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来明：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東泰山人 2023-08-30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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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撰文丨余来明

余来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关键词] 文人交往竟陵诗学《诗归》钟惺谭元春

文士之间通过书信论学、论文，自汉魏以后就已经开始流行，如魏晋时期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唐代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白居易《与元九书》，宋代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苏轼《答谢民师书》、严羽《与吴景仙论诗书》，元代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等等，都是以谈论诗文知名于世的书信。然而书信真正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还要到明代以后。明代自中叶以降，文学的演进常带有浓厚的论争意味，而书信作为文人间直接对话的文本，则为这种论争提供了最佳途径。“前七子”的兴起与衰落，从某种程度上说都与“前七子”集团内部及其与南方文人之间的论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人之间往还论说的情形，是研究明代文学展开历史现场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关于诗文观念与写作方面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代文学演变的进程。

作为晚明诗坛继公安派之后最受关注的诗学思潮，竟陵诗学在晚明诗坛的登场，即与钟惺、谭元春二人通过论诗书对自身诗学观念的推介有密切关系。二人合编《诗归》的问世，常被作为竟陵诗学兴起的重要标志。《诗归》通过标举“性灵”诗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典范系统（古诗、唐诗）进行重新认识，以不同时好的选录标准和评点观念引起广泛关注，以致时人有“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１]}的感叹。《诗归》自问世后短短数年间便风靡整个诗坛，成为继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之后最具影响的古诗、唐诗选本，其不同凡俗的诗学眼光也成为热议话题，招来批评之声。返回晚明诗学现场，我们不禁发问：一部问世不久即招致诸多非议和批评的诗歌选本，以及当中所蕴含的诗学观念，是如何在诗友中进行传播，进而在晚明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诗学声音的？本文的考察侧重于钟惺、谭元春二人作为编选者，如何利用交往性的文本（包括往来书信、为他人所作诗序等），努力将个人化的诗学理念转化为具有普遍意识的诗学宗尚。竟陵诗学在明末诗坛的登场，即是通过钟、谭二人在与人书信中对《诗归》的编选宗旨、评诗论调等不断进行叙说而展开的，最终以《诗归》的刊行面世实现其诗学观念的公告天下。在此过程中，作为诗学观念载体的诗选文本不再是单向形态的阅读对象，而是对话场景中被置于话题中心的思想源码，经过彼此双方往还论说，潜藏于文本背后的思想张力得到充分发掘，从而形成新的诗学观念场域。发掘这样的文学史细节，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和理解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强音的历史过程。

一、“真诗”与“古人精神”

钟惺、谭元春编选《诗归》的目的，是通过文本选择、诗歌评点等形式建立起新的古诗和唐诗典范系统，并由此传递独具一格的诗学观念。钟惺在《隐秀轩集自序》中说：“平气精心，虚怀独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内自废其中拒之私，务求古人精神所在。”^{^[２]}这样的思想追求不仅体现在其自著诗文中，也是贯穿于《诗归》选评的根本理念。在写给蔡敬夫的信中，钟惺谈及《诗归》的选诗理念说：“家居复与谭生元春深览古人，得其精神，选定古今诗曰《诗归》。稍有评注，发覆指迷。盖举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见于世者，一标出之，亦快事也。”^{^[３]}强调《诗归》的编选建立在发掘古典诗歌文本真实意涵的基础之上，并突出这种意涵的发掘不但具有普遍合理性，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即信中所说的“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见于世者”，由此凸显文本解释的创造性和权威性。

