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隋唐定都于长安，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为长安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从地理位置来看，长安地处中国疆域的中心地区，符合中国古代王朝居中“均统四方”的理想建立都城之地；从气候条件来看，古代关中地区在历史上曾多次由寒冷期向温暖期变化，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从地理安全来看，长安地区易守难攻，具备天然地理条件；从水资源来看，长安地区“八水绕长安”，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在农田灌溉、漕河运输、城市饮水、环境美化及气候调节方面具备有利条件。[10] 二为长安拥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关中平原（也称渭河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拥有当时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而且农田水利灌溉发达，拥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已经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农田灌溉网，因而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农作物品种繁多，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三为长安拥有发达的漕运。关中地区经常作为都城，陆路交通发达，拥有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各地的交通网，而且渭河东与黄河相连，水运便利；此外人工漕运的开通，增加关中地区的水运能力，如汉武帝时期便开凿了汉漕渠，引渭水东流，由渭口（今陕西潼关附近）入黄河，隋朝初期隋文帝命令宇文恺沿汉故漕渠，另开广通渠，漕运的发展，使长安又从关东输送粮食物资的补给线。[10] 四为长安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关中地区地势险要，东有函谷关 、潼关、临晋关（今陕西大荔县东），南有峣关（今陕西商洛西北）、武关（今陕西丹凤），西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陇关（今陕西陇县），北有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关中地区扼守东西交通要冲，既可以防守来自西北的威胁，又可以控制潼关以东的地区，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五为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唐朝之前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长安建都，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再加上关中作为关陇贵族的根据地，有利于李唐巩固政权。[10] 历史沿革建造背景隋开皇元年（581年），杨坚接受禅让代周称帝，建立隋朝，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君臣便筹划另建新都之事。首先，当时汉长安城自汉兴以来经历近八百年的战乱，多次沦为战场，破坏严重，并且杨坚认为城内宫室并非占卜及仰观俯察夺得，已经不适应新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太平寰宇记》记载，隋文帝杨坚认为故都长安年代久远，宫殿都已经腐朽，便有谋划迁都的打算；其次，汉长安城历时已久，城中宫宇朽蠹，供水与排水严重不畅，导致雨水聚集而不易排出，造成地下水盐卤化，不适宜百姓继续居住生活《资治通鉴》记载，大臣庾季才于开皇二年上表文帝杨坚，认为汉朝营造长安城已经将近八百年了，地下水变得咸卤难饮；再次，汉长安城北临渭水，由于渭水不断向南移动，使都城又被水淹的危险，《隋唐嘉话》记载，隋文帝杨坚曾梦见洪水淹没都城，对此十分厌恶，于是迁移都城到大兴城。[11][12][13] 隋文帝杨坚经过认真调查后，将新都城址选定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如此选择的理由，一为新都兴建于龙首原之南，仍使新都处于全国和关中平原中心位置，可以继续利用和发挥长安地区在自然环境、农业经济、交通漕运、军事战略及政治历史因素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二为新都以山原将它与渭水隔开，避免遭受洪水的危险。三为新都北靠龙首原，可以向南扩展，地势较为平坦，便于营造规模宏大的都城。[13] 建设过程隋朝初建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颁布营建新都诏书，同时任命尚书左仆射高颎（jiǒng）为营新都大监，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威营新都副监，太府少卿张㷡（jiǒng）为营新都监丞，另以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为营建使，开始营建新都。宇文恺作为新都的总设计师，他先去洛阳与邺城参观，吸取它们的优点，并结合龙首原以南的地理特点设计营建方案。[5]营建工作开始后，隋文帝杨坚先清理基地，迁葬坟墓，为超度亡灵修建灵感寺，后于唐朝改名为青龙寺。清理基地后，便大规模开展营建工作，工程遵循先筑宫城、后皇城、最后外郭城的次序展开，为营建新都，隋文帝杨坚征发关中民夫及潼关以东地区的丁夫前来应役。