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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纯粹直观的统一性疑难——重探海德格尔前期康德解释的切入点 撰文丨谢裕伟 谢裕伟，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 要] 海德格尔在对康德的现象学阐释中注意到，原初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被给予性”和“本质的合一性”是无法在对康德直观概念的标准解释中得到理解的，由此便出现了关于“纯粹直观的统一性”的疑难。海德格尔尝试通过提出一种新的“统一性”概念和一种新的“综合”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一解决方案将他引向了对某种在直观和知性以外更原初的基础的思考。由此，“纯粹直观的统一性”的疑难构成了海德格尔前期康德解释的切入点。 [关键词] 海德格尔 康德 纯粹直观 统一性 综合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以下简称《康德书》）中，海德格尔力图通过“为形而上学奠基”这一主导问题，将康德的批判哲学与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在基本旨趣上加以沟通。[１]国内外学界曾从不同维度来考察和理解这一沟通的成果。本文将着眼于“纯粹直观”的问题来对这一沟通进行反思，而这是出于如下缘由。第一，海德格尔对康德直观概念的解释是其提出“人之有限性”这一核心构想的理论起源，因而在海德格尔前期的康德解释[２]中处在关键位置。[３]第二，海德格尔对“直观统一性”问题的解释，是他引入想象力问题和“存在论综合”概念的主要理论衔接点，而正是后二者构成了海德格尔前期康德诠释的核心主题。第三，海德格尔对康德直观概念的解读虽与正统的康德研究有明显冲突，但在笔者看来，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康德哲学中某些模糊难解之处，并非所谓的“解释的暴力”这一标签式的印象可以简单涵盖的。[４]因此，笔者认为，重审海德格尔对康德直观概念中的疑难的发现与解释，有助于我们重新考量和评价海德格尔与康德哲学的这一经典对话。[５] 在海德格尔的诠释中，康德直观概念的疑难集中在“纯粹直观的统一性”问题上。在这里，“统一性”指的不是直观中杂多的统一性，也不是将时间直观和空间直观二者统一起来，而是时间直观或空间直观本身作为一个“统一时间”或“统一空间”的那种统一性。[６]这一问题的疑难之处在于，既然康德认为没有对象在其中的那种“空”的时间和“空”的空间是不可被感知的，[７]那么一个“统一”的时空本身便不可能是知觉的对象，而只可能是非知觉地被表象的。如此，便产生了一个难题：这个统一性的根据何在？它是知性在对时空中的显象进行综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还是从别的来源或以别的方式来确立的？ 本文将对海德格尔提出康德哲学中纯粹直观统一性疑难的过程进行细节分析，并展示其独特的解决方式，以呈现海德格尔前期康德解释的基本切入思路。为此，本文先通过阐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直观”概念的不同含义维度，展现先验哲学处理“纯粹直观”问题的标准框架；而后，将以1927/28年冬季学期讲稿《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以下简称《现象学阐释》）[８]为文本基础，对海德格尔关于“纯粹直观统一性”疑难的解释进行剖析；最后，将在与正统康德解释传统的对话中勾勒海德格尔解决上述疑难的基本方案，指出其对海德格尔后续解释的重要性，并对其哲学意义做出评价。 一、康德“直观”概念的标准解释框架 “直观”这一关键概念在康德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维度，但康德往往不加区别地直接使用Anschauung一词。根据先验哲学关于认识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层面，“直观”概念的各含义维度可展示如下。 （1）直观作为一种能力（Vermögen或Fähigkeit）。这是康德“直观”概念最基本的含义维度。这种直观“能力”并不像某种实体性的东西那样在某个地方现成地存在着，毋宁说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实行着”。这种实行也意味着在“进行直观”。[９]我们可以用德文动词anschauen的直接名词化Anschauen来标识它。 （2）直观作为一种“直接的表象”（unmittelbare Vorstellung）（cf. KrV, B 41）。“表象”是康德认识论的最基本单位，而其中“被意识到的”并且直接地与对象相关的表象，就是直观。[１０]就此而言，“直接的表象”一词不仅描述了直观是一种被我们所意识到的“表象”，而且描述了它作为表象方式的那种“直接性”。这个意义上的“直观”其实可以称为“被直观者”，康德有时也以复数形式Anschauungen来使用，而我们也可用德语的das Angeschaute来标识这一层含义。在严格意义上，被直观者只可能是显象（Erscheinung）。从被直观者与直观之间的关系来看，被直观者可进一步分在两个不同维度上来描述。 （2a）“被直观者”可以指在直观中直接无中介地呈现给我们的意识的东西，也就是康德称为“杂多”者，它（们）本身不包含任何规定性。 （2b）“被直观者”也可以指在直观中被“指向”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往往是个别的对象，它是包含规定性的，只不过在作为“被直观者”的这一语境中，它的规定性并不被考虑而已。以德文来标识的话，这一意义上的“直观”可以写作der angeschaute Gegenstand（复数：die angeschauten Gegenstände）。 这些含义维度构成康德“直观”概念的标准理解，它们可以在先验哲学的框架里得到充分解释。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康德直观概念里面的“纯粹直观”这一层面。所谓“纯粹”（rein），指的是不掺杂“属于感觉的东西”（KrV, A 20/B 34），因而纯粹直观则是指那些不包含感觉质料要素在其中的、纯粹形式性的东西。在康德看来，对于人类来说，直观只能是时间性的和空间性的。因而，对纯粹直观的讨论，实际上展开为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根据“直观”概念的上述几个含义维度，我们也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意义来理解纯粹直观，亦即时空，并借此思考时空的不同理论作用。 （1´）首先，时空可以是直观能力（能力本身及其实行）的形式条件，在这些形式条件下，直观得以可能发生，事物得以可能被直观到。事物在这一被直观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任何规定性，甚至没有像通常人们所以为的那样获得时空规定性。[１１]康德用“直观的形式”（Form der Anschauung）这一表达式所描述的，便主要是这种作为直观能力及其实行的形式条件的“时空”。 （2a´）在康德的“杂多”概念中，除了来自后天的、经验性直观的杂多以外，还有一种纯粹先天杂多（reines Mannigfaltiges a priori），它们都是纯粹时空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时空是一种形式性的被直观者，它们不包含任何规定性在自身之中。它们是那些带有规定性的先天对象的质料基础，因此也可看作某种“形式性的质料”。 （2b´）由纯粹先天杂多所构成的、包含着知性的规定作用在其中的形式性的被直观者，就是康德用“形式直观”（formale Anschauung）这一概念来加以描述的东西。形式直观也是以时间或空间的方式呈现的，如纯粹几何学的图形三角形和点线面等，以及纯粹的时间单位如时分秒和日月年等，都可看作是这种类型的东西。我们在下文中会再回到“形式直观”这一复杂的概念上。 上述这几种意义上的时空或纯粹直观可以从康德“直观”概念的标准理解中得到解释，它们也是康德在谈论时间和空间时主要涉及的几个维度，尽管康德并没有时刻清晰地区分它们并按照这些区分来进行描画。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特别是新康德主义者，在解释康德的直观问题和时空概念时往往也是从这些维度出发来讨论的。而海德格尔在其康德解释中，正是尝试对这样一种标准理解进行反思。 二、原初时空的“无限被给予性”与纯粹直观的统一性疑难 海德格尔的解释的切入口是康德“先验感性论”中空间和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metaphysische Erörterung）里关于原初的时空表象的一组表达： 空间是本质上合一的（wesentlich einig），[１２]其中的杂多、因而就连一般诸空间的普遍概念，都基于对这个空间的诸种限制（Einschränkung）。……空间被表象为一种无限被给予的量（eine unendliche gegebene Größe）（KrV, A 25/B 39，强调为引者所加）。 时间的无限性（Unendlichkeit）只不过意味着，时间的一切确定的量都只有通过对一个合一的（einig）、作为基础的时间进行限制才是可能的。时间这一原初表象必须是不受限地被给予的（uneingeschränkt gegeben）（KrV, A 32/B 47-48，强调为引者所加）。 这两处引文在表达上是类似的，它们都表示，那个原初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是合一的，而且是“被给予的”，并且这种被给予是“无限的”，即“不受限制的”。这些意思初看起来并不难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将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无限被给予性”回溯到康德关于直观的标准理解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解释者们陷入了一些困难。早期解释者艾德曼（Benno Erdmann）将之理解为“直观的形式”，[１３]也就是按照上面所说的含义维度（1）来解释。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直观的形式是一切被给予的可能性条件，但它本身不是被给予者。瓦辛格尔（Hans Vaihinger）也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直观的形式”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因而文中所说的“无限被给予”的时间和空间不可能是这种“形式”。他认为无限被给予的时空是一种被知性所确定下来的“形式直观”，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含义（2b）。