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钟惺和谭元春都强调自己编选《诗归》的严谨态度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谭元春在写给蔡复一的信中，提及与钟惺选录唐诗的经过说：“春阅唐诗讫，曾有'无嫌同或异，常恐密兼疏’之句，盖彼取我删，彼删我取，又复删其所取，取其所删，无丝毫自是求胜之意，乃可共事。”^{^[４]}信中所说，可以谭元春《住伯敬家检校唐诗讫复过京山》诗作为参证：“勿嫌同或异，常恐密翻疏。仙佛精神耀，贤愚准则如。既须存豁达，亦以戒孤虚。解者须之后，勤焉慎厥初。”^{^[５]}谭元春在不同情境中回忆自己与钟惺编选《诗归》的情形，都强调二人的态度一丝不苟。如他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回忆此段经历说：“万历甲寅、乙卯间，取古人诗与元春商定，分朱蓝笔，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顾，世所传《诗归》是也。”^{^[６]}又如在《自题西陵草》中说：“甲寅之岁，予与钟子选定《诗归》，精论古人之学，似有入焉者。而适以其时往西陵，遇境触物，所思所笔，遂若又进一格。”^{^[７]}种种记述表明，为了显示《诗归》编选的不同寻常，二人一再强调自己是以探幽索微的态度开展工作，并将自己当作古人的知音，以此发掘所谓的“真诗”与“古人精神”。

同样是提及编选《诗归》的严谨态度与良苦用心，钟惺的说法更加形象、具体。他在写给蔡复一的信中说道：“凡得公诗无不和者，此番独未能。自西陵游后，断手于此矣。两三月中，乘谭郎共处，与精定《诗归》一事，计三易稿，最后则惺手钞之。……至手钞时，灯烛笔墨之下，虽古人未免听命，鬼泣于幽，谭郎或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也。此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８]}一方面，为了保持对编选工作的专注，钟惺甚至放弃与友人长期保持的以诗歌唱和之举，其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这种用心专一的背后，则是“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的观念与态度。另一方面，作为《诗归》的最终编定者，钟惺在信中展现了其诗歌选评的苦心孤诣，想象着夜深人静之时，在灯烛微光的映照下，选者伏案奋笔疾书，一首首古诗、一个个古人跃然纸上，跨越千年时空进行无声的对话。其间情形，恰如钟惺在一首诗中所写：“兹来真不苟，所得颇皆微。孤意相今古，虚怀即是非。”^{^[９]}“微得”“孤意”之中，潜藏的是选评者不同寻常的诗学观念，而这种观念在钟惺的自我认知中又与“古人精神”遥相契合。

钟、谭二人与蔡复一之间往来书信频繁，从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间的多封书信都涉及《诗归》编选相关问题。在万历四十三年写给蔡复一的信中，钟惺对编选《诗归》的诗学指向进行详细阐发，并批评“后七子”、公安派流弊。信中提到：“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时聪明者矫之，曰：'何古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余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护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议，曰：'自用非也，千变万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语似是，最能萦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谓古人千变万化，则又皆向之极肤、极狭、极套者也。”^{^[１０]}所谓“学古”的“嘉、隆间名人”，是指以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派，而提出以“自出眼光”对其“矫之”的“近时聪明者”，则是指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诸人。对于嘉靖后期以至万历年间的这两股诗学思潮，钟惺都持批评态度。在此基础上，钟惺将发掘“古人精神”作为《诗归》编选的宗旨，此即“诗归”之“归”的要义，所谓“归之为言，实也”。这是一种不同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声音，其中关乎的是诗文“实”与“不实”问题。他在信中说：“夫诗文与白业，不当论其第一第二，而且论其实与不实。仕宦去白业远，然虚谈白业亦易；山林去诗文近，然实修诗文亦难。公步步著实人，故与公实心勘之，知公必虚心听之。……夫诗何以曰'归’？归之为言，实也。”^{^[１１]}这样的论说，在钟惺所作《诗归序》中被进一步发挥，针对的是明代中期以后颇为盛行的“复古”论调：“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１２]}由此引出的，是钟惺选诗以寻找古人“真诗”的观念，“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这也是《诗归》之所谓“归”的真义：“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而所谓“真诗”，即古人精神的真实反映。由此，钟、谭二人的选诗也就成了一次“古人之诗”内涵的重新发掘，即序中所说“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以达到“古今人我”合为一体的境界，“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的含义也由此得到体现。

