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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JacquesGernet)在其所著《南宋社会生活史》序言中认为：“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都城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吴自牧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一、南宋临安商人的类别 南宋都城临安有20余万人从事工商业活动，《马可波罗行纪》就载：“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按照商人在商品流通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可分为坐贾、行商、牙人、海商和承包商等；按照商人经营的商品种类，可以划分为米商、盐商、茶商、酒商、珠宝商等；按照商人营运的商品数量和赢利多少，再分为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本小利微、主要从事零售业或者餐饮业的中小商人，甚至提瓶卖水、挑担鬻粥、经营针头线脑、麻鞋、儿童玩具之类的勉强度日的小贩等；从商人所籍的地区或国籍，可分为南商、北贾，或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四川商人等，甚至分为外商或胡商；从他们的身份上看，可分为职业性商人和生产者兼商人，或代表政府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商和以私有资本从事商业活动的私商；从性别来分，可分为男商人、女商人；等等。本文主要以私商为例，对其类别进行划分，以求正于方家。 (一)传统型商人 所谓传统型商人，是指南宋以前常见的一类商人，如粮商、菜贩、盐商、茶商、酒商、油商、布商、建筑材料商、珠宝商等。 1.粮商 临安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其人口最盛时达到150万。据吴自牧《梦粱录》所载，都城每日街市食米，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如要加上“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的食米量，则数量还要加上一倍。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杭城食米》载：“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居民食用的米，主要来自“号为产米去处”的浙西苏、湖、秀三州。其中，以湖州米运入临安最多，所以临安北关门外有一以其地命名的镇市———“湖州市”。此外，常州、秀州、镇江、婺州等处，也有米船贩往临安的现象。据南宋末年方回的记载，他在嘉兴府魏塘镇，“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如此”。甚至距离较远的淮南、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同样有米贩运到都城临安来卖。例《梦粱录》卷一六《米铺》云：“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 2.肉商 临安居民的肉类消费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马可波罗行纪》载其地的“居民食各种肉类，甚至狗肉等不洁兽类亦供食用，基督徒所不为也”。“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由是种种食物甚丰，野味如獐鹿、花鹿、野兔、家兔，禽类如鹧鸪、野鸡、家鸡之属甚众。鸭、鹅之多，尤不可胜计，平时养之于湖上，其价甚贱，物搦齐亚城银钱一枚，可购鹅一对、鸭两对。复有屠场，屠宰大畜，如小牛、大牛、山羊之属，其肉乃供富人大官之食；至若下民，则食种种不洁之肉，毫无厌恶”。猪肉是临安市民日常食用的一种肉，消费量极大。《梦粱录》卷一六《肉铺》载：“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季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盖人烟稠密，食之者众故也。”临安肉铺所宰的猪，除少量由城郊的居民提供外，主要由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一带养猪专业户提供。如何薳《春渚纪闻》云：“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店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羊肉被视为贵重食品，临安市民以嗜食羊肉为美事。朝廷在临安专门设有牛羊司，“掌畜牧羔羊，栈饲以给烹宰之用”。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羊大量贩至临安。据《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往岁贩羊临安。”绍兴二十六年(1156)，临安府钱塘县一位经营羊肉的巨商杨康，提出向朝廷每年进献“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计钱一万缗”。 3.水产商 水产深受南宋临安市民的喜爱。李公端说：“(杭)人喜食鲜，多细碎水类，日不下千万。”由此，水产商成为商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安邻近的明、越、温、台诸州，是南宋海产品的主要出产地。