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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就作为中医学的两大特点深深地刻在中医人的脑子里。辨证论治包括两大部分，即“辨证”和“论治（施治）”，认为“症”和“证”应严格区分。辨证是认证识证的过程，即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症状之“症”与证候之“证”在新中国成立前是通用的，如吴有性在《温疫论》中指出：“病證之'證’，后人省文作'証’，嗣后省'言’加'疒’为'症’。1955年开始辨证论治首次被大范围推广和提倡，当时，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刚刚确立和贯彻，一大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借用此前并不被重视的“辨证论治”作为对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传。至今近七十载，辨证论治似乎在当前中医领域已成为某种“政治正确”，如果诊治脱离了辨证论治，那便被视为洪水猛兽，致使中医学界不少优秀的学术观点不能得以发扬和推广。 就在半年前，新冠病毒感染在我国集中爆发，在同一个地区，早期几乎不同的人都有相似的症状：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咽痛。我用柴葛解肌汤治疗这一情况，多数人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发汗退热并且缓解身痛咽痛。热退病情缓解之后，情况又不一样，有的人出了一身汗后就恢复如常了；有的人会出现怕热、咳嗽咳黄痰；有的人会出现怕冷、咳嗽稀白痰；有的人会存在较长一段时间低热，并伴有纳差乏力恶心呕吐；有的人会出现畏寒并伴有腹痛腹泻……为什么同样的邪气、同样的病机（即同样的证）、应用同样的方药治疗效果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不久前，见黄煌教授治疗一11岁女童银屑病病例，颜面部、躯干部等多处皮损，影响容貌，小姑娘又是比较心思细腻争强好胜的性格，学习上又是非常努力，成绩名列前茅，得病后更是夜寐不佳、情绪低落、爱哭泣，瘦高体的体型加上多愁善感的心绪，活脱脱似一个小黛玉。这样一个银屑病病例，如何辨证论治，银屑病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证”出现，血热？血燥？血瘀？热毒？我想治疗过这个病的医生都会觉得该病相当棘手，治疗难度可想而知。黄煌教授没有直接治疗银屑病，他认为患者体型瘦高、多愁善感、心思细腻，加上得病后受到的打击更大，皮肤所带的情绪就更加敏感，转而调治体质，选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栀子厚朴汤；方用50剂，全身屑斑尽数消退，令在场参观学习的皮肤科专家都啧啧称奇。 正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病邪侵入后会出现“从阳化热”“从阴化寒”等情况，我们在治疗外感病的时候便不能单纯使用辨证论治，更要注重患者体质及瘥后调理；同时，临床上病情千变万化，会存在很多辨证论治效果不佳甚或无证可辨的时候，辨病论治、辨体论治、方证相应、方-药-人、方-病-人等概念的提出，弥补了辨证论治上的不足。 诚然，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在中医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只讲辨证论治，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家之言也将难以为继。辨证论治存在局限性，不被其束缚手脚，以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来对待中医，中医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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