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年—1945年）是最早一批投身于中国艺术研究的学者之一，被誉为洋人中的“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来华，他在中国共度过了57年时光。在旅居中国的日子里，他一直致力于学习、积累中国艺术和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并购买收藏大量中国古代艺术品，种类涵盖殷商甲骨、书画、瓷器、青铜器等等，并在推广藏品方面不遗余力。此外，福开森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他前后出任“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校长，在教育事业中成绩斐然。晚年，福开森将自己家中数十年所藏中国艺术品捐赠给金陵大学，其中多数藏品均为珍贵文物。
本展览即通过福开森在华经历和相关艺术作品，展示他对中国艺术的发现和收藏的重要意义。
1866年，约翰·卡尔文·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名传教士。随着父亲的布道任务，这个八口之家经常需要搬家，福开森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1886年，福开森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并取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即转至神学院继续攻读。彼时波士顿大学并不提供任何关于艺术史的正式课程，他后来获得的关于中西艺术的知识都是靠他自学得来。
约翰·福开森，安大略布鲁克维尔，1874，8岁
弗利尔美术馆与塞克勒美术馆档案，福开森家族文件
1887年，福开森与女友玛丽·威尔森结婚，并于同年辞行家人，夫妇一起远渡重洋，前往中国进行传教。到达南京后，21岁的福开森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汉语学习中，这为他日后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和学术奠定了语言基础。福开森在南京传教团度过了他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此间他创办了“汇文书院”，后并入金陵大学。从卫理公会华中传教团的职位卸任后，福开森受清朝官吏盛宣怀的邀请，前往上海筹办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在与清朝官员的接触中，福开森结识了不少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晚晴金石学家缪荃孙，这位对他的收藏经历产生颇大影响的人物。也正是通过缪荃孙，他才得以接触到金石学。
从1897到1911，在上海的十三年里，福开森与清朝大臣盛宣怀、张之洞和端方共事，他参与了清政府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改革。盛宣怀（1844—1916）是晚晴中国工业和基础设施奠基人，由张之洞一手提拔上来，他与福开森算是老相识，两人关系密切。而福开森与张之洞关系虽不及盛宣怀亲密，但他为张之洞担任外籍顾问长达七年之久。张之洞的学识和改革政策也为福开森实现其目标和成就提供了有利环境。
1906年，年届不惑的福开森己基本确立了教育家、管理家和外交家的身份，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官员身份的转换。
端方是第三位聘用福开森的清朝总督，时间从1906年到1909年，他不仅推动了福开森仕途的发展，还增长了他鉴赏中国古物的能力。在此期间，福开森认识到，除了金石学藏品以外，瓷器、绘画、考古发现也属于“中国艺术”的一部分。一方面，端方的个人收藏规模十分庞大而且内容广泛，包括中国书画、青铜器、碑刻、玉器和拓片，甚至包括一些美洲文物和埃及石碑拓片，这无疑极大开阔了福开森的艺术收藏眼界。在与端方交往的过程中，福开森还经常参与到一些重要的金石活动中，如共赏藏品和交换拓本。福开森的收藏中就包含一些原属于端方的拓本。除了拓本以外，端方还赠予过福开森陶瓷以及古人的书画著录书籍。另一方面，通过端方，福开森还结识了刘铁云、吴大澂等晚晴金石巨擘，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不少金石方面的相关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从1911年到1912年初，清朝到民国的政治转型并非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政权转移，相反过程十分漫长。在中国政局风雨飘摇之际，福开森的生活也难以稳定，他曾考虑搬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此时他在中国已待了25年。这段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晚清中国政冶和文化潮流之中。无论是创办南洋公学，还是举办“古代中国瓷器和艺术品展”，福开森都算不上是带头人。这个充满事业心的美国人参与了清朝官员发起的改革，并将这一改革和重要性不断凸显的中国艺术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他精力旺盛、积极进取，又善于利用社会关系，因此他为清廷改革，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和上海艺术活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样，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在推动美国对于中国艺术品的需求方面居功甚伟，当然他自己也从中获利颇丰。
