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刚刚即位的二十岁的咸丰皇帝下发了一道颇为重要的谕旨，首先提出对用人标准的重新界定，也因此迅速罢免了三朝老臣穆彰阿，并且永不叙永。在谕旨中首次提出“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
清文宗咸丰 因此他希望“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 正是在这一道谕旨的启发激励下，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接过话题，给年轻皇帝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的奏折，首次对大清人才问题进行阐述。认为几十年来，由于老皇帝秉持“镇静”原则，凡事力求四平八稳，因此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呈现呆滞状态，正是在“守成”的定调下，各地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因此这些人在官场上已经形成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日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行，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画像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 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因此培养人才是大清朝最为重大的战略，许多过去的官员一旦国家有事已经到了不堪使用的地步。 在着手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努力推荐胡林翼成了最重要的人才选择。 咸丰三年，胡林翼带着几百人从贵州奔赴已经到处兵荒马乱的两湖。此刻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并且专门上奏咸丰，大力推荐胡林翼，“密疏论荐，谓其才胜臣十倍。”称他“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更是“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因此这个奏折快速开启了胡林翼的仕途助力，不久胡林翼连升五级，从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湖北巡抚。因此胡林翼对曾国藩一直心存感恩，念念不忘，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胡林翼集》
胡林翼 因此，推荐胡林翼是曾国藩识人的第一个最重要典范，也成了日后平定太平军的最重要伙伴。曾国藩推荐胡林翼完全出于人才战略，为的是避免当年在《应招陈言疏》中的“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危险。 按照曾国藩的预判，人才是决定天下兴衰的重要关键，这一点颇与雍正皇帝是隔代知己。雍正曾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曾国藩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人才与国运息息相关，“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因此大批量培育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的根本和不二选择。 “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他不仅培养“正人”，以为“种子”，以此希翼挽回颓势。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因此如果人才培养出梯队，“引用一班能耐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的幕府培养的不仅是官员，甚至是百科人才库。洋务官员容闳曾回忆他在军营中的见闻:“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两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二百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此地。除了幕僚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追忆》
曾国藩书法 更多的时候曾国藩更像一位私塾先生，经常用学校培养的方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培养，甚至经常亲自出题叫他们考试。 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庚子西狩丛谈》 因此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清朝晚期的顶梁柱。曾国幕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土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 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 话虽夸张，但从一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曾国藩传》
在做了两江总督后，他把选人用人当作重要的澄清吏治手段，先后罢免大量不合格官员，启用许多有才能官吏整顿地方。从出任两江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他在给出任庐江县令的批语中这样写道：“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在给冯卓怀的禀文上，他也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在选任州县官时，延续选拔湘军标准，凡是官气重，说套话、空话的一概不用。“有操守，没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曾国藩总结人才时总结提出：“大抵人才约又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总而言之，他要求州县官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由于为政极其廉洁，所以对提拔任用的官员要求也极高，但是晚清官场风气未开，整体素质日益沉沦，局部上的改变还是差强人意。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可以说，大清州县官员已经到了无人可选地步，整个选拔人才通道已经全部锁死。
曾国藩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遗憾的是，在短暂的直隶总督生涯后，便发生了天津教案，成了压倒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不久黯然回任两江总督。虽然在其晚年多病的情况下，依旧惦记选用擅长洋务人才，大力发展造船等实业，真正的一直在改造大清的“乏才之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