钟惺对《诗归》诗学精神的推扬，得到了友人蔡复一的回应。蔡氏为谭元春《寒河集》作序，对“真诗”说做了进一步阐发：“诗、乐致一也，《三百篇》何删哉？存其可以乐者而已。诗而不可乐，非真诗也。音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诗乐之理尽是矣。……乐亡而称诗者，离音而事藻，离感而取目，而真诗危。存于人代，众波沿接，持论益肤。一以为摹古，一以为运我，皆然矣，而皆未然。夫自然真诗，虽无择而存，而其行于世也，细若气，微若声，不可以迹。古作者遗编炯炯向人，如精神之在骨体，非善相者，孰察其人之天？而学人心成于习，偕来者众，而我日以孤，真想一线，如石火之瞥见而不可再追。盖生熟安而主客变，己之精神莫知其所往矣，况能深求作者之精神乎？”^{^[}^{^１３}^{^]}这篇序文虽是为谭元春文集所作，同样也是基于对《诗归》编选精神的解读，即蔡氏在序末所说的，“序友夏诗可也，以序《诗归》亦可也”。在蔡复一看来，返归以音、感为核心的“乐”诗，既是钟、谭合选《诗归》的真正用意，同时也反映于二人自己的创作之中，目的是达到“真我”“真古”的境界，即序中所说的“吾读钟伯敬、谭友夏所定《诗归》，而于乐若有所会”。以诗、乐一致来理解钟、谭《诗归》所提倡的“古人精神”，蔡复一不愧为二人诗学的知音。

如上种种，钟惺、谭元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断讨论一个处在编纂过程中的诗歌选本及其编选理念，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朋友间进行诗学探讨是一方面，以话题性引起诗友关注以造成阅读期待，从而使该书迅速进入士人视野，或许也是二人的潜在用意。迄今可见较早的《诗归》刊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出版不久即引起其他书商的兴趣以及选家的重视。闵振业泰昌元年（1620）前后刊行三色套印本，书前小引称：“去岁（万历四十七年或泰昌元年）校雠《史抄》，习心未已，取钟、谭两先生所评《诗归》而读之，上自隆古，下逮唐季，无不以己意进退之，分为二集，共若干卷。”^{^[１４]}闵振业所见当为《诗归》初刊本，距离其刊刻行世仅过去两三年。《诗归》在明代的刊本尚有崇祯中金沙王氏石友斋刊本、崇祯君山堂刊本、崇祯十四年陆朗刊古唐诗归合刻本、刘敩重订明末刊本、闵及申和林梦熊重订明末刻本、明末坊刻本，等等。^{^[１５]}可见《诗归》在刊行后迅速受到关注，并以不同版本样式得到翻刻、重刊。缘于该书在晚明古诗、唐诗选本方面的代表性，继《诗归》而出的诸多唐诗选本，如李沂《唐诗援》、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唐诗选》、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等，都试图通过重新选录唐代诗人诗作，扭转《诗归》所建立的唐诗典范系统。

二、批评及回应

《诗归》以“与世异同”的面目出现于晚明诗坛，作为选评者的钟惺、谭元春二人高举发“古人精神”的旗帜，以古人、古诗的知音者自居，批评前代诗选、诗评的意味明显。就像钟惺《隐秀轩集自序》在反省“复古”“反复古”的创作理路时所说：“近时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与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别自有在也。”^{^[１６]}而能够发掘“别自有在”的“古人精神”的选本，就是自己与谭元春合编的《诗归》。由此生发的选诗评诗理念，便意味着回归诗歌经典本身，又为自家诗歌选评提供了合理性，也可进一步印证钟惺在诗歌解读方面所提出的“《诗》，活物也”^{^[１７]}的阐释理念。

与编选过程、选评宗旨的叙说相呼应，具体作品的“选”与“不选”及相关诗作评价等问题，就成为钟惺、谭元春与友人书信谈论《诗归》编选的重要话题。在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中，相互就《诗归》编选的理念、宗旨、特色以及具体作品入选与否等问题进行讨论，使得钟、谭二人可以更充分、更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诗学观念，也能就知识界可能提出的批评预先做出解说。钟惺在回答蔡复一就《诗归》中具体诗人、篇目择选提出的疑义时，曾申辩说：“若《诗归》中所取者不必论，至直黜杨炯，一字不录。而《滕王阁》《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初、盛应制七言律、大明宫唱和、李之《清平调》、杜之《秋兴》八首等作，多置孙山外，实有一段极核极平之论，足以服其心处，绝无好异相短之习。夫好异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诗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决不指此耳。”^{^[１８]}蔡复一的来信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其指向之一当是对《诗归》中不选前人公认应选的作家、作品持不同意见。而对秉持“与世独异”选诗理念的钟惺来说，哪些诗人、作品当选而未选会引来批评和非议是了然于心的，因而他在回信中便做出假设式的排解，以回护自己不选“名家”“名诗”的做法。在天启二年（1622）沈春泽刊刻的《隐秀轩集》中，钟惺与蔡复一论诗的书信也被收录其中，钟惺复信蔡复一所预设的辩解之词，也就成了他对明末知识界针对《诗归》所提出的可能批评的一种回应。