[13] 营建新都需要的木料多取自远方，同时部分木料拆毁汉长安城殿木就地取材，由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至开皇三年（583年）三月，宇文恺等人仅花费九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除外郭城垣外如宫城、皇城、宫殿、官署、里坊、住宅、两市、寺观及龙首等城市引水渠的建设。开皇三年（583年）三月十八日，隋文帝正式迁都新都大兴城。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动用10余万人再次创修大兴城，至此隋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基本形成。[12][13] 唐初增修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建立唐朝，以唐代隋，定都于大兴城，同时改名“长安城”，并将大兴宫改名为太极宫。唐长安城基本沿袭隋大兴城的规模及建筑布局，但随着唐朝政治力量的增强，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与国际交往的扩大，便对其进行多方补葺与修整，使城市布局更趋于合理，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11][14] 唐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因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高，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在长安城北禁苑中的龙首原高地，为其父唐高祖李渊修建避暑行宫，最初叫做永安宫，次年改名为大明宫。但工程还未建成，太上皇李渊便去世，永安宫建造随之中断。[15][16]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唐高宗李治因太极宫低下潮湿，认为太宗李世民为其祖父修筑的大明宫，地形胜于太极宫，因此在大明宫未修筑完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大规模扩建，并改名为蓬莱宫，并亲自为大明宫诸门殿亭等建筑命名。次年二月，高宗李治又征调陇州（治所今陕西陇县）和雍州（今陕西西安一带）等十五州劳役进一步修筑大明宫，为此还削减京官一个月的俸禄来助修。后高宗李治从太极宫迁往大明宫后，使得大明宫成为正式皇宫，并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帝王主要朝会场所。[17][16][18]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将其在长安城内的旧居兴庆坊，扩建为兴庆宫，后于开元八年（720年）又于兴庆宫西南部建成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以后仍不断扩建，最终成为唐玄宗起居听政的正式宫殿。兴庆宫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园林区，采用巨型台基式样作为殿阁建筑，后来这种式样也成为中国宫殿建筑的重要标志。[19][6]此外武德五年（622年）高祖李渊在西内苑为秦王李世民营建弘义宫（后改名大安宫），贞观十八年（644年）与天宝六载（747年）又分别于长安城以东骊山脚下营建华清宫等，同时对于外郭城也于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和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进行多次修筑，逐渐完成长安城的外郭城。在寺观方面，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和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曾于晋昌坊大慈恩寺先后两次动工，修筑成大雁塔，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于安仁坊大荐福寺塔院，修建小雁塔寺。而在城市引水渠道方面，唐玄宗时期修凿从南山引义峪水入曲江的黄渠以及从城南引潏水绕城西而入的漕渠等。经过唐朝进一步增修营建，唐长安城建筑更加宏伟壮丽，城市规制日臻完善。[14] 唐末改修唐朝末期，长安城遭受来自少数民族及唐末军阀兵火的焚掠破坏，尤其是天佑元年（904年），身兼玄武、宣义、天平和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温，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并命令长安百姓按籍迁居，并且毁坏长安宫殿及官署民舍，取走木料顺着渭水运往洛阳，使得壮丽繁华的长安城彻底毁灭。由于朱温强迫唐昭宗东迁洛阳，造成长安城彻底破坏，人口减少且不利于防守，后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对长安进行改建，重建“子城”，即以原唐长安城皇城为基础改筑成新城。韩建改建长安城的主要内容包括缩小城区，放弃原长安城的宫城与外郭城，仅保留皇城；同时连接北城墙，使得新城四周均有高大城墙，并封闭诸多城门，如封闭朱雀门、沿喜门、安福门等。另外，将原唐长安城皇城的中央官署区改建为居民区，并挖掘护城壕与另建咸宁、长安两县治小城等等。唐末新改筑的新城，建置名称多有变化，但历经五代、宋、元等朝代，城垣规模没有改变。[9][20] 理念与特征风水文化唐长安城除大明宫外，几乎全部继承隋大兴城，宇文恺等人巧妙利用龙首原南麓的六条高坡与乾卦爻辞之间的关系，赋予其天人合一理念。唐朝宰相李吉甫认为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的六条高坡，对映乾卦之象，然后以九二[b]高坡安置宫殿，作为皇帝的居所，以九三[c]高坡确立百官的官署，而九五[d]高坡最为尊贵，不能安排人来占据，便以玄都观与兴善寺镇守。同时城市布局与周易爻辞之间也存在关系，宫城位于九二高坡，体现皇恩浩荡的思想，而皇城中央官署位于九三高坡，体现官员勤勉不懈怠的思想，寺庙位于九五高坡，体现与神灵沟通的思想。