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人民军队中高开低走的将领，你第一个想到谁？就我个人而言，是何长工。他在革命早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第一面军旗由他设计、朱毛井冈山会师是他牵线搭桥、1930年当军长、1935年当军团政委...... 单论红军时期的成就，有几位大将都不如他，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高级干部，1955年至少也能当上将军吧？然而现实是何长工并没有军衔，甚至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离开军队。这是为何呢？ 原因在于长征时期的草地分兵，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选择。
何长工原名叫何坤，“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为他改的。1924年，从欧洲回国的他被组织派往湖南老家开展农民运动，由此结识毛主席。 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大肆抓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何坤遭到通缉，主席为了他的安全，建议他改叫“长工”暂时离湘，这个名就是希望他能永远做人民的长工。 他觉得这个寓意很好，便带着新名字去往湖北，进入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警卫团本来收到消息要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事发突然，8月1日起义爆发，他们8月2日才收到消息。动身追赶的路上，警卫团听闻起义军已南下潮汕地区，途中还有众多国军围追堵截。 再赶过去，只怕半路就会被歼灭，所以警卫团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在江西修水休整。
团长卢德铭秘密返回武汉，获取新的指示，警卫团接下来的任务是配合农军在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何长工再度与毛主席共事。在这个过程中，何长工设计了我军的第一面旗帜，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先前的南昌起义，部队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旗帜也没改。而秋收起义，主席决定要打出一面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 1927年8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后，主席把设计军旗的重任交给何长工。 他也没有辜负期望，几经修改后拿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作品，最终起义时就打出这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
由于敌人力量太过强大，秋收起义余部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放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转而去往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 安定下来没多久，毛主席又委托何长工去帮忙寻找南昌起义余部，革命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两部若能会合，那就可以更好地壮大声势。 何长工10月5日出发，经武汉、长沙、衡阳、广州等地，最终在距离韶关40多里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为两部建立起联系。1928年4月28日，朱、毛两部于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会师，何长工为双方介绍认识。 中央红军的源头就在朱毛会师，而何长工是促成会师最重要的那个人，贡献如此特殊，后来的地位自然也非常特殊。 何长工担任过朱毛红四军28团党代表、红三军团第8军军长、红五军团13军政委等职，另外他还获得过一项殊荣。
1931年9月，何长工奉命筹办红军学校，建成后又担任了校长兼政委。该校创立的目的是为红军培养军官干部，换句话说，从这里走出来的将领都是何长工的学生，中央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可见一斑。 1935年初，毛主席通过遵义会议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不久就让何长工去担任红九军团政委。前面这些经历看下来，他是中央红军嫡系里的嫡系，但在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北上南下之争时，他的做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称得上是在中央背后捅了一刀。 1935年6月，两大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番号统一，红一方面军的各军团改称军，红五军团改为红5军，红九军团改为红32军，何长工仍任32军政委。 当时红一方面军经历了多番血战，人数只有一万左右，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面容憔悴、营养不良。而红四方面军才刚刚出征，足足有8万多人，两相对比下，红四领导人张某生出了野心，不断地向中央索取权力。
中央出于团结同志的想法，尽可能满足了张某，然而张某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涉及到了原则性问题。中央看出麻烦所在，没有再退让，张某对当面撕破脸没有把握，就假意答应了北上。 8月，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分开向北挺进，红5军和红32军在以红四方面军力量为主的左路军中。 令人无奈的是，两支部队分开没多久张某就露出真实面目，想要用武力来胁迫红军全部南下，幸好电报先被叶剑英看到，毛主席随即让中央机关、红1军（原红一军团）、红3军（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匆忙北上。 红5军军长董振堂得知后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张某，表示要率部追随中央，结果被张某的亲信黄超当众打了耳光。董振堂是很有党性的人，即便受此屈辱，他也不想红军打红军，就忍了下来。其他原红一方面军的人迫于压力，只能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
10月5日，部队到达卓木碉，张某不再遮掩野心，公然宣布“另立”。他也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光靠自己麾下的人来出面，没什么说服力，于是就点名让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出来做“表率”。 据时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晚年回忆：首先是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对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里也有提及：会场气氛沉闷，谁也不想出来破坏团结。张就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他们几位列举的一些事情，我们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两位亲历者说的“几个干部”，分别为：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作战部部长邵式平、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越是亲近的人，说的污蔑之语越容易让人相信，何长工跟毛主席那么亲密，他的发言就误导了很多人。
何长工这个中央骨干，为什么跳出来站在对立面呢？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征时的遭遇，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态度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正是后卫部队，损失比较惨重。红九军团在三渡赤水河后还执行了一次伪装主力牵制的任务，被敌6个师围攻。 而掩护主力过江后，红九军团自己要渡江的浮桥却被拆了，使得他们孤军转战了近两个月，损失极为惨重。在罗炳辉和何长工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意见。 二是有些责怪中央不重视自己，这是张某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提及的：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 这点倒是无奈，由于事发突然，中央机关自身都危险，在身边的部队能通知上已很不容易，如何去通知红5军、红32军呢？即便是通知到了，这两个军也没办法一起走，董振堂的遭遇就是明证。
三是眼光有局限性，我们站在后世当然知道北上才是正确的，但处于那个时代的人可不知道。当时中央红军连落脚点都没有考虑好，还是到哈达铺才确定要去陕北的，如此背景下，其他指战员肯定也会迷茫。 何长工看到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以为跟着他们更有出路，因此张某稍一施压，他就同意了。 晚年他也自我批评过：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有部分跟随张钻进了死胡同，这里有很多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从主观上犯了错误。 话说回话，无论几个原因，说到底还是何长工不坚定，同样在左路军的董振堂可没有屈服。董振堂是1931年末宁都起义才参加革命的，何长工还是董振堂的入党介绍人，这么一对比，何长工更是尴尬。
如果一直在红四方面军中受到张某蛊惑，倒还情有可原，但原先红一方面军的骨干何长工“背刺”，中央还怎么敢相信他？因此到达陕北后，何长工就脱离一线指挥岗位，转而去搞教育了。 可惜那么高的起点，何长工1955年未参加授衔，一步错步步错啊。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非常奇怪，何长工因为早早退出权利核心，大运动时期就没怎么受到影响，1980年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副主席，成了副国级干部。这个级别，好几位开国大将都没有达到。 起起伏伏，这人生经历挺精彩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