对钟惺谈及《诗归》的来信，蔡复一也曾予以答复。钟惺在《再报蔡敬夫》中曾说：“《诗归》一书，自是文人举止，何敢遂言仙佛？”^{^[１９]}“仙佛”的说法来自谭元春《住伯敬家检校唐诗讫复过京山》诗“仙佛精神耀，贤愚准则如”，^{^[２０]}蔡氏借之以评《诗归》，从某个方面说也是对二人发“古人精神”（“仙佛精神”）编选理念的认可。而在写给谭元春的信中，蔡复一提出的批评意见更为具体。据谭氏《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其四）》记述，蔡在信中指出：“《诗归》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删去一二。”又认为：“情艳诗，非真深远者勿留，不喜人于山水、花木着妇女语。”针对这两条建议，谭元春在肯定其眼光精到同时，也做出相应解释。对前一条，他说：“春与伯敬盖厌诗之宗匠，人所应有必有，事所众入必入，如书画之作家，骨董之行家，虽曰可法，而识者憎焉。所以选诗之役，其流为风趣太多，主臣有之。”^{^[２１]}源于复古而兴起的模拟之习与重复论调，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在诗学经典的选择上也存在大同小异的情形。本着发古人诗歌真精神的宗旨，钟、谭提出了“灵”“厚”兼长的诗歌标准，认为“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２２]}关于后一条，谭元春以二人编选《诗归》的心路历程为例，对他们在具体文本选择过程中的取舍标准做出解释：“春选古诗，至齐、梁、陈、隋而叹焉，顾伯敬曰：'岌岌乎殆哉！诗至此时，与填辞差一黍耳。隋以后即当接元，被唐人喝断气运。天清风和，可谓炼石重补矣。’伯敬以为然，相与咨嗟久之。然有真能动人者亦不能舍，虽其气近妖，不妖于'车来’'贿迁’'淇梁’'芍药’也。至于山水花木之间，宜秀宜润。秀有近于媚而实非媚，润有似于软而实非软。有烟粉之妇女，有淡妆之妇女，皆能与山水花木作仇，反不能点缀其光景也。”^{^[２３]}对所谓“情艳诗”予以关注和好评，是钟、谭《诗归》引人注意的一大特点。如钟惺评王维《西施咏》说：“情艳诗到极深细、极委曲处，非幽静人原不能理会，此右丞所以妙于情诗也。彼专以禅寂、闲居求右丞幽静者，真浅且浮矣。”^{^[２４]}在钟惺看来，情艳诗的深层意蕴只有具有幽静境界的人才能体会，而王维时常为人称道的禅寂、闲居等作，并非其“幽静”品格的真正写照。又如谭元春评张谔《百子池》云：“美人诗，不在艳语，而在艳情，如此诗则情、语俱艳矣。语艳，亦非龌蹉浓词也。”^{^[２５]}事实上，在对具体诗作进行评点时，钟惺、谭元春对“艳诗”是持审慎态度的，如在《唐诗归》中唐开卷的评语中，钟惺认为“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谭元春则指出“艳之害诗易见，澹之害诗难知”，^{^[２６]}然而当“艳”与“情”“幽”“苦”“悲”等词组合在一起，也就脱离了流于低俗趣味的“脂粉之气”“龌蹉浓词”。从中也可以看出《诗归》不同一般的选诗标准和评诗观念。