大明宫占据全城制高点，其位置属于后天八卦的艮位，代表山，其名字“大明”源于乾卦，意为“太阳”。而唐长安城108坊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108为36和72之和，其中36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而72为天九地八之和，两个数字为最大阳数与阴数，代表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意义。[21] 长安城的布局遵循周礼之制，符合儒家礼制的中轴线理念，朱雀大街由南向北经过明德门、朱雀门和承天门，但正对北城墙却没有大门，如此设计是为了避免子午冲突而不能聚气，同时正北“坎”位属水，与玄武是相背离的。除中轴线上的皇城与宫城不在中央，其余建筑都遵循周礼，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最终形成九经九纬的局面。此外唐长安城内建有大量寺观，代表佛道对风水文化的影响，并利用开凿出的四条水渠，与浐河、渭河联系起来，起到聚气的作用，这些都体现出长安城的建筑融合儒释道文化以形势派为主、理气派为辅的风水特色。[21] 因地制宜宇文恺汲取洛阳、邺城的优点，结合龙首原以南的地理特点进行设计，既要城市布局整齐大方，又使各种地形得到充分利用，高低错落，以发挥出城市建设的立体效果。在地形利用上，他充分发挥东西向六条高坡的作用，布置宫、庭、寺、观等高大建筑物，增大城市建设的立体空间。而坡与坡之间的洼地，除安置居民区外，利用洼地开辟湖泊并成为风景区等，如曲江池的开辟利用，此外地势最高的乐游原，未做任何处理，当做京城士女游玩的胜地。[5]宇文恺充分利用地形的特点布设建筑物，不仅立体空间大，高低错落，层次分明，而且兼具通风、采光条件，这种因地制宜以增大城市立体空间的特色设计，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2] 对称格局唐长安城的建设，是在考察各种地形特征、周密设计以后才施工建设而成的，它的基本特征便是布局异常严整[3]，整个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呈现严格的东西对称格局。宇文恺首先确定了全城的中轴线，它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为南北一线，然后以中轴线左右展开。而宫城的中轴线是由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略偏西）构成，它压在全城中轴线北段的中央，承天门大街将皇城分为东西两半，朱雀大街又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半，而城的东半部与先不各有五条南北向的大街，构成街道的对称格局，此外整齐划一的里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也呈现严格的东西对称布局。[2] 形制布局唐长安城为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根据考古挖掘实测，东西长为9721米，南北宽8651米，周长为36.7公里，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面积约为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现今西安城的7.5倍。城池四周有高为6米的城墙，均为夯土筑成，城墙共开有12座城门，每边3座，尤以南面的明德门规模最大，共有5个城门洞。[6][2][5][11] 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它的中轴线是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为南北一线，宫城为全城核心，位于城内北部中央，周长达8.6公里，面积约4.2平方公里。[2]唐长安城拥有三大宫殿群，为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其中太极宫为唐初政治中心，包括太极殿、两仪殿、武德殿等建筑；大明宫为唐朝皇帝主要处理朝政地，主要有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三个大殿；而兴庆宫为唐玄宗李隆基称帝前的旧居，后扩建为唐玄宗李隆基起居听政的正式宫殿。[5][6]皇城紧附宫城之南，将政府机构与皇家建筑置于其中，周长为9.2公里，面积约为5.2平方公里，南北有七条大街，东西有五条大街，承天门大街将皇城分成对称分布的东西两半。外郭城为长方形，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内东西有十四条大街，南北有十一条大街，将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5]当时全城实行夜禁制度，每日晚间关闭坊市，早晨开启，长安城大街两侧没有商店，均为官署、衙门、寺院、庙宇等。[22] 宫殿太极宫唐长安城有三大宫殿群，分别为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太极宫和东宫及掖庭宫组成唐长安城的宫城，它位于长安城中央最北部，南接皇城，据文献记载，东西长达四里，南北宽达二里二百七十步，实测东西宽为2820.3米，南北长为1492.1米，周长为8.6公里，面积约4.2平方公里。太极宫为唐初政治中心，是由隋大兴宫改名而来，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在太极宫执政30余年，主要宫殿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和武德殿等大量建筑。太极宫正门为承天门，北门为玄武门，国家的重大庆典往往于承天门举办，文献记载中的“外朝”或“大朝”之地。而“外朝”活动多属于礼仪性活动，如皇帝继位、改元、太子册封、国家大赦、元旦等重大节日的庆祝、接见外国使臣等等。[23][6][5][24]  唐长安城示意图 东宫和掖庭宫是皇太子与嫔妃居住的地方，与太极宫有大门相通，东宫位于宫城东部，根据考古实测东宫东西宽为832.8米，南北与宫城齐平为1492.1米，周长4.6公里，面积为1.24平方公里。