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进还是徐图：1928—1930年南京政府裁兵编遣失败原因浅析

cat1208 2023-08-28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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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后,国民党内部即有裁兵编遣的酝酿,1928年6月,在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要实施裁兵编遣,1928年8月,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正式确定对全国军队进行编遣,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1日举行军事编遣会议,制定了关于裁兵编遣的各种文件。各军事将领虽然对裁军心有不愿,但在表面上都不敢公开反对,反而积极通电拥护,一时,全国范围的裁兵编遣密锣紧鼓的开展起来。然而,国民党的这次裁兵编遣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随着中原大战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历时近三年的裁兵编遣最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裁兵编遣的失败呢?

首先是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全国约要裁减140万国民党军队,这就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当时国民党政府需要支付的编遣费用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编遣委员会的开办费及每月支付的经常临时费。二是士兵安置费,三是编余官佐预付退役奉及官佐士兵遣散费等项。四是战争中伤残军人和死亡军人的抚恤金和安置费。粗略估计上述各项费用支出,当在亿元以上,这还是一种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南京政府的势力深入到四川后,对四川的整理即耗费一亿元。[1](P252)遣散费如此之巨,而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据国民政府1928年预算,全年收入约45 000万元,仅军费支出即需54 000万元,实发36 000万元,政费支出9 500万元,偿还公债1 500万元,仅此三项支出即达47 000万元,亏空已达2 000万元,其他建设经费根本就无从筹措。[2]

所以,虽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裁兵编遣的重要性和意义,但同时亦看到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是“困难已极,裁遣费如此巨款,实不易筹措,故不能不另定消纳办法,务戎兵可裁而费有限也。”(沈云龙,《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一〉)所以,经费的困难是导致南京政府裁兵编遣未能进行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诚如孔祥熙所说:“大宗的开支是军费和债务。前者不能及时裁减,因为所谓共产主义在某些地区仍是相当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经常准备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即令某些地区的防军过于庞大,但是没有经费进行军事改编和改革当地的财政,也就不可能裁军。我们曾经在四川这样做了,结果很好,但是耗费了一亿元,而我们没有这宗财源来在其他地区这样去做。”[1](P252)

外患的紧逼,需要国家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去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这也是制约着裁兵编遣难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乱不已,外患频仍。南京政府成立后,这种危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先是1926年8月、9月间,英国侵略者炮击万县城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继之,1927年3月24日,当北伐军逼近宁、沪时,英美日法意等国以护侨为借口,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击南京,炸死炸伤军民2 000余人。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出兵济南,肆意奸淫掳掠,造成6 123人死亡,1 700人受伤,财产损失2 957万元。

严重的民族危机,迫切要求南京政府必须处理好裁兵与御侮的关系,保持必要的兵力以卫国防。南京政府在处理上述惨案时,虽然屈从于帝国主义各国的压力,以妥协退让而告结束,但蒋介石也深深地感到,“国势阽危,如不从速整军经武,注重教育,则国亡无日。”[3](P163)因此,他认为,裁兵编遣并不是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予以充实,“编遣会议所负的使命,既是在整理军事维持国家生存所必要的国军的基础,果然是国防上必要而不可少的兵力,我们不仅是不能加以裁遣,反而还须要把它充实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要素,主要就是武力,就是要军备充实;若果军备不充实,国家的生存就时时刻刻会发生危险。而在目前的中国,尤为特甚,没有自强自卫的武力,绝没有脱离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可能。”(《革命文献》第24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这不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观点,几乎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他们咸认为,“裁兵非空言所能做到,亦非一蹴而就的,非有通盘筹划不可。现在外交局势日见紧张,尤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态度最为恶劣,我们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生命起见,不能不有充分的武力准备,以期于不得已时,与帝国主义作一殊死战。”因而,他们提出应“就现军额中择其历史较久,战斗力较优,政治训练较有成绩,而确能为主义而战,为人民而战之军队,裁汰老弱冗员,实行改军为师……其主义不好,训练较差之军队,不能编为国防军,只有忍痛裁撤,裁撤之后,即当充实。”[4]