在写给谭元春的信中，蔡复一还对《诗归》评点王维诗作的看法提出质疑。据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其二）》所说：“乃蒙先示梅诗，拜手寒香，复论诗禅之理甚微，似谓不肖评右丞诗误。”^{^[２７]}考《唐诗归》卷八、卷九收录的王维诗，谭元春的评语如“夜中独坐，不言不语，领略寂然，自有其妙”（《东溪玩月》总评），“写出禅师随缘无心妙境”（《燕子龛禅师》夹评），等等，均将其诗视作禅语。二人看法的不同，就像谭元春在信中说的：“明公以佛作诗，而春以诗作佛，则大小之别，浅深之候，莫可强耳。”类似问题，都是历来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谭、蔡之间的往返论说，实际上是为《诗归》中钟、谭二人的选诗、评析做了进一步的注解，使相关的看法更趋明晰。

钟惺、谭元春与友人书信就《诗归》具体篇目的选评问题所作的讨论，反映的只是该选本独具个性选诗策略的一个侧面。针对具体诗歌评选，钟惺、谭元春常以辩驳的态度展开批评。如谭元春评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云：“耳食者多病六朝靡绮，予谓正不能靡，不能绮耳；若使有真靡、真绮者，吾将急取之。”^{^[２８]}钟惺评杜甫《小寒食舟中作》云：“予于选杜七言律，似独与世异同。盖此体为诸家所难，而老杜一人选至三十余首，不为严且约矣。然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２９]}无论对“靡绮”的六朝诗表达好感，还是不选人人传诵的杜甫诗作，都显示出二人别出新裁的选诗策略。又如在对初唐应制诗的评价上，钟惺一改前人以张说《奉和圣制途径华岳》为代表作品的看法，转而对宋璟《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予以高度评价：“唐人应制，虽名手鲜佳者。天威在上，志意不舒，一也；随众应付，兴会不值，二也；避忌限体，才情不纵，三也。广平二诗，典重风雅，可以为法。沈、宋、燕、许，庄重有之，柔厚不如，世乃舍此而专取《华岳应制》一篇，可叹也。”同时指出，这类作品之所以不入前代选家法眼，是缘于其“朴”的特点和“无应制套头”之故。^{^[３０]}钟、谭二人编选《诗归》，出发点之一是要打破前、后七子复古以来所形成的古诗、唐诗典范系统，重建以“真”“清”“厚”“灵”等为核心观念的诗学谱系。谭元春《诗归序》曾明确表示：“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宗。人之为诗，至于为大家，为正宗，驰海内有余矣，而犹敢有妄者言之乎？”在谭元春的批评视野中，前、后七子提倡复古却在格调、字句上表现出滞、熟、木、陋等弊病，反被视为诗歌创作的大家、正宗，驰名海内，受人尊崇。《诗归》的编选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呈现一种不同以往的古人面目：“凡素所得名之人，与素所得名之诗，或有不能违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获无名之人，人收无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于纸，而从此诵之将千万口。即不能保其诵之盈千万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当一出，古人之诗之神所自为审定安置，而选者不知也。”^{^[３１]}在钟、谭二人看来，其人、其诗无论有名无名，之所以得以入选，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古人精神”有值得被推尚的理由，进而对前代选本不曾收入的诗予以特别关注，加以选评，表彰典型，另立宗范。

在复古诗学观念体系中，五言古诗以汉魏为顶点，唐以后的作品被视作变体。其中最经典的论述，当属李攀龙《选唐诗序》中的名言“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在此意下，其批评意见也多为否定论述，如“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等等。^{^[３２]}而在钟惺看来，唐人即便在“古诗”一体上也要胜于魏晋。如他在《唐诗归》选录张说的五言古诗《杂诗》，给出的评语是：“唐人古诗胜魏晋者甚多，今人耳目，自不能出时代之外耳。”总评张九龄《感遇》诗，直接批评李攀龙的说法：“《感遇》诗，正字气运蕴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处，皆出前人之上。盖五言古，诗之本原，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诸体从此分焉。彼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本之则无，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诸体也。”^{^[３３]}在此，钟惺将五言古体视为各体诗的本原，认为唐代诗人首先是全力写作此体作品，然后再在其他诸体上用力。基于此，他推举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五言古诗，认为其创作水准居于汉魏五言古诗之上。类似的评价，也见于对王维、孟浩然诗歌的评价：“王、孟之妙在五言，五言之妙在古诗，今人但知其近体耳。每读唐人五言古妙处，未尝不恨李于鳞孟浪妄语。”^{^[３４]}均可以看出他在评选理念上反“后七子”复古之道而行的意图，在具体的文本批评方面则把矛头指向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后来曹学佺继钟、谭之后编选唐诗，也十分注意在此问题上展开辨析，试图为李攀龙的观念寻找历史有证的渊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批评观念不断拨正的现象，一方面是消解其突破性言论可能引致的反驳，另一方面则是以前人做法为李攀龙的论说提供历史的支撑，重新建立复古话语的合理性。