东宫内建筑分布，按照中轴为主左右对称布局，分为三路。主要宫殿如明德殿（东宫正殿）、崇教殿（又称弘教殿）、丽正殿、光天殿、承恩殿等居于东宫中部，其他殿院左右对称分布，隋唐时期杨勇、杨广、李建成、李世民、李治等均以太子身份居住于东宫。掖庭宫位于宫城西部，大小与东宫相近，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为702.5米，周长为4.3公里，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它为皇室宫女居住地，其南有内侍省。[5][24] 大明宫大明宫位于唐长安城郭城外的东北处，遗址在今西安城外东北龙首原处。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太宗李世民为李渊避暑开始营建，但宫殿尚未建成，李渊便病逝于大安宫，后高宗李治继续大规模营建大明宫，使其基本建成，此后便成为唐朝皇帝处理朝政的居所。大明宫西墙长2256米，东墙长2614米，周长7628米，面积为3.3平方公里，为唐长安城三大内中规模最大的宫殿区。其内共有宫殿30多所，充分利用龙首原的有利地形，使得各个建筑物高低错落，交相辉映，空间层次极其分明，主要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个大殿，它们处于一条中轴线上，而含元殿为长安城内最雄伟的建筑，实测基台高达3米多，东西长为75.9米，南北宽为42.3米，为大明宫的正殿，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新城区含元殿村南约300米的龙首原南沿。而含元殿主体建筑有台基、殿堂、东西二阁、龙尾道和殿前广场等。此后高宗李治又兴建了麟德殿，成为大明宫内最大的宫殿。大明宫正门为南面中间的丹凤门，它的功能与太极宫承天门相同，为中唐之后皇帝登基、改元、国家大赦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举办地。此外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大明宫分为南北两大区，南区为朝政区，北区为宫苑区，两地基本以太液池分界。[6][25][26][27]  大明宫遗址公园 兴庆宫兴庆宫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坊内，原是唐玄宗李隆基称帝前的旧居，本为离宫，后于开元二年（714年）改为兴庆宫，几经扩建成为唐玄宗李隆基起居听政的正式宫殿。兴庆宫东西宽为1080米，南北长为1250米，周长为4660米，面积为1.36平方公里，它是唐长安城三大宫殿区中面积最小的一组宫殿群。兴庆宫内有殿、楼、阁、亭、门等建筑二三十所，主要宫殿有兴庆殿、南熏殿、长庆殿、大同殿、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与沉香亭等。其中兴庆殿为南内兴庆宫的正殿，唐玄宗李隆基曾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于此殿举行仪式，接受群臣所上的尊号；兴庆门位于宫城西墙中部偏北，宫门西向，上建楼观，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唐玄宗曾于此门楼大宴群臣等活动，兴庆宫内有龙池，池上种植荷花等水生植物，沿岸广植花木。[6][19][25][28] 皇城皇城俗称子城，是唐朝中央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为当时中国的统治中枢，是唐长安城内的第二重城，位于宫城之南，都城中部偏北。这种布局，使其居于都城中心，有利于中央机构的安全与防卫，并对宫城起到拱卫作用，又因其仅靠宫城，便于最高统治集团及时处理政务。整个皇城根据考古实测东西宽为2820.2米，南北长为1843.6米，周长为9.2公里，面积约5.2平方公里。皇城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墙，北面以横街与宫城相隔，而城墙由夯土板筑，高为三丈五尺（合10.3米），墙基厚达18米，在其东、西、南三面共有七座城门，南面三门中间为朱雀门，东侧为安上门，西侧为含光门，而朱雀门北对宫城承天门，南对郭城明德门，三门同处于一条直线。[29]  含光门遗址 皇城之内，共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街道五条，此外东宫前还有一条南北短街，这十三条大街纵横依次排列，笔直整齐，同时街道极为宽敞，根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皇城各个街道，全部宽为百步，约合147米。皇城也是中央衙署与东宫官署的所在地，衙署分布依照一定格局排列，除根据“左祖右社”的传统制度，将太庙设置于皇城东南，同时将大社安置于皇城西南，其他衙署整齐排列在东西向七街，南北向五街交叉分割成的形同里坊的地段中。主要衙署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和殿中省等“五省”，御史台及太常寺、光禄寺、宗正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等“九寺”，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和军器监等“四监”，中央宿卫禁军“十四卫”及东宫官署的詹事府、左春坊、太子仆寺、左右卫率府等。[29] 外郭城外郭城也称为罗城，为长安城的外围城与第一重城，是京城防御的主要屏障。外郭城的规模，根据考古实测，东西宽为9721米，南北长为8651.7米，周长36744米，面积84平方公里，完全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墙均以夯土板筑而成，其中夯土面宽3至5米，每层厚度为0.09米，郭城高约为5.3米，宽度根据考古实测来看，墙基处一般为9至12米。而在外郭城墙之外，修掘有城壕，由于修有城壕，因此通向城门的壕沟之上，便需要筑有石桥或吊桥之类的建筑。此外在外郭城墙的东面和北面，分别修筑与郭墙平行的夹城。