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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胡林翼得知曾国藩的“京城壮举”后大惊失色，给左宗棠写信详细分析了弹劾事件背后的“大文章”，同时建议曾国藩马上离京以免不测。曾国藩丁忧起复“兴办团练”，因维稳措施简单粗暴而被老百姓恐惧地称为“曾剃头”。湖南官员对曾国藩破坏官场潜规则极为不满，联手给他挖坑，让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二个“滑铁卢”。 （接上期） 国藩进坑 同年婉拒阿鲁特·赛尚阿（1794年－1875年），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历仕清朝后六朝（乾、嘉、道、咸、同、光）的晚清蒙古族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擢理藩院尚书（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 咸丰元年（1851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总理）。 时广西匪乱方炽，文宗深忧之，以赛尚阿亲信近臣，命为钦差大臣，赴湖南防堵，特赐“遏必隆刀”。 后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力，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 塞尚阿是什么人？大家看到这份履历就会很清楚，这可是一个可以号称“六朝元老”的超级大牛（虽然现在还只有四朝）啊。 塞尚阿从政这么多年，背后的关系网肯定是盘根错节，谁能知道他潜在水下的能量有多大？ 孟子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越挫越勇的曾国藩同志很好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高尚操守。他在审理塞尚阿案时斩钉截铁地提出严惩塞尚阿，并且再次邀请同僚、朋友们“共襄盛举”。 但是，这一次同僚们连基本的场面话都不对他不说了，纷纷对曾国藩避如蛇蝎，保持距离。 最后，有一个跟曾国藩素来交好的同年（同学）被他拉住衣袖，才不得不委婉地对曾国藩实话实说： “涤生啊，按照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说，我是要支持你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而你要做的事情也太大，我这种小蚂蚁如果去掺和这么深的水，一不小心就会被拍的粉碎。 我出身寒门，根子也没有你这么硬，后面曾站着这么多尊‘大神’。我就是个小人物，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族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你是知识分子的表率，同年们都很佩服。但我真的输不起，请你看在我们同年一场，而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的份上，就放过我吧。实在抱歉，这件事我爱莫能助了！” 曾国藩想不到连关系很好的同年（同学）都会说出这种话。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不就是弹劾一个权臣吗？当天晚上曾国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 潭水太深 林翼暗援此时，胡林翼正在贵州任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每天练兵打仗、治理政务，打造自己的“枪杆子”，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贵州距离京城路途遥远，所以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后，胡林翼才得知曾国藩在京城的这些“壮举”。 在详细收集相关信息后，胡林翼如坐针毡，他想起临终前岳父陶澍给自己的遗言“曾国藩未来会是‘经世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要善加结之”。 胡林翼给自己捋了一下思路，决定给左宗棠写一封长信，让他向曾国藩详细解读这些事件背后的重要关节。信件的要点如下： 第一，曾国藩接连弹劾琦善和塞尚阿将导致他在官场寸步难行，以前所做的人脉谋划可能出现巨大漏洞。 胡林翼提出，曾国藩弹劾琦善还勉强说得过去，毕竟琦善是跟“经世派”在禁烟政策上过过招的。但是，他弹劾塞尚阿就完全没有意义，反而会导致曾国藩用力过猛、遍地树敌。 塞尚阿虽然属于蒙古八旗，但从政时间很长而且很多都是重要位置，所以他在政坛的根基是非常深的。目前塞尚阿的罪名是“剿匪不力”，这不是大是大非的“站队问题”，而是个人能力问题。 太平天国现在势力这么大，没有哪个官员敢保证自己一定就能剿匪顺利。万一谁弹劾得积极了一点，咸丰皇帝一满意就把他支到前线去了，所以很少官员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只要不是塞尚阿的政敌，谁也不愿意这时候落井下石，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这种罪名最多革职，又死不了人。风水轮流转！以塞尚阿如此深广的人脉，谁知道他将来能否翻身？ 从这件事上来说，弹劾成功了利益很小；而弹劾失败了就会危害极大，给自己树一个能量巨大的死敌。所以，对于极为务实的政治人物来说，基本上没有人会干这种蠢事，曾国藩注定要孤军奋战承担所有风险。 第二，千万不要忽略的一个关键点——塞尚阿是接任穆彰阿的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总理）职务，而曾国藩是穆彰阿的入门弟子。这里面的想象空间太大了！ 别人会想：曾国藩弹劾塞尚阿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后面的“穆党”不甘寂寞？