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全文)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3-08-27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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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

【摘要】本文认为,族群是偏重于文化特征的概念,民族是偏重于政治的概念。广西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12个各自具有共同历史来源、文化上各具特点并内部认同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这些族群被确定为民族,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民族识别;族群;民族;族群认同;民族认同

【作者】覃乃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3-0022-010

From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Third Research on Guangxi's National Recognition in Mid and Late 20th Century

Qin Naichang

Abstracts:This paper argues that ethnic groups are biased toward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 is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concept. It has forme d 12 ethnic groups historically in Guangxi, each of which has a common historica l source, inter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national recognition, these groups became a nation, which forced them from ethn 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is national identity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ethnic identity.

Keywords:national recognition; ethnic groups; nation;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一、族群与族群认同

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20世纪60年代广泛运用于国际人类学界 ,其概念最初由台湾学者译进,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开始引用“族群”一词。①目前,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一样,被我国学者频繁引用。

对于族群的定义,国外学者各有说法,其中对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定义 :“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此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性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②

我国的学者也给族群下了各种定义,如“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制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③④“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⑤“族群的含义可以理解为:1.属于人类群体分类中“ 族类化”的概念,它所指的群体有一个名称(符号);2.这类群体的区别基于体貌特征(种族 ) ,民族(国家、祖籍地、族体)归属,文化习俗,语言,历史和祖先记忆,等方面的显著不同;3.其成员在心理、感情和价值观念上通过感知他者在上述要素方面的与己不同而自我认同;4.一个这样的群体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维护群体的边界,同时排斥异己群体 ; 5.通常被指称在一个社会中居于文化上非主流地位、人口规模属于少数的群体,包括移民群体“。⑥“族群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群组层次划分之一种,以生物性和文化性为代表”。⑦“族群兼具“种族”、“语言”、“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分,以默认或者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围的象征仪式,并且通过构造各种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⑧

综合各种族群的定义,不难看出,一是涉及了血统的因素,即族群与人种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是强调了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族群也是社会文化涵化的群体,这也是族群定义所要阐释的关键。

关于族群概念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20世纪80 年代以后,人类学与民族学一样是获得恢复的学科,它们都在建立自己的学科特色,其中人类学强调的是文化与社区的研究,剔除了民族学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具备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取向,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进入90年代后,我国学者在阐释民族概念和进行民族研究时,无论如何尽力摆脱整个苏联民族理论框架的影响,都不能尽如人意。在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束缚的探索上,许多学者更多的是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除此之外一时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民族定义。族群概念一开始就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这多少让处于困境中的许多学者给了某种暗示,使他们意识到,要探讨真正的民族定义 ,必须跳出以往的政治场景,在纯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而族群概念的出现正是这一突破口。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更加加深了一些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观,特别是其民族定义的置疑,认为在当前西方国家借助人权、民族自决等旗号颠覆、分裂别国的情况下,淡化民族问题的政治色彩,抑制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的族群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学者的思想。

二、关于“民族”与“族群”的争辩

同样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阐释,族群概念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出现了两者或是彼取代此 ,或是互为补充,或是各自独立使用的讨论。其焦点是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一是学术性的识别,一是国家的确认。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侧重于政治层面,而“族群”侧重于学术层面。如“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学术性,使用范围十分宽泛;民族强调的是其政治性、法律性,使用范围相对狭小”。⑨“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共同体”。(10)“'族群’概念使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使用于 '族群’的政治定义”。(11)“'族群’是籍于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划分主要是文化因素, 侧重民间的界限划分;而'民族’则要经过政府识别,是普遍、典范的概念”。(12 )有的学者认为,学术界研究“族群”是可以的,但用“族群”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现实中引起混乱。(13)有的认为,民族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成为理解其实质的重要切入点。在对待“族群”与“民族”的问题上,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自由”和“现实政治”区别对待的原则。(14)