[30] 外郭城内东西有十四条大街，南北有十一条大街，将全城分割成为大小不等的里坊，由于朱雀大街为全城中轴线与主干道，它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半，因此城东半部与西半部各有五条南北向的大街，构成街道的对称格局。纵横排列的街道将全城所有居民区划分成大小不等的里坊，分别属于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同时以朱雀大街为界，长安县管辖西城55坊，而万年县管辖东城55坊（实际为54坊）。[2]外郭城根据都城营建制度，在郭城四面各自开有三座城门，但因其北面位于宫城中部，虽然开辟出芳林门等三门，但这三门为禁苑的南门，百姓不能自由进出，所以实际上仅有九门可以自由通行。明德门为外郭城最大的城门，东西宽为52.5米，南北长为16.5米，面积达到866.25平方米，城门之上建有高大宏伟的门楼，而门下开有5个门洞，每道门洞皆宽为6.5米，进深为18.5米，完全可以同时并行两车。[30]  隋唐长安城明德门考古遗址公园 里坊唐长安城内的里坊，是由外郭城中东西向十四条大街与南北向十一条大街相互交叉，彼此分割区划而成的，里坊之数先后经过三次变化，最终于开元二年（714年）之后形成一百零九坊。而里坊虽然是外郭城内东西与南北大街自然交叉分割而成，但其却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设计思想布局，里坊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呈现左右对称。同时宇文恺在设计里坊数目与位置设计时，赋予其一定寓意，皇城两侧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象征四季，而南北九坊，象征《周礼》王城的九逵之制。全城里坊范围的大小，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即皇城正南、朱雀街东西两侧的内二纵列十八坊，范围相对最小；皇城正南、朱雀街东西两侧的外二纵列十八坊，范围较前渐次为大；皇城以南、以上四列坊之外东西两侧六列四十八坊，范围又较前渐大；宫城东西两侧十二坊，范围又较前为大；皇城东西两侧十二坊范围最大。[31] 里坊为封闭式建筑，里坊四周筑有坊墙，彼此分隔，而坊墙墙基厚度一般为2.3至3米左右。由于坊墙的存在，使得长安城就像大城之中套筑许多小城，而坊内居民通过坊门出入，坊门由专职门吏掌管，负责按时开关。修筑坊墙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居民的防范与管理，各坊内东西横街或十字大街，都直通坊门，而且街道笔直，坊街宽度一般都在15米，而坊里除通衢大道外，还有许多“曲”或“渠”与之相通。对于长安的人口数量，根据唐朝诗文记载、长安城内人口统计及里坊居住人户推算去看应该在一百万左右。[31] 东市西市唐长安城东市位于皇城外东南，于朱雀街东第四列第五、六排坊处，而西市位于皇城外西南，于朱雀街西第四列第五、六排坊处。东市与西市面积大致相同，各占南北两坊之地，根据考古实测，东市南北长达1000米，东西宽为9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而西市南北长达1031米，东西宽为927米，面积为0.96平方公里。两市与长安城内里坊一样，都属于封闭式建筑，市的四周筑有市墙，均为夯筑土墙。而在两市内，各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四条街道在两市中央交叉成井字形，并将东市西市分别划分成九个长方形。两市之内都是临街设店，这种临街设店的方式，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商家与顾客进行贸易。[32] 东市为长安城中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中心地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东市拥有铁行、笔行、肉行、印刷业、酒肆等门类，多达二百二十行。因其靠近三内，周围多为勋贵官僚宅第，其工商业发展程度反而不如西市。西市较东市更繁荣，为长安城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也被人们称为“金市”，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西市拥有大衣行、酒肆、帛肆、药行、柜坊等行业。在西市内除坐庄开店外，还有随处叫卖或者摆摊设点的小商贩，同时它还是国际性贸易市场，这里拥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新罗、日本等国的商人，尤其以中亚和波斯的“胡商”最多。[32] 寺观唐长安城内的寺观，多为隋初所建。因杨坚从小受到宗教影响，因此隋初营建新都大兴城时，同时修建很多寺观，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崇业坊的玄都观、隆庆坊的禅林寺、居德坊的宝昌寺、新昌坊的灵感寺及崇贤坊的大觉寺等。唐朝建立后，因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国家实力的增强，促使大量僧侣前来长安城，使得长安城的宗教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因此修建慈悲寺、胜业寺、宏福寺、兴圣尼寺、大慈恩寺等等。此外，唐朝统治者采取兼蓄并用的政策，因其最为推崇道教，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便对道教大加推崇，因此修建有玄真观、万安观、华封观、崇真观、新昌观等等。[33]  大雁塔日出照 主要影响唐长安城整齐的布局，严密的规制，成为并开创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典范和一代新制。这种建筑风格，对当时及后来国内外都城及城镇建制，都有着深远影响。[34] 隋唐长安城的规建制度，首先便被当时中国很多城镇效仿。