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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分家”,何长工为何站在张氏一边?事后主席两次谈话

 贵而全之 2022-05-27 发布于湖南

何长工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旅欧支部成员;参加秋收起义,设计了我军第一面军旗;在红军早期的地位很高,还曾经是林彪、黄克诚等人的直接上级,长征途中任红9军团政委。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时,何长工“站错了队”,并从此淡出了军队一线岗位,改从事军事教育等工作,似乎默默无闻了。那么,属于正宗的红一方面军、与毛、周很早就有很深交集的何长工,为什么会犯这一错误?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事。

(一)在卓木碉会议上,带头给张氏“站位”

应当说,何长工可谓是红一方面军“嫡系中的嫡系”。1935年3月,即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主席找何长工谈话,准备调他去红9军团任政委,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你去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的”。

红9军团在参加长征的各军团中,是比较特殊的一支部队,一路上当后卫或“疑兵”使用。出发时有11500多人,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下不到1000人。红9军团长征是从福建长汀出发的,先后编入红一、四、二方面军序列,历时2年,3过雪山草地,行程3万7千里。

1935年8月,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准备北上甘南,红9军团改称的红32军编入左路军。由于张氏(国焘,以下均表述为“张氏”)坚决不肯北上,9月10日,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率红1、3军(红1、3军团改称)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这样,编在左路军序列的红5军(红5军团改称)、红32军只得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掉头南下川康。这就是有名的“草地分家”。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张氏10月5日在卓木碉召开干部大会,决定“另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何长工等几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犯了站位的错误。

在卓木碉会议上,张氏鼓动参会干部。据徐向前回忆:“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氏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首长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时任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在回忆中说:“会上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主席?……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

(二)带头反对的原因:或是出于不满或是迫于压力

应当说,这些人的讲话,确实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影响极大”。尤其是何长工,参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也深受毛、周等首长的器重和信任,当时很多人不大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反复查阅,都没有找到原始资料(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资料)。但笔者关注到一个情况:上述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在红5、红9军团任职的干部。因此,在客观上有以下原因:

一是长征开始后,红9军团(还有红5军团)一直担任后卫,部队损失极大,湘江战役后锐减到3000多人;遵义会议后,又被安排掩护主力,迷惑、牵制敌重兵集团,脱离主力单独活动2个多月,数次陷入死地,部队损失惨重。部队中对决策层这种“丢卒保车”的做法,难免心有不满。

二是核心机关率红1、3军团单独北上,没有带上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5、红32军。张氏在回忆中说,红5、32军发言的人,对于核心机关“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因此,当时红5、红9军团干部的怨气可能更重一些。

三是受到某种巨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不满还是迫于压力,主观上还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定力不够。当时随红四方面行动的有红5、红9军团和红军总部,还有很多会师后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红一方面军干部。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反对张氏南下和“闹分家”的行径。

朱德和刘伯承的态度,大家都很清楚了。在军级干部中,彭绍辉、董振堂、陈伯钧等人的态度就十分明确和坚决。其中最典型的是调任红9军参谋长的陈伯钧,他直接给张氏写信,几次直接找张氏谈话,表明自己的态度:“组织内部的一切事件,红军中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确实很有胆略。

(三)对于何长工等人错误,组织上并没有深究

对于此事,何长工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氏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犯了执行张氏路线的错误。”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何长工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前往保安。主席曾找何长工谈了2个下午。第一个下午,是何长工汇报红四方面军和红32军情况。第二个下午,就自己执行南下路线作了自我批评。谈话最后,主席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并准备安排他去四局当局长。但本人提出去红大学习。

过了2天,周副主席也找何长工谈话说:“主席跟你谈话的事给我讲了。你作了检查,这事就完了。”

何长工

朱总司令在汇报时,说何长工“有错误,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千方百计筹备了可供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所需的粮食;二是组织了秘密收容所,保护了红一方面军掉队的干部战士”。

应当说,何长工等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组织上并没有为难他,更没有追究责任,仍注重发挥其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也仍然受器重。后在抗大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舞台。当然,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何长工还是有影响的,至少是职务晋升上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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