从以上可以看出,族群主要是指具有多种“自然文化”特征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更多地涉及了共同体的政治地位,与国家和政府的“民族识别”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正是因为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两者含义的侧重点不同,又由于他们在概念及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得在运用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的学者认为,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的因素, 从学术的角度上考虑,更加符合国际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民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今民族主义盛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因素,从而避免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应该从国家的战略角度和政治角度出发,朝“去政治化”和“强文化化 ”的方向努力,“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称谓,并把56个'民族’改为'族群’”,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妥善解决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15)应该严格区分上位“民族”( 国家民族)概念与下位“民族”(国内族群)概念,“现代中华民族是处于上位的统一国家民族,由处于下位的56个国内族群平等组成,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个族群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体。”(16)

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的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既要符合当今国际潮流 ,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族群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浓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综合两者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把全国的民族定为56个,但是,“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有56个族群,这也是说研究中国的族群,离不开民族这种划分,'族群’与'民族’可并用。”(17)

有的学者认为,“'族群’和'民族’既不是对等关系。也不是广义和狭义的关系”,“' 族群’概念应该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因为,在中国,“民族”是“要经过政府识别,要享受优惠政策,民族自治地方可享受自治权利”的,“是普遍的、典范的概念”,而“'族群’探讨的是特例的、变迁的现象”。(18)

反对“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的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我国进行了近百年,由最初的“舶来”发展成为后来的“中国化”,在我国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意义,符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和谐发展,无论是学术层面、政治层面 ,还是现实的生活层面,民族一词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如果用“族群 ”取代“民族”来统称我国的各民族,在现实中会引起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中国的民族理论就是中国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义马克思民族理论,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概念理论是主义马克思民族理论中相关论述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而确定和使用的概念,有它自身的特点,没有必要为了与国际接轨而用 '族群’概念替代”。(19)“将'ethnic group’同时译为'族群’和'民族’ ,或者用'族群’取代'民族’,甚至将'族群’概念随意运用于各类社会群体,都不是明智和科学的态度。”(20)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实际,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制度的,都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结果不同于外国正是由自身的国情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是也不需要西方的族群理论框架来重新括套甚至重新识别各民族。所以,“在'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中,将'族群’概念及其应用泛化于社会群体范围不是本土化,而将'族群’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和既定的'民族’ 概念也不是本土化。”不应该用族群取代民族,“削足适履于自身”。(21)“用 '族群’概念置换'民族’概念,一则不妥,二则不能”,“硬性的置换,很可能在相关领域造成难以整合的混乱”。因为,“族群”主要以文化要素为指标,“文化及其概念”的“非确定性”也导致了“族群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清晰及非确定性”,而“民族”一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约定俗成的关键概念,无论被使用于哪一个系统,都是一个清晰、恰当、便用的表述,不会衍生歧义”。(22)

三、广西历史上的族群与族群认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经过民族识别,将“布壮”、“布土”、“布曼”、“布傣”、“布衣”、“布雅伊”等不同称谓的僮族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10月12日,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把“僮”改为“壮”,“僮族”改为“壮族”。同时还确认了瑶、苗、侗、仫佬、毛难(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毛南)、京、彝、仡佬等民族,加上汉族和回族,广西共有12个世居民族。据20 00年人口普查,全自治区共有4723.61万人。

那么,这些民族是否经过识别以后才形成并生活在广西的土地上呢?不是的。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广西这块土地上。如果说经过民族识别以后他们才称为“民族”,或者说是政治的原因他们才成为民族,那么,在民族识别以前,他们就是在文化上各具特征、各自内部认同的人们群体,这种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当然,按照族群理论,这些人们群体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族群,但是,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仍以12个大的族群分别加以叙述,并暂且以“民族”分别称之。这里记述的重点是这些族群各自共同的历史来源。