清政府覆灭后，福开森也就失去了为清朝廷供职的机会。1912年5月在美国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秘书长和董事会副主席罗伯特·W. 福里斯特（Robert W. de Forest）的会面，使福开森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福里斯特决定让福开森代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北京收购中国绘画和古玩。这项安排，让福开森在此后的十五个月里忙于收购古董，而从长期来看，这更开启了福开森未来十五年的中国艺术收藏和交易之路。
回到中国之后，福开森便着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搜罗藏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搜集了包括绘画、青铜器、漆器、陶器、象牙制品和纺织品在内的大量艺术品，共计花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50000美元。福开森对他所购入的古董颇为自豪，尤其是绘画和青铜器，他认为这批收藏无疑是进入西方博物馆馆藏的一流藏品。
福开森购入古董的举动激进大胆，这与北京艺术市场的波澜动荡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导致不少权倾朝野的满清官僚贵族家族陷入窘境，福开森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入了大量艺术品。在这一过程中，蔡乃煌（1859—1916）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福开森收购艺术品的掮客。蔡乃煌1910年之前曾任清廷上海道台，入民国后为袁世凯效力。福开森通过蔡乃煌收购的绘画原属于徐郙的旧藏，徐郙是1862年的状元，后来出任礼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儿子是琉璃厂信古斋的东家。
部分源于蔡乃煌和徐郙的画作包括：
五代 董源 山水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39.1cm×717.6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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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钱选 归去来辞图卷
纸本设色 106.6cm×26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自1912年起，福开森开始在北京完颜景贤（通常称景贤）处欣赏和购买画作。景贤是金代第五位皇帝完颜洪的直系后代，隶属满足镶黄旗，清朝入关后景贤的先辈都在清朝廷担纲重任。此外完颜氏也热衷收藏，他们家族在北京宅邸内藏有大量古籍善本、名画和法书。景贤也活跃于北京的古玩交易特别是书画交易中。景贤与福开森都与端方相识，对于福开森来说，景贤是他购买和欣赏画作的重要渠道。他从景贤那里见到过《读碑窠石图》，并从景贤手中购买了《秋郊散牧图》。
宋代 李成、王晓 读碑窠石图轴
绢本设色 126.3cm×104.9cm
大阪市立美术馆
唐代 裴宽 秋郊散牧图卷
绢本设色 38.1cm×40.0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和福开森一起参与古玩交易的，还有翰林学士、书法家冯恩崐，他们二人早就共事多年，算是旧交。在福开森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的《明皇训储图》上，便有冯恩崐的题跋。冯恩崐曾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入的画作做过中文编目，详细记载它们的印鉴和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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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赵佶（传） 明皇训储图卷
