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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才华横溢之辈，皆有其性格古怪之处。而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 就拿民国时期，那位总是笑得像年画娃娃一样的军阀首领——冯玉祥来说，他的性格古怪的，简直像一朵奇葩。 出身贫寒的冯玉祥，因自身文化底蕴不足，经常会在作战指示中写错别字，导致部队行动偶有偏差，最终影响战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吟诗作词的喜爱。
作为西北军阀的首领，冯玉祥自然是靠着枪杆子，一路生生杀上来的。但这却不妨碍他做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发扬“神爱世人”的精神。 甚至他的部下也因受冯玉祥的“感召”，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 而满怀爱国情怀的冯玉祥，思想上总是在追求民族大义，但行动上却永远是尾随他人的矮子。
由此可见，冯玉祥之所以能令后世之人津津乐道，全赖他这种矛盾又怪异的性格。 而无独有偶，与冯玉祥一样心怀鹏程之志的柯庆施，性格也是古怪至极。甚至因为他的这种古怪，世人至今都无法给其一个，准确而客观地评价。 那么，柯庆施究竟有多古怪呢？在他所熟识的人眼中，他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矛盾的综合体在我国革命女作家丁玲的印象里，柯庆施这个“老熟人”，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从她所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便可看出，这位常去丁玲宿舍串门的“老熟人”——柯庆施，其实与丁玲宿舍里的人，并不相熟。 每次来到丁玲的宿舍，柯庆施都是老气横秋地坐在那里，既没有对女同志们，表现出爱慕之心；也不与女同志们随意攀谈。仿佛把板凳坐烂了，才是他此行的目的。 对此，丁玲和她的舍友们，虽不理解，却非常安心，还总是对柯庆施的这种行为，进行调侃。
除此之外，性格古怪的柯庆施，在工作作派方面，也是非常矛盾的。 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因在政事方面具有最终决定权，所以经常独断专行。 就拿“反右倾”运动来说，在划分“右派”分子时，柯庆施可是将一言堂的作派，贯彻到底。 在判定翻译家傅雷的成份时，即使周而复、石西民等工作人员，均表示傅雷同志，可以不划归右派。但固执己见的柯庆施，无视他人意见，直接将傅雷打成了“右派”。 还有在建设卫星城镇时，为了便于上海工业大区——闵行区的发展，需要从闵行修一条一级公路，直通上海。 但因为占用了一部分农田，导致不知情的柯庆施，在视察工作后勃然大怒，直接批评相关负责人，为搞形象工程，不知百姓疾苦，私占农田，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派。同时要求相关负责人，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进行深刻地检讨。
虽然，柯庆施此人有些刚愎自用，但他也有广开言路，深入调研的时候。 例如马达、赵三元等文化名人，在上海工作期间，柯庆施经常在晚饭后，拉着他们其中一人去散步。 还边走边谈工作，或有关民生、或有关政治制度等，柯庆施总是会给予对方，极大的言论自由，并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
还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柯庆施在收到薄一波派人送来的钢厂报告后，发现报告里，只有导致钢厂发展困难的各类问题的罗列，并没有具体的分析材料。 于是，柯庆施马上派了个工作组，前往一钢厂进行调查，并要求工作组摸清情况，找准原因，定时汇报。 在调查结束后，柯庆施召开了市常委会议，并在通报调查结果的同时，就机构精简、原材料浪费、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根据会议内容，写成了《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论文。
另外，在对待工作的态度方面，柯庆施既有逢迎拍马的一面，亦有勤恳踏实的一面。 在那个娱乐项目匮乏的年代，当时的机关单位，只能组织一些舞会来自娱自乐。 但这落在柯庆施眼里，就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对此，他不仅多次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通报批评。还严令禁止，各机关团体举办舞会，不许党员干部们跳舞。
但在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时，从不跳舞的柯庆施，一反常态，不仅让市委办公厅，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舞会，还违法自己定下的禁令，步入舞池跳舞。 然而，这个看起来有些官僚主义的柯庆施，却不是一个只会逢迎拍马，不学无术之辈。 与之相反，他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善于思考和分析的人，对待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的。 勤恳工作的柯庆施不喜应酬，也很少外出游玩。每天一到办公室，就开始浏览报纸，了解时讯。 白天除了开会、办公，就是外出视察工作。晚上也是留在家里看书、阅读群众信件或找人谈话。
还有在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或市委的文件时，柯庆施从来不会，为了讨某个领导的喜欢，而见风使舵，他只会把经历放到稿件的质量上。 就拿市委会议上，柯庆施做的“反浪费”发言稿来说，为了更好的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柯庆施与秘书长一同查阅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书籍。他们一边讨论学习，一边把要讲到的内容，进行了思想升华。 由此可见，柯庆施此人，不仅性格古怪，就连他的行事作风，也处处透着古怪。
然而，谁能想到，年少时的柯庆施，也曾是个妥妥的“愤青”。 他因看到《申报》上刊登的,关于北大教授胡适、陈独秀等人，因思想言论过激，被教育部责令辞退的新闻，而倍感气愤。 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总统徐世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乃不堪为政。
虽然，柯庆施认为政府的行事有违公平，但他根本无法与政府对抗。 只能把自己的笔名改成“怪君”，借此来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扫除“世间怪象”，当作毕生的使命。 然而，此时的柯庆施，怎么也无法料到，十几年后的自己，思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因为自己古怪的性格，成了别人眼中名副其实的柯怪。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让愤世嫉俗的柯庆施，有了如此大的改变？
年少亦曾有为这就得从柯庆施的个人成长经历说起。作为新安柯氏第四十一代继承人，柯庆施出生于歙县南乡的竹溪村。 其父是个极具爱国主义情怀的治学者，不仅创办新式学堂，还提倡女子入学，思想可谓是十分前卫。 而从小便在父亲的学校，接受新思想的柯庆施，在就读省立二师高等部后，不仅因拜读了《新青年》里，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新思潮作品，开始觉醒了民主革命意识，还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随着安徽的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游行，以实际行动，为在北京搞爱国运动的学生们助威。