如 《宝庆四明志》卷四《叙产》载：每年的三四月，当地的“业海人每以潮讯竟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十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盐之可经年”。毫无疑义，这里所产的海产品，因地理的关系，成为临安最大的海产品供应地。《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就明确指明了这一点：“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亦上氵单通于江、浙。”临安人舒懋，“以卖鱼饭为业，多育鳅鱼单甕器中，旋杀旋烹”，生意极好。“临安荐桥门外太平桥北细民张四者，世以海蛳为业。每浙东舟到，必买而置于家。计逐日所售，入盐烹炒。杭人嗜食之，积戕物命百千万亿矣。”而淡水品则来自临安邻近的地区。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湖州德清县“龟溪倚山，而薪蒸贵溪，而不数得嘉鱼。以其密迩行都，尽贩以往”。 4.蔬菜商 临安的菜市与米市、鱼行等一样设在城外，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商贩。如《咸淳临安志》云：“菜市在崇新门外南北土门及东青门外、灞子桥等处。” 5.水果商 水果是临安市民嗜好的食品，需求量极大。这些水果除本地供应一部分外，还大量依赖外地进口或进贡，如广东的椰子，福建的柑橘、军庭李、荔枝、圆眼，温州的蜜柑，黄岩的乳柑，越州的樱桃，奉化项里的杨梅，苏州的洞庭橘、蜜林檎、韩墩梨，建康的枣，罗浮的橘，泽州的饧，太原的葡萄，密云的柿，陈州的果子，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来自海外或者本地引种的水果，如番桲桃、番葡萄、胡桃、新罗葛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载：“福州新荔枝到进上御前送朝贵，遍卖街市。生红为上，或是铁色。或海船来，或步担到。直卖至八月，与新木弹相接。” 6.茶商 饮茶是临安市民开门七件事之一，每日不可或缺。其利润也极其可观，《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茶上》便载：“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临安是都城所在，自然茶商集聚在此。全国各地的名茶，如建安的北苑茶，湖州顾渚茶，绍兴日铸茶，洪州双井、白芽茶，雅州蒙顶茶等，都荟萃于此，在市场上有售。绍熙五年(1194)，临安茶商沈八就曾“偕伴侣三十辈”到常熟贩运茶叶。 7.酒商 酒商是临安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都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有鉴于此，酒商众多。酒商在当时称“酒拍户”，“拍户”一词是由买扑制度而起的，指官、私营的酒务、酒库、酒坊买酒销售的人户。这些私商小贩从官酒务或大酒户中按批发价买酒，再至指定地界内设店销售，从批发价与市场零售价的差额中获取利润。这类“拍户酒店”在临安极多，遍布城内外。洪迈《夷坚志补》卷七《丰乐楼》便有描述：“临安市民沈一，酒拍户也。居官巷，自开酒庐，又扑买钱塘门外丰乐楼库，日往监沽，逼暮则还家。” 8.盐商 南宋盐的走私之风甚盛，这是因为走私的盐省去了官盐的固定价格，以及脚费、虚估等费用，所以告价远低于官盐，利润很高。如：“绍兴府，最系人烟繁盛去处，在城并倚郭两县，一岁住卖盐止及十六万余斤。其不产盐处，且以衢州并倚郭县，每岁卖及三百余万斤，比绍兴府多出三四十倍，灼见绍兴人尽食私盐。提举司坐视，略无措置。”这种现象在临安同样存在，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三日，据钱塘县报告，临安府城内外都有私盐买卖。绍兴五年(1135)八月十二日，臣僚上言，前时临安府私盐盛行。到南宋末年，外地的盐更是大量进入临安。贾似道令人从外地贩盐百艘运至临安销售，有太学生作诗讽刺道：“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卤。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9.糖商 蔗糖是重要的调味品之一，临安自然需求量极大。贾似道家中的果子库曾屯积糖霜达数百瓮，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砂糖在临安人生活中的作用。福建福清等地是临安市场上砂糖的重要输入地。宋代林蒙亨《螺江风物赋》描述此地蔗糖远销盛况云：“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于是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而仙游县每年将砂糖运销到江浙地区，“不知几千万坛”。 10.丝绸商和布商 临安丝绸商和布商较多。经营有关丝绸彩帛的服装铺，大多集中在都城天街和平津桥沿河一带。著名的有数十家，如：南瓦子宣家台店铺，清和坊有顾家彩帛铺，市西坊北有钮(纽)家、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柴家绒线铺，中瓦子有彭家油鞋铺，抱剑营有李家丝鞋铺，市南坊有沈家白衣铺、徐官人幞头铺、纽家腰带铺，沙皮巷(清平坊)有孔八郎头巾铺、陈家绦结铺，宝祐坊有孔家头巾铺，水巷(兰陵坊)有徐家绒线铺、俞家冠子铺，水巷口徐家绒线铺。从这些店名来看，既有综合性的服装铺，也有专业性的服装铺；有直接出售原料的，也有加工后出售成品服装的。以《梦粱录》所列举世的“淳祐年有名相传”的106家店铺中，就有9家彩帛铺直接出售丝织匹帛，以丝织品为原料或与之相关的店铺有13家，共计22家，占其名店铺者五分之一。丝绸主要来自附近的湖州、苏州、绍兴等地。如《嘉泰会稽志》云：“绢，旧总称吴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价亦不远也。”