(一)壮族

壮原为“僮”。僮的称呼初见于宋代。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广西路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在给宋理宗的《帅广条陈五事奏》中,有宜州(今宜州市)有“撞丁”的记载。元明以后关于僮的记载越来越多。《元史·刘国杰传》有“庆远诸僮人”之记载。元代虞集《广西都元帅章公平瑶记》有“若所谓曰生瑶,曰熟瑶,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强犷之际也。 ”明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十三载:“庆远,南丹溪洞之人呼为僮。”到民国时期,自称布僮的有宜山、罗城、柳城、柳江、融安、永福、马山、鹿寨、象州、河池、南丹、贵县、武宣等十多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僮人。

僮源自古代的西瓯、骆越。先秦时期,广西的主要居民被称为西瓯、骆越,他们是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据《汉书·南粤王传》南越“西有西瓯”、晋人郭璞《山海经注》“郁林郡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郁平县(今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西北)“古西瓯骆越所居”等记载,西瓯、骆越的分布大体上以郁江、右江为界,郁江以北、右江以东地区为西瓯,郁江以南、右江以西地区为骆越,其中郁江两岸和今贵港市、玉林市一带是西瓯、骆越交错杂居的地区。也有人认为,西瓯即骆越。

瓯、骆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之后,出现过乌浒、俚、僚、亻良、僮等称呼。乌浒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后在《后汉书·南蛮传》中说有十多万乌浒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为郁林太守谷永招降之事。俚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当时交趾征侧征贰反,合浦俚人亦揭竿而起,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俚分布于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等地)五郡,占地数千里。僚的称呼始见于三国,到隋唐时扩大到岭南十二郡。在《南史·兰钦传》中,陈文彻兄弟被称为俚帅,而在同书的《欧阳危页传》中,又把陈文彻称为俚僚人的首领。东晋裴渊《广州记》中把俚僚并称。《隋书·南蛮传》则进一步说明百越是俚僚的祖先。亻良的称谓最早见于晋人左思的《三都赋》,文中把亻良与乌浒并称 ,到明代,《明实录》说:亻良人分布遍及粤西诸峒。清人李调元《粤风》里收有亻良歌和僮歌 ,亻良歌是典型的壮族勒脚歌,说明亻良人即是僮人。

(二)汉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岭南,进一步加强了汉族与岭南西瓯骆越的融合。

东汉之后,中国历经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的分裂、南北朝对峙,北方战乱不休,南方相对稳定,中原大量汉族南迁进入岭南地区。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大量流民南迁入岭南。《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说:“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

宋元时期政治动荡,中原战乱频仍,大批汉人南迁。特别是皇年间镇压侬智高起义和北方战乱宋室南迁后,迁入广西的中原汉人较历代更多。过去很少有汉人迁入的桂西偏僻地区, 也有汉人的踪迹。

明初实行卫所制,大批军籍汉族移民广西,如广西桂林卫所军士合家属约5万人,世袭为屯兵,加上柳州卫所的军籍移民,他们后来成讲汉语桂柳话人口集团的核心。这一时期汉族进入广西的特点是二次移民,即在华南东部地区及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广府人、客家人、福佬人等在清初到清中叶溯西江而上向广西境内迁移,使桂东南、桂南一带成为广府人、客家人和福佬人的重要分布地区。就一般而言,明清以前,汉族入桂者多为屯戍、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及被流放者,大多属被动原因,因而数量较少,其中有不少汉人融入当地原住居民;明清时期,有大量汉人因从事开垦、经商、手工业自觉入桂,他们来的不仅人数多,而且一旦立足便迅速发展,在长期的交往中有不少原住民族失去本民族的特点,融入汉族之中。

(三)瑶族

名称最早见于《梁书·矣钻传》,元代被称为带侮辱性的“”。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瑶”。

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初到2世纪),瑶族先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湘江、资江、沅江流域的中、下游和洞庭湖一带。后来,因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压迫,逐步向南迁徙。隋唐时期(六至十世纪初),瑶族主要居住地在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澧阳、熙平等郡,即湖南大部分和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地区。从宋代开始,瑶族逐渐从岭北向岭南迁徒,南宋时桂林附近的县已有大量的瑶人居住。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瑶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治所在今临桂县五通镇)、永宁(治所在今荔浦县花贡乡境)诸邑, 皆迫近山瑶。”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元朝时瑶族已经分布于桂林地区、柳州地区和桂平、平南等桂中桂北地区。清代瑶族继续大批南迁广西,形成了“岭南无山不有瑶”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有一部分瑶族经过广西迁到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四)苗族