[１４]但瓦辛格尔的解读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文中所说的无限被给予的时空显然不符合“形式直观”是一个具有规定性的“对象”这一界定。那么，有可能按照含义（2a）来解释这种“无限被给予性”，也就是将之解释为一种纯粹先天杂多吗？这恐怕也不恰当，因为纯粹直观杂多是毫无规定性的“多”，而根据先验感性论的语境，康德想强调的是，这种作为原初表象的时间和空间是“本质上合一的”（wesentlich einig）（KrV, A 25/ B 39），各种类型的时间和空间都是通过对这个原初的时空表象进行“限制”而产生的。纯粹杂多本身并不是本质上就“合一的”，就此而言，很难将这种原初时空解释为纯粹的“杂多”。 这么一来，先验哲学关于“直观”的标准理解似乎无法为原初时空的“合一性”和“无限被给予性”等特性提供解释，[１５]尽管关于这些特性的表述就出现在《批判》开篇的“先验感性论”部分。原初时空似乎处在先验哲学框架的间隙处，难以确定其位置。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间隙中嵌入了自己的解释尝试。在《现象学阐释》§7中，他详细展开了他对合一的原初时空的“无限被给予性”的理解。 关于这里说的“无限”，海德格尔认为，既然康德明确表示，任何空间部分和时间部分都是通过对一个“本质上就是合一的”空间或时间进行限制的结果，那么这个空间或时间就在根本上不同于那些具有确定大小的空间部分和时间部分。如此一来，原初时间和空间本身作为一个“量”，就不是任何确定的大小了，而是一个“无限的量”。但这里的“无限”并不是要表示原初的时间和空间本身是一个难以测量的数值，而是要表明原初时空本身是不受限制的，与各个大小确定的时空部分之间是“本质上、存在论上—形而上学上不同的”（wesenthaft, ontologisch-metaphysisch anders）（cf. GA 25: 120-121）。 而关于“被给予”，海德格尔解释道，“被给予”这一修饰词表明，时间和空间除了作为感性直观的“形式”和“方式”以外，本身也是一个被给予者、被直观者（cf. GA 25: 121）。当然，作为一个被给予者，原初时空不是那种“被规定者”意义上的“对象”，也不同于那些无规定的、随境遇而变的各种杂多。这一点也符合本文前面的分析。而海德格尔进一步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理解原初时空的“被给予”方式：他将原初时空的这种非对象、非杂多的“无限地被给予”理解为时间或空间始终保持为整个地被给予，即作为“唯一的、合一的整体”（einziges einiges Ganzes）而先于任何具体的经验而被直观（GA 25: 118, 121, 126）。 就笔者所见，这一解释是不能在“先验感性论”那里找到明显的文本支持的，而且它看起来违背了康德的一个基本主张：人类并不具有整全直观（Anschauung des Ganzen）的能力。[１６]据此，尽管康德认为任何具体的有规定的时间或空间都是对那个“本质上就是合一”的原初时间或空间的限制，但他并没有说这种原初时间或空间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给予的，甚至否定这种整体被给予的可能性。 不过，海德格尔完全可能这样为自己的解读辩护：康德会反对时间和空间可以作为现实的整体而被给予，但未必反对一个可能的（潜在的）、本身不受限制但先于一切具体限制的单一体。因为当涉及的是这种可能的整体时，原初时空并没有整个地作为对象被指向，而是作为具体地被给予的诸时空的那个不显现的基础而“一同被给予”（mitgegeben）。[１７]如果原初时间和空间作为“无限被给予者”的界定可以按照上述方式来解释，那么，海德格尔将原初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合一的直接被给予性”（GA 25: 126）看作是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原初表象”（ursprüngliche Vorstellung）（KrV, B 40, A 32/B 48）的依据所在的做法，在学理上就显得更顺理成章了。而接下来需要阐明的问题乃在于，原初时空的这种“合一性”或“统一性”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三、时空的原初统一性与作为“综予”的“综合” 海德格尔对原初时空的这种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第二版先验演绎§26那个关于“直观形式”与“形式直观”的著名且难解的注释来展开的。 空间在作为对象被表象出来时（人们在几何学中实际上就需要这样做），就包含有比单纯的直观形式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把按照感性形式给予的杂多统摄（Zusammenfassung）在一个直观式的（anschaulich）表象中，由此，直观的形式（Form der Anschauung）给出的只是杂多，而形式的直观（formale Anschauung）给出的却是表象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我在感性论中曾将之只归于感性，而这只是为了指出它先行于一切概念这一点，尽管这种统一性是以某种综合为前提的——这种综合不属于感官，但通过它，一切有关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才首次成为可能的。因为，既然借助这种统一性[１８]（由于知性规定着感性），空间或时间才作为诸直观（Anschauungen）被给予，那么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就属于空间和时间，而不属于知性概念（KrV, B 160-161 注释，强调为原文所有）。 