布则来自福建及广东。洪迈《夷坚志》曾载有闽商贩布往临安的故事。 11.日用品类的商人 消费类商品(尤其是日用必需品)，在临安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销售对象广泛，并成为商人们的经营重点。以剪刀为例，主要来自青州。倪思《经鉏堂杂志》卷六《不减价以求售》载：“临安有世卖剪子者，曰青州刘家。他剪子铺随时逐利，每柄不过一二百钱可得，唯青州刘执价必五百，不减。然其打制精利，用之可过常剪数柄。彼其价高，非妄增也。盖其铁既精好，工价数倍，若稍减价，则不复能如此。人用其剪者，信之，买以五百，未尝少吝。”而临安市民所用的芦席由华亭(今上海前身)输入。洪迈《夷坚志》载：“绍兴二十八年，华亭客商贩芦席万领往临安，巍然满船。”草席则由福州、明州等地输入，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就载“闽县江南沙洲草熟，织作尤盛。陆贩上四郡，舟运至淮浙”。 12.药商 临安药商也不少。药物主要来自四川及广东，都城内设有“川广生药市”。又有来自淮南的。佚人撰《鬼董》卷五记载有临安药商往淮南市药的情景：“训与兴国、孝忠自京口舟行，宝、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陆行，会于北关。周宝先贩药时，尝债顾八船往来，多与之赀，使匿税。又时商客杂沓，顾八不以为怪也。至是亦用之。谓曰：“我与数布客欲往淮南市药，不欲昼行。夜分当集于舟。俟我来，即疾出临安界。必倍酬汝。”雇舣舟新桥以待。” 13.建筑材料及柴炭商 临安建筑用的木材，主要来自歙浦，集中于严州，再由严州运来销售。《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载：“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其实，这种现象早在北宋时便然，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二便载：(睦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苏轼也说：“衢、睦等州，人众地狭，所产五谷，不足于食，岁常漕苏、秀米至桐庐，散入诸郡。钱塘亿万生齿，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险覆溺留碍之故，此数州薪米常贵。”南宋时，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周必大说：“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门入。” 14.珠宝商 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这里集中着数以万计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宋高宗绍兴末年，朝廷上曾经议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时人则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由此，临安成为国内外奢侈品的最大集中地和消费中心。在此背景下，临安出现了一些大的珠宝商。史载宋高宗时临安府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轻，宦官王继先受其珍珠货赂，遂与其求嘱大理寺官，因得释放。……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继先遂使人收其珠铺珠子，约共万余缗”。临安“珠子吴员外”，“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富户裴方在临安通衢开设有质库和金珠肆。 15.古董商 据载，有一年喜好古玩的太上皇赵构将要做寿，宋孝宗想送一件珍奇物品给父亲，以讨得他的欢心。恰好临安市场上来了一位北方大商人，携带来一条极其珍贵罕见的通犀带，“因左珰以进于内”。此“带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孝宗见后非常喜欢，连价都不问，准备以为元日太上皇寿宴之侑。北方商人索价十万缗钱，孝宗一口答应。 16.书画商 临安的书画市场十分繁荣，其原因是临安市民在高宗、吴皇后等帝后的影响下对书画十分嗜好，不仅文武大臣喜好收藏书画，连酒楼、茶肆、寺观、妓院等也附弄风雅，在里面悬挂名人书画作品。于是，各地的商人纷纷携带名家书画作品来临安销售，毕良史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毕)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书传，喜字学，粗得晋人笔法。少游京师，以买卖古器书画之属，出入贵人之门，当时谓之“毕偿卖”。遭兵火后，侨寓于兴国军，江西漕运蒋杰喜其辩慧，资给，令赴行在，遂以古器书画之说动诸内侍，内侍皆喜之。上方搜访古器书画之属，恨未有辨其真伪者，得良史甚悦，月给俸五十千，仍令内侍延请为门客，又得束修百余千。良史月得钱几二百千。……权知东明县，良史到县，乃搜求京城乱后遗弃古器书画、古今骨董，买而藏之。会金人败盟，良史无所用心，乃教学解春秋。及复得还归，遂尽载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于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号良史为“毕骨董”。 17.香料和胡椒商 临安从海外输入的奢侈品，主要有沉香、龙脑、香水、胡椒等。洪迈《夷坚志》记泉州海贾贩运沉香、龙脑等物往临安云：“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举所赉沉香、龙脑、珠琲珍异纳于土库中。他香布、苏木不减十余万缗，皆委之库外。”又，丁谓之《天香传》云：“琼管之地，黎母山酋之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出此山，甲于天下。