三、开放的选本

万历四十六年（1618）朝廷进行官员汰选，时任行人的钟惺最终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当时的传闻说是因为《诗归》得罪，即钟惺在写给朱之臣信中所说：“明公五月书中有云，不肖以《诗归》招尤。初谓事理不甚关切，疑风闻之误。久乃知其有之。”面对自己可能因为编选《诗归》而招致祸患，钟惺处之以淡然、乐观的态度：“不肖性疏才劣，可以见斥之道甚多。至《诗归》一书，进退古人，怡悦情性，鼓吹风雅，于时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当事者不忍过求于某，断其进趋之路，姑择此微罪罪某。”并认为若因编选《诗归》而致政路不畅，反倒是成就自己的美事：“若真以《诗归》见处，则此一书将藉此一语口实以传。某以一官狥此一书，且有余荣；彼其之子，何爱于某，而肯为此乎？”^{^[３５]}这当然只是钟惺在不得已情形下的自我解嘲。而在此情形下，无论钟惺政途遭遇阻滞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会与这一刚问世就引来巨大争议的诗选联系起来。《诗归》因为选诗眼光招致批评和质疑，引发诸多士人对其产生兴趣，赞成或反对都表明其影响的深广。

那么，《诗归》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为人所知，从而建立起广泛的阅读群体？假如朱之臣所说确有其事，《诗归》如何在刊刻不到一年之后就引起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注意，并且因为诗学观念的差异而演变为政治打压？如此种种疑问，或许与钟惺、谭元春在与朋友往来书信中大力宣扬《诗归》的诗学理念有直接关系。从作品的署名权来说，《诗归》尽管是由钟惺、谭元春合作编定，然而从二人与友人之间书信往来的情形看，他们又无疑是将其作为一个开放的诗歌选本，某种程度上希望能够通过对编选过程、选诗理念、评论观点等方面进行探讨而树立独具一格的诗学观念。这样的用意，在钟、谭二人写给蔡复一的信中都有所表达。钟惺在完成编选工作后，曾专门请人手抄，寄给蔡复一，而对于来自蔡复一的意见，钟、谭二人都颇为重视。在《诗归》中，极为罕见地出现了直接标注为蔡复一评点的内容，分别为《古诗归》卷六《李陵录别诗八首（选五）》（凤凰鸣高岗）的一条总评，卷七曹操《短歌行》的一条夹评。从评点的形式及对象的内容看，似为蔡复一直接在选本上所作的批注，然而到底是蔡氏只批注了两条，还是他的批注只有这两条被钟、谭采录，至今已无法得知。

钟惺、谭元春在写给友人论诗的书信中讨论《诗归》，一方面是出于朋友间诗文往来的情谊（谭元春将钟、蔡二人称为“诗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引起友人关注与讨论，进而将自己的诗学话语和批评观念推而广之，以此树立与“前、后七子”复古传统、公安派抒情传统不同的诗学价值系统。因此书信中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强调《诗归》与前代诗选相比在发掘古人精神方面的独创性和差异性特征：“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诗归’，使其耳目志气归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时下转语，欲以此手口作聋瞽人灯烛舆杖，实于古人本来面目无当。自觉多事，不能置此身庐山之外，然实有所不得已也。自谭生外，又无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３６]}就钟惺、谭元春二人来说，选评《诗归》只是个人的一项编选诗歌活动，而如何使这一成果成为大众审美的共同趣向，向更多的人传递其诗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则是编成之后极力向师友推介的。钟惺甚至称自己“平生精力，十九尽于《诗归》一书”。^{^[３７]}因此可以看到，他虽自谦是“于古人本来面目无当”，又自我辩解说是“有所不得已”的“多事”之举，以“不能置此身庐山之外”而自责，期待他人“棒喝印正”，然而实际上则是希望通过同道者之口将所谓的“转语”宣之于人，警醒“聋瞽人”，以《诗归》作为众人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灯烛舆杖”，进而推动竟陵诗学成为时人广为接受的诗歌美学与创作宗旨。