海德格尔特别重视这一注释，这是因为：（1）在他看来，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恰恰是从这一注释出发才提出将先验感性论消融到先验逻辑之中的解释（GA 25: 122, 131）；[１９]（2）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这一注释的解读，为他对原初时空的那种原初的“统一性”的理解提供关键的支持。 在这段注释中，康德特别地提到了“形式直观”是作为“对象”的纯粹时空。它之所以是“形式的”，是因为它不包含任何感觉质料在其中，但作为一个对象，它毕竟不同于那个仅仅作为直观活动之形式条件的“直观形式”。就如同在一切其他对象那里那样，形式直观也包含着一种统一性。这种对象性的统一性无疑是借由知性（思维）的自发性所形成的。康德随后一方面说，这种统一性先于一切概念；另一方面又说，这种统一性以某种不属于感官的综合为前提。这便引发了“这种统一性来源何在”的问题。 “正统的”康德研究者会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这种统一性只能来自知性，最终来自先验统觉的活动；这里康德之所以说“先于概念”“不属于知性概念”，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概念，但不是说它不依赖于知性。[２０]这种正统的解读可以从第二版先验演绎的主要论证思路并特别地可以通过同一个注释里的“由于知性规定着感性”的表达，以及该注释所关涉的正文的接下来两句话中得到支持：“因此，即使我们之外或之中的杂多的综合统一性……也已经先天地……与（mit）这些直观一道（但不是在这些直观之中[in]）同时被给予了。而这种综合统一性不是别的，正是一个被给予的一般直观杂多在一个原初意识中的联结”（KrV, B 160-161）。后面说的这种联结，正是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也就是最根本的知性行动。这便是“正统”康德研究模式回答“统一性来源”的主要思路及其依据。但知性如何能够给出这种统一性，它与同样也归于知性的那种经验对象的统一性（例如因果原理之下事件的统一性）究竟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解释。 与之相对，海德格尔提出了他对这种统一性的解读：既然康德自己明确说，形式直观的统一性先于任何概念，而其综合又不属于感官，那便说明，这种统一性的来源既不是感官（感性），也不是概念（知性）。那似乎应由感性与知性以外的第三种“能力”为此负责。海德格尔此时以猜测的口吻提到了想象力，[２１]并由此指示了后续的研究方向，只不过在此并未直接展开去讨论。当然，即使撇去对想象力的指引，海德格尔此时的理论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原初时空的统一性是一种新的、不同于知性统一性的东西。而鉴于在康德哲学中“统一性”与“综合”概念的紧密关联，海德格尔马上将其思考转向了“综合”问题：综合并不是必须来自知性的行动，也不仅仅只有知性的那种将多个东西统摄（zusammenfassen）在一起的综合方式；综合可能会有其他的来源与形式。为此，海德格尔特别地对康德的“综合”概念进行了新的、现象学式的阐释。 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综合”概念向来与判断问题紧密相关。[２２]不过在康德看来，正如判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概念（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单层次关系，而应该理解为“我们诸表象中的统一性机能”，是根据“一个把直接表象和多个表象包含在自己之下的更高的表象”（KrV, A 69/B 94）而形成的多层次结构那样，综合也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结合，而是让判断中的“统一性”得以可能的一种自发性的行动，“把各要素集合（sammeln）成知识、并统合（vereinigen）成一定的内容”（KrV, A 77-78/B 103）。在基本意义上，康德的综合指的是将感性杂多联结为统一的对象知识的行动，而这也成了新康德主义的主要理解方式。[２３] 与之相比，海德格尔尝试一种关于“综合”的新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综合”一词，从其希腊语源σύνθεσις来看，指的是将多个不同的东西“设立”（-θεσις，动词原形τιθέναι，意为：设置、放置）“在一起”（σύν-，意为：共同）。这种“一起设立”当然可以在一种具有较强主动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并用来描述知性和思维的自发性，即“将多个东西一起设立起来”；但它也可以在一种不那么主动，或者说无关乎主动与被动的层面上去使用，即“让多个东西一起被设立起来”。海德格尔将后一种意义上的“综合”赋予了纯粹直观，表示后者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本质上合一”的特性。此时，“综合”毋宁说是一种“一起观看”，即Zusammenschauen——这是海德格尔对康德所使用的一个源于希腊语的概念Synopsis（“综观”）的德语翻译。