然取之有时，售之有主。盖黎人皆力耕，治业不以采香专利。闽越海贾惟以余杭船即市香，每岁冬季，黎峒俟此船方入山寻采，州人从而贾贩，尽归船商。故非时不有也。香之类有四：曰沉、曰栈、曰生结、曰黄熟，其为状也。十有二，沉香得其八焉。”《宋会要辑稿》记载商客由泉、广贩运珍贵香药等物往临安：“嘉定六年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言：'临安府市舶务有客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缩砂、豆蔻、藿香等物，给到泉、广市舶司公引，立定限日，指往临安市舶务住卖。’” 18.宠物商 临安市民喜爱养宠物，如猫、狗、鸟、金鱼、蟋蟀等，由此也产生了众多的宠物商。《梦粱录》卷一八《特产·虫鱼之品》载：“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此色鱼旧亦有之。今钱塘门外多畜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豪贵府第宅舍沼池畜之。”又，《西湖老人繁胜录》载： 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买，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 19.花木商人 临安市民，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花卉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里栽花、赏花、卖花、戴花之风盛行。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花卉消费十分旺盛。以五月为例：“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酒果、香烛、纸马、粽子、水团，莫计其数，只供养得一早，便为粪草。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就是说，如果当天每家平均购买一百文的花，则全城的花卉销售额就可达一万贯之巨。消费市场如此巨大，自然吸引了大批花商闻风而至。陈善《扪虱新语》说：“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时有茉莉、素馨，皆闽商转海而至。” 当然，临安传统型的商人远不止上述的这几种，因限于篇幅，此不一一赘述。 (二)新型商人的崛起 所谓新型商人，是指宋代以前不见或极为少见的商人，此类商人在临安主要有对外贸易商、金融类商人、房地产商、书商和市场经纪人等。 1.对外贸易商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商业贸易的空前活跃是时代特征之一，被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特别是在南宋，私人航海贸易迈越前古，盛极一时，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对外贸易商。如临安人王彥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营舶货”。临安商人“李省，贩海作商，每出必经涉岁月”。 2.金融类商人 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商业信用关系的兴盛始于宋代。各种有价证券的大批涌现和广泛流通，是前所未见的。在此基础上，以经营交引买卖为主要特征的交引铺应运而生。交引铺资本雄厚，能量很大，活动相当活跃，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宋代的经济生活甚至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不小的影响，是宋代商人资本的一个典型代表。南宋时，交引铺的业务又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往往与金银铺合二为一，这便是临安出现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为近代钱庄业的前身。其货币交易活动，在金银买卖方面，主要是数量的扩大。据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清钞引，并诸作匠炉鞴纷纭无数。”在都城五间楼北和官巷南御街中段之间的两侧，短短一段路，便开设有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店铺数量极其可观，并在门口陈列有金银和现钱，以便双方交易后到榷货务入纳清算钞引之用。其中著名的，如市南坊南、惠民药局北局前的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和天井巷张家金银铺。 3.房地产商 临安作为都城，在最盛时拥有上百万的人口。由于城市面积不大，因此人多地少的问题十分突出。到南宋末年，都城之内更是出现了“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临安的地价和房价自然是高不可攀。如淳祐十年(1250)，临安府拨出纸币五万五千余贯给报恩光孝观，购买仁和、德清的闲田五十余亩，“得楮五万五千有奇”，平均每亩的地价高达一千一百余贯，是为已知宋代最高的土地价格。有鉴于此，有人感叹道：“有钱米可以盖屋者，千万之家不过一二；至盖屋之后而能有生事者，又可数也。”西湖诗僧清順更是在诗中描述“城中寸土如寸金”。在此背景下，从事房地产业的商人便应运而生了。 4.书商 南宋是中国古代书坊业大发展的时期，“它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成为出版业的一支主体性的力量，并在规模和数量上又在官刻和私刻之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大众的欢迎”。