绢本设色 31.4cm×108.6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至少从为大都会收购藏品开始，福开森就经常在北京著名的艺术品和古籍市场琉璃厂进行交易。比如在德宝斋，福开森曾在此购入《篠园饮酒图》。还有一些作品购自茹古斋、论古斋和德珍斋。福开森曾以2500美元购入一本十六开宋元册页，或购自德珍斋，其中便有我们熟知的《雪景待渡图》。在美国待了一年半之后，福开森于1915年回到北京，此后他与琉璃厂古玩的交易日趋频繁。他和这些古玩商之间的交易与他和私人收藏家之间的交易有所重叠，古玩商也常常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古玩。为福开森直接供应古玩或是协助他购买的琉璃厂古玩商和私人藏家，是艺术交易圈中的成员，这一圈子主要以古玩交换维系。古玩通常会在私人藏家和琉璃厂古玩商手中流转，个人能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
清代 罗聘 篠园饮酒图轴
纸本设色 80cm×54.6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宋代 佚名 雪景待渡图页
绢本墨笔 25.1cm×25.7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就在福开森在北京大肆购买艺术品时，清朝覆灭后的北京国际艺术市场中也充满了竞争。福开森坚信由于他居住中国多年，藉由与私人藏家和中国鉴赏家的交往，他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采购的艺术品绝对是最一流的作品，他在与日本、欧洲和美国博物馆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福开森在北京古玩圈中，有时并不能获得真实准确的知识和建议。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和冈仓天心的外甥早崎幸吉也在中国收购艺术品，他们的雇主既有日本皇室，也有日本大企业主。如传为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和前文提到福开森在景贤家见到的《读碑窠石图》，都被大阪纺织业巨头阿部房次郎购得。内藤湖南和冈仓天心与中国私人藏家之间的关系，要远比初涉中国绘画及相关学术的福开森来的紧密。另一方面，由于预算有限以及艺术市场的趣味等原因，相较于宋代作品，福开森能更容易地收购到明清绘画，且因为他下手过快，对于一些作品他往往没时间加以仔细欣赏。再者，1912年到1913年间，他过分信任北京古玩商信誓旦旦的保证，认为他们提供的作品及著录都确实无疑，而且相比于图像分析，他更看重书证，因而缺乏对作品审慎的分析眼光，难以鉴别作品的真伪，因此深深陷入了中国书画造假者的圈套之中。待福开森收购的艺术品运送至美国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部不可避免地就部分作品的真伪和价值产生了争议。
唐代 王维 伏生授经图卷
绢本设色 25.4cm×44.7cm
大阪市立美术馆
1914年，福开森遇到了许多购入艺术品的机会，端方家族联系到福开森，向他出售一些藏品以缓解经济压力。在此情形下，福开森从端方家族处购入了日后他的收藏中最重要的两件藏品——《勘书图》和小克鼎。清朝覆灭后，福开森失去了来自清政府的俸禄，由于藏品的争议问题，大都会对他的收购预算也缩紧，此时的福开森由于经济压力，也开始为其他博物馆采购藏品，或向博物馆直接出售藏品，其中包括弗利尔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宾州大学博物馆。
五代 王齐翰 勘书图卷
绢本设色 28.4cm×65.7cm
南京大学
1915年，福开森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顾问，虽然有了新职务，但他和美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之间仍保持密切来往。他在美国举行过一场名为“福开森博士珍藏：古代中国青铜器、陶瓷、古玉和珍稀古画”的拍卖会，这场拍卖会本质上是古玩商意欲处理掉他早先收购所得的一些囤积品，但其中亦有属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这样珍贵的文物。
在他往返北京和美国购买、出售藏品的时间里，他逐渐被圈内的美国人视为中国艺术方面的权威，与此同时，他还于1917到1918年里受邀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作讲座，讲座的内容也构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艺术讲演录》的基础。这也代表着美国社会对中国书画和艺术品认识的发展和深入。
从传教士到清朝官吏，再到艺术商人，1926年60岁的福开森决定从政府事务中退休，放下自己身负的多重身份，全身心投入到艺术研究和收藏之中。他住在于1912年购置的喜鹊胡同3号宅邸，这是一间传统北京四合院，他的夫人和子女也常常来此居住享受一家人团聚的时光。
20年代，福开森不再在美国出售中国艺术品，不过他仍以中间人的身份周旋于中国卖家和西方卖家之间。除了作为买家影响北京艺术市场之外，他还为中国藏家在大额买卖上提供借款。经过多年的积累，福开森终于成为中国艺术学者和专业收藏家，并逐步建立个人收藏，种类涵盖书画、古玉、青铜器、陶瓷、拓片和照片。他建立个人收藏靠的不仅仅是早年在北京艺术圈的人脉，还有民国时期活跃于创建博物馆和进行考古发掘的新朋友。