正当南京政府的裁兵编遣密锣紧鼓进行的时候,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两次重大事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局面。一是1928年6月,当北伐军占领北平、东北军退出关外时,日本侵略者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军总司令张作霖,企图乘机占领东北,失败后,又力图胁迫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阻止南京政府的势力进入东北,变东北为其殖民地。二是1929年5月,先是由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事端,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39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苏方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将撤职人员驱逐回国,并宣布收回中东路专用之电信机关,解除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机构,以武力取得了中中苏共管的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遭到拒绝,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绝交,20日,苏联军队兵分三路向东北军发起进攻,东北军损失惨重。南京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企图利用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未果,被迫指派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双方于12月22日签署了《伯力会议草约》,两国停战息兵,恢复战前状态。尔后,双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东北边疆危机,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它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放下包括裁兵编遣在内的一切工作,集中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东北问题;二是打破了南京政府裁兵编遣时间表。按南京政府的计划,第一期编遣须于1929年11月底完成,但由于东北危机的出现,使得东北军的裁兵编遣因中俄交涉关系和应付日本的侵略,没有如期进行,不得不延至第二期,“自十一月一日以前起,开始点验,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点毕。即开始编遣,至十九年三月底,编遣完毕。”[5](P663)

被裁官兵的安置十分困难,也是导致裁兵编遣难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裁兵容易安置难,蒋介石认为在裁兵编遣中,“以裁兵安置为最要而最难。”[3](P164)只裁编不安置,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若空言裁汰,不为妥筹善后,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或为土匪,或为反动派所利用,社会扰乱,将无已时。建设事业,仍难收效。”[3](P168)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蒋介石在1928年6月24日向南京国民无政府的呈文和7月13日发表的军事善后书中提出了“切实厉行先总理之兵工政策”的四项建议:“一方面设备生产机关,将被裁士兵分途收纳。以从事于筑路、治河、开矿、造林、垦荒等事业。此外并应统计各省警备队及警察护路队等之总数,挑选士兵中之精壮者,分别训练,对于被裁官长,分别设立各种研究班,授以各种高深学问,储为国用。至于此项裁兵所需经费,拟请由财政部发行军需善后公债若干万元,限以若干时期内募集之。”[3](P165)在1928年6月和8月先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都提出了筑路、垦荒、浚河等一系列安置被裁官兵的建议。据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化兵为工,为总理多年之主张。移兵垦拓,亦为中国向来之良政……此后裁兵计划,必须与此原则相结合,亦必须于国家及人民之能力相应。务须本此主旨,切实施行。”[5](P609)

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决定,国军编遣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安置被裁官兵的计划大纲,如《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国军编遣委员会安置编余官兵实施办法》等等,规定:凡编余遣散之士兵,除志愿退伍及应就近资遣者外,其余由编遣委员会遣置部妥筹分遣安置办法,改充保安队和警察或从事各种建设事业;编余军官老病不堪再任军职者,或自愿退伍改业者,依其绩劳优给岁俸或月俸,准其改业;中级以上军官,如再求深造,愿出洋留学考察,或愿在国内研究学术者,送军事学校或其他学校补习,并给薪俸;其余下级军官年富力强者,分别送入军事学校,或就现在国有或民间之工厂、学校附设铁路、汽车、土木、屯垦、水利、商业、矿业、电气、通信各科之讲习所,使分期学习,以一年至三年为期。[5](P639)

如果单从表面上看,南京政府的安置办法不无可行之处。但是,一则由于大部分被裁官兵不愿意回家,二则财政困难,官兵的安置发生了极大困难。以道淮计划为例,根据预算,道淮工程总长4 332 878公尺,总土石方2 097 278 054立方公尺,可容纳被裁士兵10余万人,需要工程费213 094 299元,(沈云龙,《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一〉)仅此项费用即占了南京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0%以上,若将垦荒、筑路、办工厂的费用考虑在内,所需经费更大。在南京政府财政收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庞大的经费根本是不可能的,何况遣散被裁官兵还需要上亿元的经费。这样,被裁官兵的安置实际上就成了一句空话,难以进行下去。无奈南京政府只好采取简单的办法,不负责任地一律遣散回家,“给他们遣散费和旅费,按等分给,多者三十元,少者二十一元,把他遣送到向谋生活的目的地去,”(《革命文献》第24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这又引起了被裁官兵的不满,各地不断出现被裁官兵聚众闹事的事件,裁兵当然就难以为继了。