苗族和瑶族是同源民族。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苗族先民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湖南省洞庭湖地区。后来由于民族压迫等原因,他们溯沅江而上,向西迁徙,来到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区。以后,他们不断向西迁徙。约在宋代,他们陆续迁到贵州南部、云南西南部和广西北部地区。在广西,他们最初迁到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的元宝山周围。另一部分则沿着黔南不断向西迁徙。到明末清初,一部分迁到南丹县山区,有一部分则从黔西南迁到今隆林各族自治县境内的德峨山区。

(五)侗族

侗族属古越人的一个支系,自称“金”。汉文史籍中,多将侗族地区称为“峒”、“蛮峒” 。隋唐时期,在桂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始设“羁縻州郡”。到清代,称谓才从“峒”演变为“侗”。

宋代,聚居在今湘黔桂交界地区的一支骆越人,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称为“仡伶”的人们共同体――侗族。《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说:乾道七年(11 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老学庵笔记》卷四说:沅、靖等州,有仡伶,“男未妻者,以金鸡羽插髻”,“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这些称谓、姓氏、居地、习俗都与侗族有关。伶是侗族的称谓。道光《龙胜厅志·风俗》说:“伶与侗同。”

(六)仫佬族

仫佬又称木老、木娄、姆佬,传说他们的祖先来到现居住地定居时是操西南官话的,因与当地土著僚人妇女通婚,生下子女,生活习俗随当地土著人,语言也发生变化,称母亲为姆佬 ,元代,仫佬族逐渐从僚族分化出来,明代以罗城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 ――仫佬族。

(七)毛南族

毛南族,在汉文史籍中,有“茅滩”、“茆滩”、“茅难”、“冒难”、“毛难”等写法。清乾隆年间,“毛难”才正式在碑文中出现,但这时还不是民族称谓,而是作为地名、行政单位的名称出现的。毛南族的形成与仫佬族相类似,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湖南、山东、福建等地迁来的汉族与当地土著僚人妇女通婚,明代在茅滩(或作茆滩、茅难、冒南、毛难)这一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毛南族。

(八)回族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元至元三年(1337年)波斯人伯笃鲁丁从金陵(今南京)到广西任粤西廉访副使,后代定居桂林,改为白姓,此后子孙繁衍,逐渐分散到临桂、永福、灵川等地居住。其他各姓回族,也在元、明、清时代,先后从外省或是从征,或是经商迁来桂林定居。其他各地回民大多系明、清两代先后从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南、云南等地迁来。其中马姓一支于明末由河北宛城来到广东韶关,然后迁入广西。李姓是在清朝杜文秀起义后,从云南迁来的。

(九)京族

京族过去称为越族,1958年后改称京族。京族是明代因越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自正德年间 (1506―1521年)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到今防城港市江平镇巫头岛,后又逐渐向氵万尾、山心、谭吉3个岛上发展。

(十)彝族

自称“诺濮”、“诺苏濮”等,1964年统称彝族。彝族是从唐宋时代开始从云贵高原迁入今广西西部地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一带的彝族,传说早在唐、宋时代由云南的东川迁来 ,先到宣城、曲靖(均属云南),然后分两支,一支经贵州的罗平、兴义,渡南盘江进入隆林;另一支则继续往东,经贵州的兴仁、安龙、册亨,渡南盘江进入今田林县的旧州一带, 到明代才迁到隆林。另有一说是明末清初参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以后,经云南富宁迁入广西百色、凌云,最后进入隆林德峨。那坡县城厢境内者祥、达腊、念必等村的彝族, 有说是从四川,有说是从云南、贵州迁来;迁来的时间,有说是三国时代,有说是明代,也有说是清朝乾隆年间,但以明代的说法较多。