海德格尔认为自己再一次得到康德文本的支持：“通过感官对先天杂多的综观”（KrV, A 94）；“如果我由于感官在其直观中包含着杂多而把一种综观赋予感官，那么，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综合与综观相对应”（KrV, A 97）。[２４] 不同于康德对“综观”一词的语焉不详，海德格尔将之解释为纯粹直观的一种“让照面”（Begegnenlassen）意义上的“一起给予”（Zusammengeben）：“这种先行地已经从一种统一性出发的让照面，比任何一种把事先分散的东西进行事后整合的做法都更原初地进行了整合。”（GA 25: 134）根据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一起给予”，海德格尔以希腊语συνδίδωμι为基础，生造了一个德文词Syndosis，即“综予”。[２５]它意味着纯粹的时间和空间从作为整体性的统一性出发，把纯粹直观杂多作为一种“原初的一起”（ein ursprüngliches Zusammen）而给予出来（Cf. GA 25: 134）。据此，海德格尔便得以将纯粹直观，即我们前面说的原初的空间和时间中的那种不来自知性的“本质上的合一”解释为一种“综予的统一性”（syndotische Einheit），并声言，当知性要将纯粹直观杂多规定为具有确定性的、对象性的“形式直观”时，它必须以纯粹直观中本来具有的这种综予统一性为基础。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如果纯粹直观杂多没有在一种整体统一性中预先作为一个“原初的一起”而给出，那么知性也不可能以这些纯粹杂多为“质料基础”设立一种对象性的“形式直观”的统一性。[２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也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康德上述注释中最后那句素称难解的话：“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属于空间和时间，而不属于知性概念。”这种统一性作为“综予的统一性”，本就是纯粹直观自身所具。 四、结语 在海德格尔对“形式直观”中统一性的来源的解读中，一种不以“多在事后整合为一”的模式展开的“综合”按照“综予”的方式得到了阐发。在这种“综予”中，“一”比“多”和“整合”都更为“原初”和“基本”。从这一独特阐释所打开的理论空间中，海德格尔随后得以“故技重施”，将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也解释为一种“原初统一先于对诸要素的整合”的综合模式。当然，在那里，海德格尔所凭借的文本基础已经不同。至此，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现象学阐释》中如何借助康德关于纯粹直观问题的文本中的某些模糊之处，甚至是裂缝，来嵌入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解读。这种以“直观统一性的疑难”为切入点的解读并不像它们在《康德书》里所看起来的那么粗暴——毕竟《现象学阐释》中的这些细致的文本分析在《康德书》中基本上都被略去了——而是体现了与康德《批判》的一种语文学和哲学并重的对话，甚至构成了对正统康德研究模式的一种切实的挑战。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在所谓“解释的暴力”这一惯常说法的迷雾之下再做深思，以发现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思想对话中那些富含哲学价值的成分。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本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以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amburg: Meiner, 1998）为底本，采取缩写KrV，以文内注的方式标注A版和B版页码，译文参考邓晓芒译本（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及李秋零译注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的引用以《海德格尔全集》第25卷，即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7）为底本，采取缩写GA25，以文内注的方式标注德文版页码，译文参考溥林译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 [２]这里所说的“前期康德解释”，指的是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之前的解释工作，区别于他在《物的追问》（1935/36冬季学期）以及更后期文本中对康德的解读。 [３]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22页。 [４]关于“解释的暴力”这一说法，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3页第2版序言。 [５]迄今为止，汉语学界已先后诞生了三部以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为主题的论著，分别是孙冠臣的《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谢亚洲的《时间与想象力——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和潘兆云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时间：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九州出版社，2018年）。