在裁兵编遣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是导致裁兵编遣失败的重要原因。

全国经济会议后,各军事将领为掌握主动权,纷纷发表拥护裁兵编遣的通电,表示:“此次裁编之标准,惟当依国家实际之需要,与国用所能负担之程度,合全盘以统筹,为整个之整理。苟有以集团或地域为单位,而倡为均衡裁遣之说者,是在制度上将延长封建之恶习,为革命主义所弗容。”[5](P617-618)但实际上,各军事首领各怀私心,都是力图削弱对方军队而扩充自己的势力,因而在裁兵编遣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

各派军阀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军阀编留师的分配上。当时,在各集团军中,以蒋、冯实力最大,桂系发展最为迅速,而且占据着两湖、两广、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这不仅对江、浙形成威胁,而且抑制了蒋介石集团的发展。因而,蒋介石提出的裁兵编遣方案主要是争对冯系和桂系。他最初考虑,全国军队编为60个师,蒋、冯、各10师,阎、桂系各6—8个师,其他各地方军阀6—8个师。这一方案,立即遭到桂系的强烈反对。无奈,蒋介石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提出各集团军各缩编为12个师,同时又提出分区编遣,在全国划6个编遣区,除四个集团军之外,成立一个中央编遣区,张学良的东北军划为第五编遣区,中央编遣区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并提出各集团裁留标应“以对于革命之功劳如何为标准,功劳多之军队,务须保存,功劳少者,则多减速裁。”[5](P680)蒋介石的提案,使务派军阀人人自危,纷纷表示反对。后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提出的方案主张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8个师,另6-8个师由国民党中央处理。(《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31辑,南京大学出版)

二是裁留标准。李宗仁提出“考虑地方之状态而裁兵。”阎锡山提出各集团军要“平等裁兵案”,冯玉祥提出要“三有三无加齐全”的“以训练良否为裁兵之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者编,无革命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不全者遣。并建议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8个师。这一利己方案,立即遭到各军阀的反对。

上述矛盾和冲突反映在国民党全国编遣会议中,更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阎锡山的提案,以缩为主,李宗仁提出裁兵、筹款、安置三项,杨树庄力图为海军争一席之地,提出统一海军,缓撤海军总部、设立海军专部三案,蒋中正的提案数千言,空谈国防边防军制等问题。由于意见很难统一,蒋介石“于此次编遣会议,就多数问题,殆皆委诸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诸人,本人惟到席,缄默不发议论,其意似恐将来内部如发生不平,本人可免受责难也。”因而,会议“进行迟缓,大会根本问题之裁兵,尚未着手,编遣大会第四次会,有停顿之势。”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否决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提案。会议虽然通过了裁兵编遣的一系列文件,发表了通电,但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此次编遣会议决议,均空空洞洞,所谓规定,不过一种形式的约定,如重要之裁兵问题,且不风有具体的结果,如裁差退伍兵之年置,果有何办法,一时亦说不出。”[5](P770)民间对此更是“有许多推测,”认为,编遣会议虽然开了,但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不但无实际效果,反而要生出许多纠纷来的。”(《革命文献》第24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果然,编遣会议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便公开化了。桂系白崇禧通电“决不就四编遣区主任。”(《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31辑)使第四集团军裁兵编遣无人主持而流产。其他各派军阀对会议决议亦阳奉阴违,将所部进行了缩编,兵力不仅没有裁减,反而进行了扩充,蒋介石的裁兵政策难以进行下去。

既然在谈判桌上不能解决问题,就只能兵戎相见了。1929年3月开始的蒋桂战争,揭开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序幕。蒋桂战争后,接着又发生了蒋冯战争,1929年10月,发生第二次反蒋战争,随后,在11—12月,又相继发生了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战争。军阀间的混战,大大推迟了原定的编兵编遣在6个月内完成的时间,当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打败各派军阀的挑战、准备实行裁兵编遣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险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已经不是裁兵编遣的问题,而是充实军力以扩外侮。

此外,南京政府为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得不调集大军围剿工农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裁兵计划的实施。而各地方军阀更是借口对红军作战,对裁兵编遣阳奉阴违,甚至拒绝执行。特别是“湘鄂赣军事首领又以川军窥视鄂西、共产党窜扰湘鄂南境,请指定用兵区域,暂缓实行。”并抽调“二十团兵力清乡。”(1928年8月3日《申报》)使得湘鄂赣三省的裁兵编遣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