(十一)水族

族称最早见于《宋史·西南诸夷传》中“水曲”一语。水族是明代在宋元时期的“抚水州蛮 ”和“环州蛮”的基础上形成的。水族形成后,在广西的一部分,后来可能迁去贵州,或融合于壮族。今广西境内的水族,有一部分是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从贵州迁来的。

(十二)仡佬族

自称“图里”、“牙克”。唐宋史书中,有“仡佬”、“葛佬”、“仡僚”等称谓。其先民是古代僚人,统称为“僚”。新中国成立后称仡佬族。广西的仡佬族是清雍正年间从贵州迁来的,主要分布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德峨、蛇场等乡。

四、民族识别: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

主体在广西的壮族、瑶、仫佬、毛南、京五个民族,除瑶族的名称在历史上就比较统一之外 ,其他四个民族的名称,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从未得到过统一。经过民族识别,族称才第一次获得统一。

(一)壮族名称统一

壮族有1548.9万人口(1990年),其中90%以上分布在广西,其余分布在云南省的南部和广东省的北部。根据汉文史书记载,在岭南地区有乌浒、俚、僚、亻良等族称,皆壮族先民的称谓,但也不排除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泛称。这些族称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们长期分散居住和方言的差异,于是汉族封建文人或以地名称之,或以特殊风俗习惯称之,或以其方言特征称之 ,或以其自称音译称之,因而出现许多同音异写的族称。但这些族称之间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上同西瓯、骆越,下同今天的壮族都有密切的渊源相承贯连的关系。南宋时,史书上称广西一带自称为“布壮”的群体为“撞”或“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称庆远、南丹溪峒之民呼为“僮”。李曾伯给宋理宗的奏折中称宜山一带的族体为“撞丁”,他在《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中说:“在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余人”。朱辅《溪蛮丛笑》中指出南方溪峒的少数民族“有五:曰苗、曰瑶、曰僮、曰仡佬”。明清以后的文献上对壮族的族称“僮”、“僚”等多写成反犬旁,带有侮辱性。

由于壮族居住的地域辽阔,而且多是山区,交通不便,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内部纠纷,因而壮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统一的机遇,因而表现在族称上,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称。其中在红水河、龙江、融江流域,主要包括今宜州、南丹、罗城、忻城、柳城、柳江、鹿寨、象州、武宣、来宾、贵港、马山、都安、融安、永福、阳朔、临桂等20多个县(市)的壮人多自称为“布壮”;在广西中部和北部的宜州、南丹、河池、来宾、龙胜、都安、柳江、柳城、上林等地壮人多自称“布越”、“布雅依”、“ 布依”;在广西南部和右江流域的钦州、南宁、百色等地区的壮人多自称“布土”;在左、右江一带及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人自称“布侬”;在今广西的龙州、钦州、防城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壮人自称“布傣”。此外,还有自称“布曼”、“ 布沙”、“布岽”、“布陇”、“布偏”、“布闪”、“布爽”、“布僚”、“布斑”、“ 布板”、“布诺”、“布央”、“布那”、“布峒”、“布天保”、“布隆安”等等。在壮语中,“布”、“濮”是人的意思,壮族所有的各种自称中,都离不开“布”这个总的称呼。“布壮”译成汉语即为壮人,“布土”即为“土人”,“侬”、“岽”壮语中为森林,“ 布侬”、“布岽”即为“山林中的人”。“曼”、“斑”、“板”壮语为村子,“布曼”、 “布斑”、“布板”意为住在村子里的人或乡下人。而所有这些自称,大都与壮族所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有关。解放后,50年代初期,在中央访问团的帮助下, 壮族地区开展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同时开展了民族识别。根据共同语言和生活习俗等特征,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境内各种自称的壮人自愿统称为壮族。这是壮族名称的第一次统一,它对壮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壮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利的。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使许多壮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已蒙胧,开始时不少壮人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是壮族,认为自己是“讲壮话的汉人” 。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和民族科学知识的宣传,许多人才改变了看法,要求承认自己为壮族。

