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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朝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的调适 元代中书省左右部，“承命宣制，奉行文书，铨叙流品，编齐户口，均赋役，平狱讼，此左右部之责也”。 
阿合马虽执掌中书左右部，却只是分理财政事务。诸路都转运使为元初地方转运司之长，其职掌为负责地方诸色课程、商税等征收与转输以及地方矿冶业机构。 诸路都转运使虽由阿合马兼任，但其独掌中书财权却阻碍重重。尤其是至元五年(1268)元廷设立御史台，其后又在各地设提刑按察司(后称廉访司),并赋予台臣弹劾制司官员“肃清风俗，刷磨诸司案牍”之权。 阿合马反对道：“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今绳治之如此，事何由办?”但台臣认为“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恣贪暴，事岂可集耶”。元代监察体系的设立，使得阿合马独掌财政决策权的意图受到百般阻挠。 制司的设立使中央财权出色地完成一次战略性转移，并成为阿合马侵占中央财政决策权的突破口。不仅诸路都转运使的职权归制司统辖，且地方财政官员选任、升迁等人事权亦由制司负责，如“制国用使司选擢通廉知钱谷者”,充任地方行用交钞库使与副使。 
此外，地方官员的政绩臧否亦是由制司负责审核。元廷财政决策与运行由制司负责统领。制司之职权虽重，元廷财政决策与运行亦多由制司负责，但其终究是中书省附属机构，制司主导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时常受到中书省的牵制。 然而当时元政权内有中央对蒙古勋贵的巨额赏赐，外有平宋战争需要进行，且西北蒙古诸王叛降无常。 故而世祖急需建立高效率的直接对君主负责的财政决策与运行体系，以应对财政支出压力。阿合马便顺势建议世祖设立尚书省，此举可以满足忽必烈摆脱内外困境的战略需求与巨额财政支出的内在要求。 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看，元朝在统一全国、维护政权统治的过程中，也需要建构高效运作的财政体制以支持元政权进行统一战争。 
然而制司财政职能的履行颇受中书省限制，成效亦是远不如尚书省主持全国财政之时显著。 制司被罢前，阿合马一直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职兼领。至元七年(1270)正月，世祖同意设立尚书省的请求并委任阿合马为尚书省平章政事，令其主持尚书省日常政务。 尚书省设立后，制司官员张易、张惠、李尧咨、麦术丁、杨湜、张昉等均转入尚书省任职，可见尚书省又成为阿合马独揽中央财权的大本营。尚书省的设立，是因“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 此举却引起群臣的普遍反对，安童即言于世祖曰：“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从臣等议定奏闻，已有旨俞允。今尚书省一切以闻，似违前奏。” 
世祖设立尚书省之初，儒臣群体纷纷指责阿合马擅权与渎职：“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至元九年(1272),世祖下令将尚书省与中书省合并，此次两省合并名义上虽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然而自至元八年(1271)世祖便委任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凭借所掌中央财权逐步控制中书省而独揽朝政大权。 综上可知，尚书省初立时，阿合马即执掌尚书省及下属六部，同时元廷人事铨选权归尚书省具体负责。中央虽有诏令明确规定尚书省政务须咨禀中书省加以定夺，但从上文安童的奏言中可知，阿合马执掌尚书省之时，事无大小与所用之人皆由阿合马自择。 安童虽据理力争，但最终成效不大，安童不断退让不仅放弃对中央财权的掌控，同时也丧失了中央人事权，可见阿合马之权重程度。中书省与尚书省在朝廷的财权与人事权分配上，均由阿合马占据主导。阿合马主持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期间，也基本解决了元廷的财政压力。 阿合马在世祖支持下设立尚书省，尚书省本是专为理财而设立的机构，其前身是制国用使司。制司专职理财，而后因忽必烈为提升中央行政效率，将官员铨选等人事权一并交与尚书省。 
其后，中书省与尚书两省合并，但中央权柄实由阿合马掌控，“中书之署仅同闲局”。阿合马通过最初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之职，到设立制司，其后奏立尚书省等举措，逐渐实现了独揽朝政的目的。 阿合马以中央财权转移为突破口，屡次对中央财政机构进行废立，最终完成对元廷中央权力的掌控。 