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命令杨素等人营建东都洛阳，便采用纵长方形制，里坊为方形及郭城、皇城与宫城三重之制等规制，都与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相同。同时期唐朝的一些州县城，如南方的益州城（今四川成都）、北方的唐州城（今河南泌阳）、幽州城（今北京）、云州城（今山西大同）等，都受到唐长安城建制的影响，城内布局比较规整。长安城的建制，不仅直接影响内陆的城市建筑，也影响当时边疆地区的城镇建筑形式，如西北的龟兹（今新疆库车）、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等。这些城镇均采用长方形规制，全城由外郭、内城和宫城三大部分组成，以及东西坊市对称布局等设计。[34] 其次，唐长安城的规制，也被唐朝之后各朝都城模仿。比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金中都大兴府城（今北京西南）、元大都（今北京）、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北京顺天府城（今北京）等。它们均采用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之制的设计，将中央署衙集中于皇城之内，将郭城规划为整齐的布局等等。再次，唐长安城的建筑制度也对日本等国产生深远印象。如七八世纪日本修建的奈良的藤原京、平城京与京都的平安京等，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如唐长安城，但其规划制度，完全是按照唐长安城而设计的。[34]  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安京对比图 文化交融政治文化唐长安城作为唐朝都城，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和文化中心，首先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性质。唐代统治者突破政治文化藩篱，推行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方针，实现政治文化“一权独大”与诸多文化“百舸争流”的和谐统一。这种高度繁荣、成熟、具备融合力的政治文化，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同化力，一方面唐长安城的先进政治文化极具影响力，成为当时备受木日的政治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开放的文化体系有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品类，丰富自我文化内容。[35] 商业文化唐长安城在商业市场和交易中高度繁荣，而商业规模大，产品类别多，经营范围广是其商业的主要特点。唐长安城在皇城南部设置东、西两个市场，城中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集中于两市展开，而西市经营范围要比东市要广，又是著名对外贸易市场，外商云集，因此两市专门设有市署和平准局，由专职人员负责检查商品质量、真伪和度量衡器，管理市场价格，定时进行交易并按时启闭市门。此外，唐长安城商业活动的繁荣，主要是由大批西域商人来唐有关，西域商人不仅带来商业经营活动和商业模式，也带来商业文化和思维，如契约观念、平等自由交易观念和商业纠纷处理方式等。[35] 宗教文化唐朝实行多教并行的宗教政策，而宗教文化也渗透到长安城内社会生活之中。首先便是寺庙众多，导致僧侣云集，唐长安城是唐朝寺庙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拥有124所寺庙，占唐朝寺庙总数的15%。其次是宗教文化渗透到长安城内社会生活中，在于佛教于唐长安城完成中国本土宗教理论和宗教派别的分支，佛教本土化的八大分支[e]，其中六支产生于唐长安及附近的终南山麓。三为唐长安城佛教的里坊布局使佛教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渗透于基层社会生活中，在唐长安城中，几乎每个里坊之内都有佛寺等。可见当时寺院佛寺与城市文化及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35] 随着中西交通的进一步打开，大批西方商人住进唐长安城，而佛教、景教（又称基督教）、伊斯兰教、祆（xiān）教[f]、摩尼教等宗教便也随之进入唐长安城落户，唐朝统治者对其采用兼蓄并用统加提倡的政策，使得长安城内各种宗教并立，后各类宗教相继于城内修建各类寺院及祆教祆祠建筑，成为宗教信仰者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在各种并立宗教中，唐朝统治者最尊崇的便是道教，唐长安城三大皇宫都建有祭祀老子与道教尊神及举行道教活动的宫殿等，各大里坊也建有玄真观、万安观、崇真观等道观。此外，唐长安城内还建有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小雁塔等寺庙佛塔，“胡祆祠”“旧波斯胡寺”祆教祆祠，大秦寺等景教寺院，大云光明寺等摩尼教寺院及清真寺等伊斯兰教寺院。在唐长安城内等设立各类寺观及祆教祆祠，本身便是对信仰者对打的支持与安慰，也反映出唐代对各大宗教大度包容的态度，这些都加深了唐代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接触与融合。[36][37] 朝觐文化唐长安城作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各国使者前来进行政治文化交流活动，朝觐文化使得唐长安城成为世界文化的集散中心和融合提炼中心。文化交流使唐长安城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将外域文化传播到长安，令遣唐使外交制度在亚洲甚至世界流行起来。当时派遣使者来往于长安的，包括唐朝周边诸国，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东北的契丹以及亚洲、非洲以及欧洲等地。