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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学前沿的钻探 徐敬亚 提到当代前沿诗学，不能不提到徐敬亚。徐敬亚的重要性是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写于一九八一年、正式发表于一九八三年的《崛起的诗群》（三点五万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年解冻之后仍相当沉闷保守的诗坛。虽然该文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屡遭批判，但随着时间推移，它的意义日渐显露，无可争辩地进入百年新诗理论发展史和现代文学史。 《崛起的诗群》是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是朦胧诗创建过程中，为争取艺术生存权利发出的最强烈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对朦胧诗进行的最早、最全面的艺术阐释。它对旧诗歌秩序造成严重打击，理论上启动了一代青年的诗歌感觉与诗歌意识；影响了一代诗歌及文学评论。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批判，反弹出广泛的阅读影响，《崛起的诗群》成为一次现代诗歌的普及传播载体。新时期现代诗发展到今天，与这篇文章大有干系。 第二件事：徐敬亚策划组织“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以七个整版、十三万字规模，发表六十八个民间社团流派、一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宣言，以及他本人写的《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为大陆后现代诗歌整体浮出水面，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其正面影响是，促进艺术民主，开辟了中国民间诗歌大规模集结的先河，促成现代诗歌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民主风气，大大激活民间诗歌写作的探索、实验风气，为大陆现代和后现代诗歌的生长打开空间。 其负面作用是：夸张的诗歌规模、注水的诗歌流派、放肆的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气，由此得以泛滥，形成了现代诗嬗变超速的不良后果。“领头羊”所带来的流弊非浅。 八十年代末，徐敬亚推出《崛起》的姊妹篇《圭臬之死》，论述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演化过程，继续保持一贯的前倾姿态。后来有《隐匿者之光》及《父亲应当及时死去》，则论述了九十年代诗歌到“下半身”写作。
徐敬亚产量不多，时隐时现，但每一次“现身”，都加速对陈旧诗歌的冲击，参与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更新。徐敬亚视野宏阔、汪洋恣肆，凌厉而辛辣。语言的灵光在汩汩涌冒中，闪现华彩，同时开了散文式直觉诗歌评论的先例。 与徐敬亚有类同之处，且更为激烈的是周伦佑。陈超曾评论说：周伦佑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少数的精英之一；周伦佑是炫耀的、雄辩的，构筑体系毫不手软；他的遗世狂傲和吁求拥戴心理令人惊异地扭结在一起②。 周伦佑先是刮起“匪夷所思”的非非主义飓风，让人陷入“还原”迷宫，继而点燃“红色写作”③ 火焰，高扬体制外写作旗号。经过实践调整，最后走向“拒绝后现代，走向本土，介入当下”的归宿。用简单的术语概括周伦佑的体系——“变构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变，充满颠覆、消解；构，意味建设、整合。前者集中体现在“反价值”论上，后者体现在“红色写作”中。 “反价值”论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写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第三代诗论》和《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文论。周伦佑令人震惊地进行价值大扫荡——清除伪价值、中止五大价值系统、取消“两值对立”结构、取消价值评价、取消价值词（特别是取消形容词）、反美、反情态、反真实……与此同步进行身体力行的实验。 笔者十年前曾指出：这种文化解构理论，带着相当虚幻、超前的成分，但都深刻体现出第三代于文化重重困惑悖论中的突围精神、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在这一系列不无极端乃至谮妄的设想中，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完全步西方某学说的后尘，也不拾东方正宗亚宗、种种儒道释的余唾，而是一种几乎来自自身实践的“异想天开”。这种假说（包括蓝马的“前文化思维”）是大陆后现代诗最具冲击力的本土理论“源头”④。 经过磨难后的周伦佑，九十年代提出“红色写作”。其宗旨是：“从文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深入虎口的大无畏精神，写别人不敢写的，写别人不准写的主题与梦想。”⑤