关于壮族各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廖汉波先生做了个统计,见下面各表①:

壮族原称“僮族”,由于“僮”字为多音字,一念“同”,二念“状”,而且含义不大清楚 ,容易引起误会。1965年,总理倡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僮族”称为“壮族”。以“壮”为健壮、茁壮的意思,意义好,又不会使人误解。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壮族人民的心愿,得到了壮族人民的拥护。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将原“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广西僮族自治区”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65年,云南省“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改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 “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改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1965年11月3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正式发出改名通知。这一字的改动, 更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各民族的团结。

(二)仫佬族名称的确定

仫佬之名,最早见于《新元史》记载的“木娄苗”①,明清以后,相继以“穆佬”、“木老”、“木佬”、“姆佬”、“木老苗”、“伶”、“犭令”、“犭令僚”等名称见于史册。而当地壮族又称他们为“布谨”。“姆佬”在仫佬语中为母亲之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汉族文人依此用汉字记音为“姆佬”,并将这一称谓记载下来,相沿至今。而其他称谓大体上是“姆佬”一词的不同汉字记音。

在广西,“仫佬”族称之出现,最初见于清嘉庆年间修《广西通志》转引《粤西丛载》记述明成化年间,封建统治者强迫仫佬人改装的一段记载中:“天河獠在县东,又名姆佬……” 。接着在后来编修的地方志书中,陆续有所记述。如《大清一统志·庆远府条下》说:“姆佬即僚人,服色尚青,男衣短裤,老者衣细褐。女则短裤长裙,宜山、天河有之。”《新天河县志》说:“天河县……多夷种,而处四境者,又各不同,东则伶獠,名曰姆佬。”《宜山县志》说:“宜山姆佬即僚人,服色尚青……”。这些记载,诸多出于统治阶级封建文人之手,他们往往在族名偏旁加上反犬予侮辱和歧视。不过,文中提出伶僚“名曰姆佬”的论点,为进一步探讨仫佬族的来源提供了线索。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族称正式确定,统称仫佬族。

(三)毛南族名称的确定

“毛南”族的族称,在汉文史籍中曾有“茅滩”、“茆滩”、“茅”、“茅难”、“冒南”、“毛难”、“毛南”等不同的写法。“茅滩”、“茆滩”等作为地方名称,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元代仍称毛南族居住的地区为“茆滩”、“茅滩”。明清两代,史籍中关于“茅滩”、“茆滩”的记载也不少,这时期的“茅滩”或“茆滩”已不仅作为地名、山名、圩名 ,而且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名称。清乾隆年间(1760―1795),“毛难”之名才正式出现在碑文中,1935―1942年编的《思恩县志》和《思恩年鉴》中,又将“毛难”写作“冒南”。可见,“茅滩”、“茆滩”、“茅”、“茅难”、“冒南”、“毛难”等名都是“毛南 ”族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文献中的同音异写,反映了这个族体族称(因住地而得名)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周围壮、汉等族人民习惯称他们居住地区“毛难”居民为“毛难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经过识别调查,正式称他们为“毛难族”。1986年,尊重该族人民的意愿,把“毛难族”改为毛南族。

(四)京族名称的确定

京族的祖先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陆续由越南的涂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被称为越族,1958年5月1日建立东兴各族自治县(1979年1月改为防城各族自治县,199 6年成立地级防城港市时撤销)时,根据其历史、语言、文化特点、生活习俗和本民族的意愿,正式定名为“京族”。

各民族名称的统一和确定,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识别,使这些人们共同体的族群身分同时又具备了民族的身分,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必须指出,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注释:

①乌小花:参见《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②转引自祁进玉的《国内近百年来民族和族群研究评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 期。

③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⑤郝时远:《Ethic group(族群)辩》,《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

⑥转引自乌小花的《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⑦转引自王东明的《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社哲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