通过编选《诗归》以确立新的诗歌典范系统和批评观念，是钟惺特别用意之处。他曾经写信教导自己的弟弟钟恮说：“诗合一篇读之，句句妙矣，总看有一段说不出病痛。须细看古人之作，《诗归》一书，便是师友也。慧处勿纤，幻处勿离，清处勿薄。可惜此种才情骨韵，当炼之成家。”^{^[３８]}钟惺显然是将《诗归》中选录的古、唐诗歌作为学诗的典范文本，希望钟恮能够通过研读古人诗作，革除自己诗歌创作中存在的“病痛”，从而避免“纤”“离”“薄”等鄙陋。而这样的问题，恰恰是钟惺、谭元春友人在与二人往来书信中提出的疑问。高出在写给钟惺的信中指出，《诗归》所展示的评诗标准与钟、谭二人的创作之间未能做到互为呼应，即钟惺在回信中所谓的，“向捧读回示，辱谕以惺所评《诗归》，反覆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这一点也是后人批评竟陵派所常提到的原因之一。但在钟惺看来，二者并不矛盾，“所谓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 ^{^[３９]}《诗归》确立以“厚”为核心的诗学话语和作品典范，正是出于对既“厚”且“灵”的诗歌艺术的追求。基于同样的理解，曹学佺在与钟惺、高出等人往来书信中也从理论与创作两个角度对钟、谭提出批评：“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诗归》一书和盘托出，未免有好尽之累。”^{^[４０]}又说：“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以之评诗则不可。评史者欲其尽，评诗者不欲其尽也。”^{^[４１]}钟惺在写给谭元春的信中，虽然对曹学佺的诗文有批评之词，但也承认其“清新而未免有痕”的评价是“深中微至之言”。^{^[４２]}然而他同时又辩解称，自己的作品和《诗归》的选评之所以会出现“有痕”与“好尽”的弊病，正是缘于“不厚”所造成的。在钟惺看来，自己之所以在《诗归》中将“厚”的诗学观念和盘托出，反复强调，是出于对诗坛“以顽冥不灵为厚”风气的纠救。

钟惺、谭元春借由编纂《诗归》推行其诗学理想，促成了竟陵诗学在晚明诗坛广泛传播。钱谦益称钟惺“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又与谭元春相互应和，于是“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４３}^{^]}钱谦益的说法可以一段逸闻作为参照：“稚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长者，序稚恭诗，忧近时诗道之衰，历举当代名硕，而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钟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踧踖，舌挢而不能举。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予闻而省愆者至今。”^{^[４４]}与之互为映照的是明末士林阅读《诗归》的热潮。邹漪《启祯野乘》说：“当《诗归》初盛播，士以不谈竟陵为俗，王、李之帜，几为尽拔。”^{^[４５]}从被推尊为“竟陵一脉”，被冠以“钟伯敬体”之名，进而受到他人追捧和模拟，钟惺已看到自己日后必将遭受与“前、后七子”、公安派相同的命运。在他看来，这种效仿和追捧实则只会孳生疑议，蜂拥而起的拟作非但不能使自己革弊前人的诗学创举获得持久生命力，反会因末流之弊而迅速成为被抛弃的陈滥格套。历史的后见之明也确实如钟惺所说，竟陵派在兴盛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危机，转瞬间即成为众口批评的对象。即便如此，《诗归》的刊行及广泛传播促成竟陵诗学在公安派余绪尚未完全消歇的情形下，开始一跃成为了当时诗坛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