福开森的藏品是优秀的历史材料，它们反映了金石学在20世纪初转变成科学考古的过程，还反映了中外学界通过现代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史观念的更新。从发现甲骨之初，福开森就一直关注与之相关的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发掘，并陆续购入大量甲骨残片，这些甲骨残片或被出售，或被捐赠。
福开森能够积累、展示和捐赠私人收藏，与他和北京两大收藏清宫旧藏博物馆的关系分不开，一是古物陈列所，一是故宫博物院。1927年，福开森被选为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成员。自1930年开始，福开森受邀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会”，职责与在古物陈列所的“鉴定委员会”时类似。参与委员会表明，福开森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与北京学者和藏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结识他们的机会。通过这次机会，委员会中的其他人也为福开森提供了不少关于藏品和学术方面的帮助。
1929年福开森提出向金陵大学捐赠藏品，但当时金陵大学校园内并无适合保存这批藏品的建筑。于是福开森与古物陈列所达成协议，在金陵大学做好相关准备前，藏品先暂存在古物陈列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出于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担忧，中国政府和博物馆管理层决定将大部分清宫旧藏迁至南京，并于1932年开始打包，1933年初藏品正是开始南迁。福开森于1934年12月12日签署合约，捐赠正式生效，合约的签署方是福开森、金陵大学校长陈光裕和古物陈列所所长陈桐。此前福开森一直迫切地想要出售他的收藏，后来决定捐赠与中国政局和知识界的变化有关。20年代末，他逐步感觉到中国的收藏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开始将艺术品和考古发现视为国家的文化资源，供学者和公众使用。与福开森交往的学者对文物不断外流痛心疾首，这种情绪也和当时社会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相联系。福开森的想法也发生了转变，他决定捐赠这批藏品。对于福开森来说，他不能确定自己的藏品会被美国的某个大型博物馆接受，也无法保证这些藏品会在美国得到重视，而捐赠给中国，则能让他在中国获得赞许和认同，这也是他的私心所在。当然，捐赠藏品后福开森也确实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褒奖，向他颁发了官方褒奖书。
福开森共计向金陵大学捐赠一千余件藏品，这些藏品并非他曾拥有的全部收藏，只能算是他收藏整体中的一部分。除了前文提到的《勘书图》和小克鼎，福开森捐赠的藏品中最重要的书法作品是《大观帖》第六卷拓本。这卷拓本之前为杨寿枢所藏，杨得知福开森日后会将收藏留在中国后，割爱出售给了福开森。
宋代 佚名 《大观帖》第六卷宋拓孤本
每页15.5cm—16.0cm×30.3cm—30.5cm
南京大学
1935年7月1日，福开森捐赠给金陵大学藏品中约500件藏品组成的展览在紫禁城文华殿开幕。中国媒体对福开森推崇备至，盛赞他保护了中国的文化遗产，而非将他们出售海外，学术圈对他也是赞许有加。通过这份捐赠给金陵大学的礼物和北京恰如其时的展览，福开森确保了自己将以两个身份被人铭记，其一一是重要收藏家，其二是现代中国艺术和考古研究与保存的推动者。
文华殿展览标志着社会对福开森收藏关注的巅峰。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随后又爆发了内战，也阻碍了金陵大学建造新博物馆以存放福开森的藏品。他一如既往在北京生活，展览也未被打包和转移。这批藏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最终转移至南京大学，不过几十年后，这些藏品也未能像原定那样在南京永久陈列。1949年之后，福开森作为收藏家和学者的名声更多是建立于他的著作之上，而非他曾拥有过并捐赠的藏品。
福开森于晚晴从美国来华进行传教，却受到中华文化的洗礼。他旅居中国数十年的经历，皆与当时的政界、学界、艺术鉴赏和收藏界相关。他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的汉学家之一。通过他的经历让我们从一个来华西士的视角了解了近现代中国艺术收藏和艺术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最后以福开森在其著作中的一句话作为展览的结尾：纪念碑可能会腐朽，艺术品可能会落入富人之手，从而让普通学生无缘得见，不过对那些识文断宇的人来说，文化与艺术就像神坛上的圣火一样永不熄灭。 ——福开森，《文化，中华艺术之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刊》59期（1923年），60页。
参考文献：
[1][美]聂婷（Lara Netting），《福开森与中国艺术》，郑涛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