，而只是没有达到胎的烧熟温度。所以，米黄釉瓷器的烧成温度实际上并不会低于青白瓷的烧成温度，也不是导致釉色由“青”变“黄”的原因。 其实，从青白釉的呈色原理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米黄色的形成原因。青白釉呈色的主要原理是三价铁在还原过程中变成二价铁。当其他条件不变，改用氧化气氛烧成时，釉中的三价铁更多被保留，呈色就会由“青白”变成“米黄”。而且李家治与周仁先生曾提出“瓷坯在还原气氛中加热，由于它所含的氧化铁绝大部分转变成低价铁，在较低温度形成低铁硅酸盐。 玻璃而促进坯体在较低温度烧结。因而所有被试验的瓷坯在还原气氛中加热的烧结温度都比在氧化气氛中加热的要降低；随着瓷坯中含铁量的增加，温度降低得亦较大。”[32]所以在窑炉温度不变的情况下，米黄釉在氧化气氛下烧成，导致了其胎更难烧结。并且根据两位先生的推论，如本文所测的米黄釉标本胎中含铁量在 1% 左右，氧化气氛所需的烧结温度要高于还原气氛 10℃—— 40℃， 加之胎中铝含量的提高，也就能够解释胎质多显生烧的缘由了。「结 语」
通过对相关出土及传世器物的梳理，笔者认为新安沉船出水的四件米黄釉瓷器有着不少同类产品，为叙述方便将之称为“新安沉船类型”，其特点是釉泛米黄色、有细小开片，胎质疏松，有不少带有剔花装饰。将这些特征与漳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的产品进行逐一对比，发现为景德镇所产。结合相应的纪年信息，此类米黄釉瓷器的流行年代应当集中于元代中期，但其上限可追溯至南宋晚期。从化学成分上看，“米黄釉” 与“青白釉”是一样的，但并不是“次品”或者“试验品”，而是胎中铝含量的提高及使用氧化气氛烧成的主观结果。▼
[1] [ 韩] 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第541页高丽书籍株式会社，1988年。[2] [ 韩] 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第 249 页，三和出版社，1997 年。[3] 沈琼华：《“大元帆影” 特展之缘起及策展思路》，《中国文物报》2013 年1月2日第 4 版。[4] [ 韩] 高美京：《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4页，20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九。[5] 具体胎釉成分数据会在形成原因一节中展开论述。[6] 熊振东：《高安元代窖藏下藏时间小考》，《陈昌蔚纪年论文集·第八辑》，2017年5月，第102—104页[7] 林俊：《漳窑瓷器鉴赏》，第 6 页，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2001 年。[8 ]福建博物院、华安县博物馆：《华安东溪窑 2007年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6 年第 2 期。[9] 福建博物院，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南靖县东溪窑封门坑窑址 2015 年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5 年第 3 期。[10] [韩]高美京：《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5 期。[1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第 411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1995 年。[12] [13]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荒王墓》（上），第 393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14] 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元（上）》，第164—16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15] 彭明瀚 ：《雅俗之间·吉州窑》，第 172 — 173 页， 文物出版社，2007 年。[16]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吉州窑》， 第 114 — 115 页，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年。[17 ] 余家栋、陈定荣：《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2 年第 9 期。[18] 张文江、李育远、袁胜文：《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6 期。[19] 《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 明] 曹昭著. 王佐校増. 明万历时期新都黄正位等校刊本。[20] 李科友、吴水存编：《古瓷鉴定指南（二编）》，第35—36 页，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年。[22] 蒋玄佁：《吉州窑》， 第 37— 38 页，文物出版社，1958年。[23] 李育远、何俊：《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考古新发现》，《陶瓷考古通讯》2016 年第 2 期。[24] [31] 翁彦俊等：《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 兼议“ 二元配方” 起源》，《东方博物》（第五十六辑） 第 101 页。[25] [26] 杨后礼：《江西永新发现元代窖藏瓷器》， 《文物》1983 年第 4 期。[27] 谢志杰、王虹光：《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 年第 1 期。[28] 曲利平：《鹰潭宋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1996 年第4 期。[29] 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元（上）》，第164 —16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30] 李育远、何俊：《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考古新发现》，《陶瓷考古通讯》2016 年第 2 期。[30] 李家治、周仁：《气氛对某些瓷坯加热性状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 第 102 页，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