这几部著作各有侧重（孙著强调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整体关联，而另两部著作则明确地侧重于《康德书》中的时间问题），也做了很多细致的梳理工作，不过皆未充分关注纯粹直观问题在海德格尔前期的康德解释中的意义和地位，也因缺乏对康德本人理论的详细分析而未能摆脱一种单向解读（要么仅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其康德解释，要么从“正统”的康德立场出发拒绝海德格尔的解释）的倾向。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国外学界的代表性著作中，如Frank Schalow, The Renewal of the Heidegger-Kant Dialogue. Action, Thought, and Responsibilit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和Martin Weathersto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Kant. Categories, Imagination and Temporal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笔者认为，必须尽可能深入康德和海德格尔两人的问题旨趣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之中，才可能将海德格尔前期的康德“解释”展开为两人之间的哲学“对话”，并公正地评价这一对话的意义和价值。 [６]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说，这里涉及的是“集合的（kollektiv）统一性”而不是“分配的（distributiv）统一性”。关于这组术语的使用，参见KrV, A 582/B 610, A 644/B 672。 [７]对此参见KrV, A 172/B 214。 [８]《康德书》正是以《现象学阐释》为基础修订而成的。在《现象学阐释》中，海德格尔以接近于文本评注的方式对《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演绎部分进行了细致分析。但在《康德书》出版时，为了凸显“为形而上学奠基”和“人之有限性”这一问题主线，海德格尔压缩了《现象学阐释》中的大量分析论证部分，而只将结论和主要思路保留在《康德书》中。其中，《现象学阐释》中关于康德先验感性论的解读占据了接近百页的篇幅，而在《康德书》中，它们仅仅被保留在§§9-10与§28的一部分，总共十页左右的篇幅里，大量的文本分析和不少重要的解释观点都被省去了。 [９]鉴于康德更多将“行动”（Handlung）、“活动”（Tätigkeit）用在知性之上，以描述“自发性”（Spontaneität）的运作方式，本文尽量避免用“行动”“活动”这些说法来描述感性的“直观”。 [１０]参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rV, A 320/B 376）中所列出的诸表象方式的等级阶次。 [１１]康德在B版中将“先验感性论”中原来的一句话“把那种使得显象杂多在某种关系中被整理、被直观的东西称之为显象的形式”，修订为“把那种使得显象杂多能够（kann）在某种关系中被整理的东西称之为显象的形式”（KrV, A 20/B 34，强调为笔者所加），其用意就在于指出这一点。实际上，时空的规定性需要在知性范畴的作用下才能完成。对此可参见KrV, B 162-163, A 177-178/ B 220。 [１２]笔者按照溥林在《现象学阐释》中的译法，将einig译为“合一”，以便与Einheit（统一）相区分。 [１３] Cf. Benno Erdmann, Reflexionen Kants zur kritischen Philosophie, Leibniz: Fues, 1884, S.110-111注释。 [１４] Cf. Hans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Vernunft, Bd. 2, Stuttgart: Spemann 1892, S.259. [１５]阿利森提出了一种构成一切现实时空表象之条件的一个“预先被直观的框架”（pre-intuited framework）的设想（Cf. 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6）。阿利森的这个设想以及他提到的梅尼克关于“预直观”（pre-intuition）的想法（cf. Arthur Melnick, Kant’s Analogies of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11）虽然有其合理之处，而且与下文提到的海德格尔的解读也有所暗合，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先验哲学关于“直观”的标准思考方式。 [１６]在关于时空边界的第一个二律背反那里，整全直观的问题得到专题探讨。在A 428 /B 456的一个注释那里，康德指出，一种“总体性”（Totalität）意义上的“对整体的直观”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人类来说是如此。 [１７]这里的“不显现的基础”中的“显现”一词，是在康德的“显像”（Erscheinung）而不是在现象学的“现象”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对于后一层含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7节中以“显示”（sich zeigen）来加以刻画。现象学中的“现象”可以在不“显现”（康德意义上）的情况下而被给予。 [１８]康德这个地方仅仅使用了代词sie，而从语境上来说，这个代词可能指“感性”（Sinnlichkeit）、“综合”（Synthesis）和“统一性”（Einheit）这三个阴性名词中的任何一个，而且在含义上都或多或少说得通，因此造成了很大的解释困难。大部分译本（邓晓芒译本、李秋零译本、Wood/Guyer英译本）都以代词来直译它，没有专门明确其指代，Pluhar英译本和韩林合译本认为此处指代的是“统一性”。将sie解释为“统一性”至少不会导致明显的解释冲突。 [１９]那托普在《精确科学的逻辑基础》一书中明确通过这一注释来解释其立场。Cf. Paul Natorp, Die 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 Leipzig/Berlin: Teubner, 1910, S.276. 实际上，马堡学派中柯亨更早明确了这一立场并同样关注对“形式直观”问题的讨论。Cf. Hermann Cohen, 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 Berlin: Dümmler, 1885, S.174-180. [２０]在这一问题上，当代主流的康德研究者基本继承了马堡学派的解释方向，只是在引申到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二者关系的大问题上时更加谨慎。例如，阿利森认为，当康德说“先于一切概念”时，他想到的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不是诸范畴（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p.192 f.）；而隆格内斯则认为，知性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做判断的能力”，康德这里就是指形式直观中的统一性先于任何那些其外延潜在地无限大的概念，但并没有说它彻底地先于知性本身（Béatrice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Sensibility and Discursivity in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harles Wolfe, trans.,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24）。 [２１]“这种综合不属于感官——此时，这一消极的主张，即综合不属于感官或者感性，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一方面有可能属于知性，或者也有可能——既然康德谈到了认识的三种基本源泉——属于想象力。”（GA 25: 134，参考了溥林的译文，有改动） [２２]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将“综合”（σύνθεσις）看作是将名词与动词结合为或真或假的陈述（16a 15），而直至康德时代，沃尔夫的逻辑学依然将判断看作是“将至少两个概念或结合或分离。”（Cf. Christian Wolff, 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den Kräfft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äntnis der Wahrheit, Halle: Renger, 1725, 第三部分，§2） [２３]关于康德对判断问题和综合概念的思考及其与前人的根本差异，可参见谢裕伟：《莱布尼茨主义、先验哲学与判断之根据——从康德与埃伯哈特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分的争论出发》，《世界哲学》2023年第1期。 [２４]康德在《批判》第2版中不再使用“综观”这一概念。不过该事实并未让海德格尔对其解释有所动摇。 [２５]这里采用溥林的译法。 [２６]因此，笔者认为，当Martin Weatherston在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Kant. Categories, Imagination and Temporal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54）中说海德格尔犯了语法上的基本指代错误（即将指代“形式直观”的统一性的那个“统一性”解释为“直观形式”中的“综予的统一性”）时，他似乎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整个解释的关键。海德格尔实际上在文中明确提到两种不同的“统一性”，只不过他把形式直观的统一性所基于的那种综合最终追溯到直观形式的“综予统一性”之上而已。所以依笔者之见，海德格尔并未在这里犯语法上的混淆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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