商人们突破了官府的禁令，在各地纷纷开设书坊。都城临安集中了众多的书铺，其中有名可考的就有18家。在这些书铺中，荣六郎开设的经史书籍铺是从东京大相国寺东边迁来的，在南宋初年名闻一时。而本地人陈起、陈思两人开的书肆，在这众多的书籍铺中最为著名。陈起字宗之，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也是一位大书商。他在睦亲坊开肆卖书，所设书铺称陈道人书籍铺或陈宅经籍铺、陈宅书籍铺，亦称陈解元宅。陈思也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兼书商。陈振孙《宝刻丛编》序称：“都人陈思卖书于都市，士之好古博雅，搜遗猎忘，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卖，久而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赝。”可见陈思暨收罗故家沦落之旧籍，又自己刊刻书籍出售给市人。久而久之，其知识愈深，业务愈精，用心愈勤，所刻的书籍也愈来愈受读者欢迎。 5.市场经纪人 所谓市场经纪人，就是买卖双方交涉各项商品交易事务的中间人。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本独立从事商品贩运与销售，只能为买主牵线搭桥，促成交易，或者接受委托，代人经商。他们对商品没有所有权，只能通过经纪活动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些买卖中间人多为茶肆、邸店之主人及普通市民，他们虽然因资金缺乏而无力从事商业活动，但他们信息灵通，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因此，凭着他们的如簧巧舌，穿梭往返于买卖双方之间，引针穿线，促使双方成功交易。因商业的发达，南宋的牙人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十分活跃。如“(张)浚于财利之事，专任驵侩……且驵之杰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牙人因经营的类品不同，又可分为米牙、炭牙、茶牙、酒牙、庄宅牙、牛马牙等。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丙辰，诏：临安府猪羊圈，并安抚司回易麻布连竹纸增息出卖，及责借官钱，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并住罢。需要说明的是，临安城内外还活跃着一批女性的牙人，时称“牙嫂”。如《梦粱录》卷一九《顾觅人力》载：“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 二、南宋临安商人的特点 通过上面对南宋临安商人类别的初步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众多的商人中，从事饮食、服饰、盐、茶、酒、农副产品及手工产品贩运的传统型商人占了绝大多数。吴自牧《梦粱录》载临安城内外“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现)成饮食，此为快便耳”。上述坐在店铺中经营的便是坐贾，他们绝大部分为中小商人，在都城商人群体中占有很大比重。又，宁宗嘉定八年(1215)正月臣僚言：“京城内外，有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为业者，不下数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箧，通贩往来者，往往至数千人。”这几百家店铺、几千贩者之中，中小商人也占多数。与坐贾相对应的，则是行商。南宋话本小说《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讲述家住临安的商人张二官，“是个行商，多在外，少在内”，往返于临安和湖州等地。有一次，他“收买了杂货赶节，赁船装载”运到湖州德清县销售，“发卖之间，不甚称意，把货都赊人上，旧帐又讨不上手，俄然岁逼，不得不归家过年”。此外，城内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商贩。如洪迈《夷坚志》载：“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京师修内司兵士阚喜，以年老解军籍为贩夫，卖果实自给”。《梦粱录》卷二《暮春》载：“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他们推着独轮车，或挑着食担，或挑着糖果、药品、蚊香、玩具之类的货郎担，穿街走巷，日夜遍路歌叫，以“求什一之利”。苏汉臣、李嵩的《货郎图》，就是这类小商贩的生动写照。 第二，在临安许多行业里出现了垄断性的大商人，这在民生领域，如粮食、柴炭、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垄断上极为明显。以肉铺为例：“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众屠儿分挈以去”。大屠(即行老)主持集中宰杀，众屠户各回自己的肉铺贷卖。其中，“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两；肉，卖九十，省一斤”。这种“起店”与一般肉铺又有不同，还将皮骨专门批发，易地转售。批发价为七十，零售价九十，两者之间的批零差价为二十。水产品销售亦大致类此。《梦粱录》载：“姑以鱼鲞言之，此物产于温、台、四明等郡，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合摭。”据此可知，鲞团先统一招邀温、台、四明等地的鲞商，集中于临安城南的浑水闸，然后再分销给城内外一二百余家鲞铺及叫卖小贩，从而使鲞鱼迅速进入到城市的消费市场。