因仰慕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前来长安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如日本13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高丽、新罗、百济也与唐朝保持密切联系，曾经多次派遣留学生前往唐朝，为此唐朝还专门于长安设立“新罗馆”用来接待新罗客人。唐朝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等国家进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国子监有许多来自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当时中亚、西亚一带的粟特人、阿拉伯人对长安的称呼为胡姆丹（Khumdan）。[38][35][39] 相关遗存经过唐末战乱，唐长安城的地面建筑破坏殆尽，遗留至今的只有大雁塔与小雁塔，两处建筑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41][42]  西安大雁塔 大雁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藏经典而修建，共有七层，实测通高为64.517米。塔基为方形，每边长为45.5至48.5米，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额等仿木结构，塔顶平砖攒尖，置釉陶宝葫芦塔刹，底层青石门楣，框镌刻有精美的花纹、人物和佛殿图，南券门两侧辟碑龛，分别立有唐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2通，均为褚遂良书。2011年1月17日，西安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正式获批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40][41][42] 小雁塔，又名荐福寺塔，位于西安市南门外友谊西路东段南侧的荐福寺内，为一座典型的密檐式佛塔，与大雁塔东西相向，因规模小于大雁塔，故称小雁塔。[42]它始建于8 世纪初的唐景龙年间，为存放唐代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的佛教经像而建。小雁塔呈方形，为15级密檐式砖塔，现存13层，高43.38米，由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其中“雁塔晨钟”为清代关中八景之一。[43]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自从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城址进行全面勘察和多次发掘，考古发掘出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玄武门、兴庆宫一号遗址、皇城含光门、外郭城明德门以及青龙寺、西明寺与西市等遗址。[44] 保护与开发保护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唐长安城城址进行调查，除完整保留的大雁塔及小雁塔外，发掘或发现城门、宫殿、官署、寺庙、道路、水渠等遗址，窖藏和文物出土点上百处，并先后对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明德门、含光门及大明宫等处遗址进行挖掘，其中尤以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和兴庆宫的考古收获最大。1996年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包括青龙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年来，唐长安城遗址出土极其丰富的金、银、铜、陶、瓷、石等质地的遗物，其中兴化坊窖藏便出土金银器、铜器、琉璃器、珠宝和金银币等2000余件。[45][46]此外，2018年6月18日，“唐外郭城明德门遗址保护工程”启动，将成为西安继大雁塔、小雁塔、大明宫遗址后又一处彰显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的重要地标。[47]2022年12月，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于唐东市遗址的东北部发现唐代道路、排水渠、水井、房屋基址等遗迹，并且于遗址东北角一处佛造像窖藏内已出土各类佛像、佛塔、陶俑680余件。[48]  小雁塔 201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跨度近5000千米，沿线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33出代表遗迹，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和古建筑，涉及唐长安城遗址的有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49] 开发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自强东路585号[50]，大明宫遗址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丝绸之路整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确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遗址保护工程。[51]作为国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重点工程，西安市于2007年10月启动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工程，占地3.