世祖朝中枢体制调整及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的完善 阿合马、桑哥主政时期，元廷曾设立尚书省主持财政决策与运行，在此期间亦有部分臣僚屡次向君主提议设立门下省以期恢复三省制，此奏议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世祖朝中枢体制历经尚书省几度设立与罢黜以及臣僚建议设立门下省浪潮后，最终由中书省负责全国政务。世祖朝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经过不断调整亦是日趋完善，形成由中书省户部主持中央财政的决策与运行。 
世祖虽以汉法对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进行改制，却是有节制地采用汉法。忽必烈需要利用必要的儒家治世之道，稳定元朝统治以及安抚和赢取儒家士人群体支持。 但为维持元廷财政正常运行以及解决中央财政压力，忽必烈不得不重用理财能臣。世祖朝儒臣群体与理财官员间围绕着“义利”观念，亦出现互相倾轧的局面。 世祖之所以另立尚书省，首先是擢升亲信，“元世任用勋旧，诸人皆新进，若与之同官，势必出其下，不可得志”。其次是世祖希望建立起高效率的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体制。 尚书省设立期间，曾有臣僚两次上疏建议世祖设立门下省。至元六年(1269),元廷另立尚书省后，徐世隆顺势上书建言设立门下省，即“奉敕议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以期解决“中书、枢密事多壅滞”现象，然却遭到侍御史高鸣的反对。 
高鸣认为由中书一省主持中央政务仍觉效率低下，若采用三省制“不如一省便……议遂罢”。至元十四年(1277),南宋降臣谢昌元上书忽必烈，提议设立门下省，希望完善中央封驳体制，“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弊。帝锐意欲行之”。 世祖对门下封驳体制大为赞许，并怒斥翰林学士承旨王磐：“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必今日开是省。”从世祖“必今日开是省”的态度，可见其对门下封驳体制的推崇。 此时阿合马百般阻挠门下省的设立，《元史》亦有所载，即便封驳体制之议取得世祖的默许，最终因阿合马及其党羽的阻挠而未能成功设立，竟“为阿合马所阻”。 《元史》将门下省最终未曾设立归咎于阿合马等人的阻碍，笔者认为应以当时国家财政收支的角度进行解读：门下封驳体制最终没能成功设立，究其根由是世祖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此时急需阿合马总领朝政，缓解元廷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世祖亦需要利用色目官员掣肘儒臣群体，以取得权力制衡之效。 
虽然谢昌元建言设立门下省时元朝已占领临安，但国家财政却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无法在新占领区域快速建立起稳定的赋税征收体系。西北蒙古宗王、贵族叛乱不休，局势一时难以平定。 至元十三年(1286),元政权因战事不断，中央财政赤字异常严重，元廷新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六百六十五锭以缓解财政压力,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 世祖朝中枢决策体制不断调整，财政体制亦随之演变。尚书省被罢后，中书省户部成为主持全国财政事务运行的行政机构，户部财政职能的履行与元廷中枢决策体制的调整、完善息息相关。 中统二年(1261)五月，元廷对宰执群体以及中央官制进行调整，自此户部开始发挥部分财政职能：“省臣奉旨命户部发钞或盐引，令有司增其市直，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募客旅和籴粮。”次年三月，“命户部尚书刘素专职钞法”。 
然而因元初财政体制处于草创阶段，财政机构及其财政职能亦是不断调整，户部主持全国财政是在中枢决策体制稳定后才得以实现。 元代中枢决策体制不断调整与完善后，户部扮演着全国性财政管理机构的角色，并履行中书省臣的财政理念执行元廷财政政令。 户部在主持全国财政事务正常运行过程中，保障政府官员官俸、军需供给，稽查全国范围内的钱谷账簿等事宜，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是其肩负的最基本职责。 世祖通过不断设立与废黜制国用使司、尚书省等中央机构，来实现维持中央财政正常运行的目的。在此期间户部与制司的财政职能重叠，使户部无法发挥主持全国财政事务正常运行的效用。
户部及其所属机构的财政职能，在经历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不断调整与完善后才得以正常履行。制度的推行必然无法摆脱当时的人事调整以及政局变动的影响。 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的调整与演变，亦会受到以人事调整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左右。元廷中枢决策体制的调整，始终影响着中央财政决策与运行机制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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