周伦佑的狂悖、尖端、前瞻，在同辈人中简直无出其右。周伦佑的变构诗学影响着一大批人，特别是“反价值”催产了大陆后现代诗歌。应该说，从范畴到方法，周伦佑建立了自己的“变构”体系。毫无疑问，他成了第三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寡头”⑥。影响还超出诗歌界。 唐晓渡向来以思想深刻和绵密见长，他提出的几个诗学命题、概念，在当代诗坛得到广泛认可。写于一九八七年的《实验诗：生长着的可能性》、《不断重临的起点》等，最早提出“个体的主体性”。在此之前，诗歌界还在“小我——自我——个我”的圈子兜步。唐晓渡把一个原本出于高度思辨、倾向于静止的哲学概念，改造成一个动态的、切合诗歌创作实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范畴：揭示“个体”和“主体”之间既相互制约（“缺乏主体性的个体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自我中心，而缺少个体的主体性则是空洞无谓的主体性”）又相互生成（所谓“生长着的可能性”的实现）的辩证关系，并将其作为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用以观察、描述和评价“个人化”。藉此打造生成诗学的“诗眼”。 写于一九九七年的《九十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提出“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和“个体诗学”，这一对概念可以视为是唐晓渡“个体的主体性”的进一步细化，或微观批评在诗学上的具体主张，主要关涉诗歌创作中主体性的内在转化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诗歌批评方法论的自我期冀。可以说，“个体的主体性”，是当代诗学自我开发术语的重要贡献之一，由于它的科学与缜密，获得普遍运用。 一九九四年唐晓渡提出“时间神话”问题。从根子上清除庸俗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对转型中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诗歌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文学、诗歌本体观及其价值尺度。《时间神话的终结》获“首届'文艺争鸣’奖”。这一提出，打破了文学界诗歌界长期的思维定势，一再被研究者论及或引证。 此外，一九八六年，以评论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为契机，唐晓渡最早提出了当代诗学中的“女性诗歌”命题，并进行初步阐释。一九八九年初，在《纯诗：虚妄和真实之间》一文中，率先对当代诗学中的“纯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做出定义。 综观唐晓渡的诗学，有着突出的面貌：一是极强的问题意识，善于慧眼识相，鞭辟入里。二是精细的对话风范，有一种虔恳、内敛的开放，有一种如切如磋、丝丝入扣的话语方式。三是谨严的“行规”，批评的自足与对象保持辩证客观的平行。据丰富而求贯通，由精密而行张力。
唐晓渡文论大量涉及诗学基本概念、术语、问题（如中国语义场、诗歌监护人、诗的临界点、内倾化、新纪元意识、“前方”维度、垂直支配、意识形态引力场、话语制高点、后一切主义等），不断进行梳理，唐晓渡堪称当代诗学的问题型专家，是当代诗学种种难点，及其关节部位的精密造影仪和有效校正仪⑦。 陈超的主要业绩表现“生命诗学”建设与全面的“细读”式文本批评上。 八十年代，他就把主攻目标瞄准在生命与语言的关系上，着重研究生命体验与语言之间的转换关系。他借助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强调诗的原动力是生命的体验，是混沌的生存意志，主要靠直觉、情绪捕捉，最后经由语词给予拔高塑型。《生命诗学》大半以此为建筑核心，其精彩论述到处可见：“一首诗就是诗人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展开。”“语言和生命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完整形式，是一种相互发现和照亮的过程。”“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 对于以生命意识为圭臬的第三代诗歌来说，陈超有关生命诗学的种种阐述，获得普遍反响，从本源上推进当代诗发展。这不止应归结其哲学语言学的强力渗透，尖锐直入腠理，哲思与诗思、知性与激情有效压合，且文气沛然，一脉贯底。陈超九十年代还提出“历史想象力”，要求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技艺的迫切性中维持平衡，这在今年出版的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多年来，陈超所追求的“诗性智慧和自由洒脱的随笔性文体”（刘翔语），已然成色十足，在同行中十分醒目。 陈超的另一主要业绩是作为中国现代诗歌“新批评”的先行，很早就坚持从最基本的词素、音节、语感、意象等细部做起。 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整整三年，他每天的必修课是解读有难度的现代诗。一九八九年出版最能代表细读式文本批评的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从五四起索解一百多位诗人，洋洋洒洒九十万字。二○○○年增补出版，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成为更完整的版本。 堪称姐妹篇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则收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世界六大洲一百零四位诗人二百八十三首作品，计三百八十七篇导读。这两部导读，完成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诗歌博览会。在“诂诗与悟诗”之间取得引领式浑融。既照顾到批评洞察，又呼应阅读吁求，细密不失潇洒，谨严而伸缩自如。再次显现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陈超——那种十分难得的穿透力。单凭这二百万字，陈超够得上大陆“新批评”的重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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