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唐文化主题公园、考古主题公园、唐风休闲及生活主题公园等内容。[52][53]2014年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49]2020年12月，国家文旅部公布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晋升为“AAAAA”级景区。[54]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大唐不夜城南的雁南二路与雁南三路东西向平行的两条城市道路之间，为唐代长安城的南城墙所在地。该遗址公园全长3.6公里，宽100米，占地近千亩，是在古唐城墙遗址之上，以书法雕塑、园林景观为表现手法，以人物和唐诗意境展示为主题的开放式唐文化艺术长廊，成为市民、游受艺术、鉴赏文化、活动休憩的高品位场所。园内分布有儿童游乐场、健身娱乐场、棋盘休息区、音乐播放区等多个娱乐场所和景观，唐诗石刻、石雕、印制遍布公园，它为开放式的唐文化艺术长廊。[55] 含光门遗址博物馆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地带，展厅建筑面积达三千九百八十平方米，展示有唐代含光门门道、城墙断面和过水涵洞遗址等。唐含光门遗址门址呈长方形，长三十七点四米、宽十九点六米，以纯净黄土版筑而成，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为中国现存城墙遗存中较为罕见的存在，是唐代门址历次发觉中保存最好的一处，具有其完整性、真实性、唯一性和普遍价值。此外，博物馆还附设有《中国城墙发展史》《隋唐长安城》两个专题展览。[56] 明德门遗址公园明德门遗址为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保存较为完好的唐长安城的重要遗址。2018年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保护工程正式启动，为继大雁塔、小雁塔、大明宫遗址之后，唐长安城遗址的重要地标。2021年明德门遗址公园建设完成，明德门采取城门异地立面标识展示，即离开原址位置，参照门墩尺寸按照1∶1的比例，采用现代钢结构重现唐代明德门的大致模样。[57][58]  明德门遗址公园 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坐落在大雁塔南广场东侧，西与大慈恩寺相邻，东至唐华宾馆西侧围墙，北至芙蓉东路，南到慈恩路，为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中相对独立且主题特色鲜明的开放式园区。大慈恩寺遗址公园为开放式公园，大门位于正南方，长长的回廊处有块“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的牌匾，公园内有呈“田”字形排列的4块一尺半见方的石块处，便为大慈恩寺当年大殿遗址，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曾开展提升改造工程，基本延续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打造彰显园林遗址文化、体现古典园林山水意境、自然、趣意、可停留、可游乐的景观空间。[59][60][61] 大唐西市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修建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上，为中国唯一非国有国家一级博物馆，为古丝绸之路上唯一存留的集市类遗址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于2006年遗址被发掘，2007年博物馆筹建，2010年对外开放，馆区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遗址保护面积0.25万平方米。此外馆藏文物2万余件，上起商周，下迄明清，包含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陶俑、丝绸、玉器及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及墓志、宗教、建筑类文物。[62]  大唐西市博物馆 相关作品北宋学者宋敏求撰写的《长安志》二十卷，为中国古代有关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书中主要考订长安古迹，并对唐长安城郭、宫室、坊市记载颇为详尽。其中附图三卷，为元朝人李好文所著，清朝时将两者合刊为一书。[63] 清朝学者徐松撰写的《唐两京城坊考》五卷，为研究唐朝两京的重要参考书，该书始作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次年书成，后经过张穆补校，最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行。前四卷介绍西京长安，并附有地图六幅，后一卷为东京洛阳，书中叙述唐长安城与洛阳的坊、宫殿、官署、街市、苑囿、渠道的分布及诸坊内的廨宇、寺观和贵族官吏宅第所在。此外程鸿诏著有《唐两京城坊考补记》。[64] 唐诗中有很多描写唐长安城的作品，如诗人秦韬玉的七律《天街》[g]，描述出唐长安城内的皇家气势与繁华景象；中唐诗人王建的《元日早朝》[h]，令我们全面了解大明宫早朝的盛况；诗人白居易的七绝《登观音台望城》[i]，描述登高远眺长安城的景象；诗人郑谷的七绝《街西晚归》[j]，描述傍晚时分长安城内靠近皇宫一个幽静街坊的景象。[65] 此外，学者卫东青的著作《唐长安城》，他与团队历时一年又六个月，画下大明宫、太极宫、曲江池、太液池、兴善寺、玄都观、完整的小雁塔、十层的大雁塔、东市、西市及凌烟阁等建筑，这幅画再现唐长安城千载延续的巍巍气象。[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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