随后，柯庆施加入了“徽州救国十人团”的柯庆施，一边组织加工、贩卖手工编织物，换取活动经费。一边通过示威游行、演讲、抵制日货等手段，宣传反帝思想。 但因此，也让这位爱国进步青年柯庆施，遭到了表里不一的校长的劝退处理。 不过，毫不灰心丧志的柯庆施，又被送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念书。 在校期间，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柯庆施，通过长时间的，对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走访调查，写了一篇名为《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的文章，并以“怪君”的名义，发表在了《劳动界》上。 文章通过对底层人民代表——人力车夫的悲惨状况的描写，揭露了旧制度对劳动人民的盘剥，从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与此同时，视陈独秀为偶像的柯庆施，也经常给陈独秀写信。 从他们彼此来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不满二十岁的柯庆施，很是欣赏。 他们谈政治、讲革命、聊人生、论学术、分析社会问题……在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柯庆施的眼界变得更为广阔了，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920年，在南京读书的柯庆施，受到陈独秀的邀请，远赴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至此，柯庆施彻底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道路。
随后，受到团组织指派的柯庆施，重返南京，完成了团组织的发展任务。 后来，师范毕业的柯庆施，被党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马列思想学习工作。并在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党及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 在充分学习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后，柯庆施还幸运地，被共产主义国际导师——列宁接见。 而这也成了年纪不大的柯庆施，被称为“柯老”的原因。
第二年，回国返沪的柯庆施，由团转党后，被分配到了团中央工作。负责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和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 同年年底，受党指派回到老家安徽的柯庆施，一边借《新建设日报》编辑身份，大量转载《新青年》和《向导》的文章，来宣传革命真理，一边进行着团组织建设、惩戒猪仔议员等革命活动。 中共三大后，在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经林伯渠介绍，柯庆施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任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柯庆施，协助国民党，完成了改组、发展的任务。
1926年，在海参崴工作了两年的柯庆施，回到了上海。被委任为安徽省，临时省委书记，并积极开展各类革命工作。 第二年，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制造的3.23反革命事件，准备还击的柯庆施，连夜起草了通电，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公之于众。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安徽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党内成员不是被杀，就是叛变。 但意志坚定的柯庆施，并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吓退，反而积极开展党组织恢复工作，终于在半年后，完成了芜湖、安庆等十余地的党组织恢复工作。
然而，付出全部心力的柯庆施，不仅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嘉奖，还被中央特派巡视员尹宽指责、排挤，调到上海任闸北区委书记一职。 1929年，受党的指派，前往湖北从事兵运工作的柯庆施，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一职。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柯庆施因和王明关系交好，也被卷入到了这场无妄之灾里。 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忍受，投井自尽。而被逼无奈的柯庆施，要不是有毛主席的帮助，也差点步了妻子的后尘。 而就是这件事，让柯庆施的思想、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性格变得更加古怪，行事作风上，更是矛盾重重。
追权却不逐利也许是感念主席的相助之情；也许是被王明事件吓怕了，想要抱条金大腿；也许是认清了现实，知道了位高权重的好处；也许…… 但不管出于哪种目的，曾经那个一腔孤勇的柯庆施，也学会了钻营。 在对主席的讲话、著作进行研究后，心细如尘的柯庆施，发现主席偏爱杂文问题。 于是，抱着投其所好的目的，柯庆施在仔细研读了，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后，提交了一篇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
而此文不仅文体是主席所好，就连文章的思想、主张也与主席不谋而合。因此，柯庆施获得了主席的赏识，职位也跟着水涨船高起来。 然而，身居高位的柯庆施，与大多数追求权势的人相比，简直就是一朵清新脱俗的奇葩。 柯庆施从不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甚至他的生活，比过去的富农还要简朴。 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艰苦朴素的柯庆施，不仅要求家里的生活水平，要与当地的老百姓一样。还不许家人食用肉、蛋等难得的食材。 甚至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市里的领导们分发的福利，也被柯庆施拒之门外。
柯庆施这种清廉律己的作风，并不是可以营造出来的，而是可在骨子里的。 据电影演员张瑞芳回忆，建国后，临时调任延安工作的柯庆施，还与张瑞芳母女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 那时的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衣服鞋子都是补丁落补丁，也舍不得扔。 而节俭惯了的柯庆施亦是如此，但由于自己不善针线，就摆脱张瑞芳的母亲帮忙。但张母翻遍了柜子，也只能找到一块红布。 本以为有头有脸的柯庆施会拒绝，那承想柯庆施不仅没有拒绝，还穿着打了红补丁的裤子去工作，一点都不怕人嘲笑。 纵观柯庆施此人，既知书善学、任劳任怨，勤恳执政，又善弄人心，投机钻营，搅风搅雨。真可谓是一个矛盾、古怪的综合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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