另以泥鳅为例，“向有陈翁者，专为货鳅主人，凡自余杭门入者，悉经其手乃敢售”。绍兴末年，钱塘县巨商杨康更是无法无天，竟然向皇帝要求搞市场垄断：“乞每岁献纳卖羊抽分牙利钱二万三千缗，应办太庙、景灵宫大小酌献支用，并买献内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计钱一万缗，自今猪羊圈交易，并不许余人干预。”事下临安府，当然遭到了有识官员的极力反对。御史中丞汤鹏举等言，康“轻量朝廷，欲擅一府屠宰之利”，要求朝廷治杨康的罪行。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丙辰，不法商人杨康终于送大理寺治罪。但也有个别官员公开支持商人搞市场垄断的。绍兴二十六年七月，户部尚书权兼临安府韩仲通上言：“居民日用蔬菜果实之类，近因牙侩陈献置团拘买，克除牙钱过多，致细民难于买卖。……欲乞并行住罢。”宋高宗“从之”。所谓“置团拘卖”，就是控制垄断市场。临安城果蔬的买卖本来已有菜行、青果团之类的行业组织，官府为多征收牙钱(交易税)，又增设牙行，欲行垄断，从而导致商品流通不畅，故不久即予废除。 第三，临安城中的商人，除素有“好贾”传统、“善于图利”的本地商人外，还有大量的外地商人汇集于些。葛澧《钱塘赋》描述：“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联樯接武。”大量从事海外贸易的外来客商汇聚于此，并进而在临安成家立业。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就载：“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他们喜欢寓居于此，自然是因为都城市场大，为其提供了经营契机。商人们根据市场信息与价格变化，随机应变，及时投入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洪迈《夷坚志》便记载了临安城中一位裴姓商人的经商故事： 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室屋数万区。裴方寓居，有质库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 裴氏商人正是利用时机大发其财，盈利数倍于店铺所值之钱。 第四，南宋临安商人的成分较为复杂，除上述的两大类商人外，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官员、宗室、士人、僧尼等纷纷加入经商的行列，由此或多或少带有商人的性质。如南宋初被封为清河郡王的“中兴名将”张俊，就曾以铜钱50万贯为本，派部属往海外经商，“广收绫锦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宝祐年间(1253-1258)，福王府将大批房屋赁给市民，收取高额的房租。这种现象甚至影响到过去耻于言利的文人。据《张氏可书》载：“绍兴间，盗贼充斥，每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而各地来都城的举子们，也趁进京赶考的时机，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赚一点路费。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载：“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吴自牧《梦粱录》也曰：“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寺院道观中的僧尼、道士也明目张胆地加入到商人的行列，陆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一诗鞭挞了临安僧人嗜利经商的现象：“西湖商贾区，山僧多市人。”“许道寿者，本建康道士，后还为民，居临安太庙前，以鬻香为业，仿广州造龙涎诸香，虽沉麝笺檀，亦大半作伪”。佛寺还经营高利货业务。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云：“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 第五，从事海外贸易、金融、房地产等的新兴商人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从事书籍销售、经营瓦子歌楼等文化娱乐以及书画、古玩等生意的文化商人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临安都市文化的发达和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宋五嫂、李婆婆、朱娘、王妈妈、仙姑等一批从事饮食服务业的女商人的涌现，说明临安城中女性地位有了质的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临安数以十万计的商人是都城中极其活跃的一支力量和职业群体，从其众多的类别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分工已经极其细化、明确，专业化强。他们有所谓“诸行市语”，即各行的行话。他们设立有同业组织，如《梦粱录》卷一三《团行》曰：“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以及酒行、食饭行、花团、青果团、鲞团、柑子团等。他们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过程中，对南宋临安的经济和城市的繁荣以及社会的稳定等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加强了都城与国内外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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