这可是一个涉及到大是大非的“站队问题”，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这一谭水太深了，一定不要去碰！政治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一脚踏进去，把握不好的话万一谁的嘴巴歪一下，曾涤生就可能万劫不复。 季高（左宗棠），你一定要给涤生（曾国藩）深刻分析清楚这其中的风险，让他尽快偃旗息鼓以防不测。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说这可能确实是曾国藩自己的行为。但是对于身处政局的官员来说，没有人敢去冒这种风险，也没有谁敢百分之百拍胸脯保证这只是曾国藩的行为。 说实话，这是一个无比幼稚的行为，会这么想的人在政坛早就被淘汰了。 第三，咸丰皇帝对穆彰阿多年把持朝政却搞得民不聊生是很不满的。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清算“穆党”，但是他那双警惕的眼睛一直都在盯着呢。 所以，对于原来的穆党成员来说，更是要马上跟曾国藩划清界限，以此来向咸丰皇帝表示“我是绝对拥护你罢免穆彰阿的英明决策的”。 从政治来说，一旦调转阵营，政治人物的态度往往比原来的敌对者还激烈的多。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跟过去割裂从而获得新生。 以明朝末年投降的军队、官员为例，一旦投降后军官瞬间就会爆发战斗力，而叛变官员更是马上慷慨解囊，大量捐款。这是人性，是政治，也是古今至理。 第四，自己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曾国藩写信，是因为目前跟他的交情的深度不够，远远没有到达能够聊这种敏感话题的地步。虽然自己曾送过曾国藩一套《陶文毅公文集》，但两人之间的交情还是君子之交。 自己未来肯定会加强两人之间的关系深度，但目前由左宗棠来讲这些话更为合适。交浅言深也是大忌，非关键时期不可常用。同时，建议曾国藩马上想办法离开京城，否则久则生变。 第五，近期经过深刻的思考和实践，自己在贵州练兵已有小成，越发觉得“刀把子里出权力”是古今至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太平天国不是疥癣之疾。 乱世将至，建议左宗棠马上加入军队中掌握刀把子。同时，自己已经通过“经世派”的人脉运作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进入他的幕府了。 左宗棠收到胡林翼的信件后，觉得事不宜迟，于是马上修书一封并派亲信家仆送到京城给曾国藩。同时，他收拾行囊，准备出山大干一场。至此，左宗棠的人生大幕也徐徐拉开。 应该来说，这两个对权臣的“亮剑”事件曾国藩做的很解气，很有价值，但是也直接把自己这个教育部副部长搞成了中纪委副书记，一个新的海瑞横空出世。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很好，但这两次的挑战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漏洞。 琦善的关系网极深，与穆彰阿也是至交；而塞尚阿是四朝元老，与曾国藩没有恩怨。曾国藩此举打破了官场潜规则，从此成为了官场异类。 塞尚阿的案子审完之后，很多人马上与曾国藩拉开了距离，甚至从此不相往来。“诸公贵人见之隐避，至不与同席”。 都察院的官员们总是满含讽刺地笑着对曾国藩说：“涤生啊，你的能力真的很强，现在也算是我们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的同僚，搞得我们的工作强度都不饱和了。” 曾国藩每次都被大家取笑得面红耳赤。其实他们说的也没有大错：你一个教育部副部长每天弹劾这个严惩那个，不是搞得我们纪委的人失业吗？那领导会怎么想？难道我们自己每天混日子而事情都让教育部的同事干了？ 出京丁忧 帮办团练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在京城的日子度日如年，动辄得咎。这时候他终于收到了左宗棠的来信。 看完信后曾国藩满头大汗，他想不到这里面的水会这么深，简单的一个弹劾会引发这么多的联想？看来自己确实是被罗泽南捋思路捋到沟里去了。 认真想了一个晚上，曾国藩终于决定利用为数不多的人脉运作了一下，到江西任乡试主考官，暂时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地方。 不料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就接到母亲去世的讣闻，于是马上转道回乡丁忧。自此，正式结束了曾国藩十四年的京官生涯，拉开了另一场波澜壮阔的人生序幕。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咸丰皇帝紧急诏令任命在乡下为母守孝的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也就是搞让他组织一支民兵队伍，保卫家乡。 曾国藩此时已经从北京的打击中缓过劲来，立刻意气纷发地奔赴长沙，准备大干一场。此时，虽然太平军的兵锋很快就转向湖北，但是湖南境内依旧人心惶惶。 对于当地官府来说，稳定人心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曾国藩大手一挥，利用自己的钦差身份在公馆搞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各种社会治安案件，提出以下命令： 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押到审案局统一处理。而送这里的罪犯，不需要法律和证据，只要有举报者口供就结案。“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杖毙，又轻则鞭千百。敝处所为至此。” 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处理问题方法只有三种：用刀砍头、用棍子打死、用鞭子打千百鞭。 呃，在这里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虽然说乱世用重典，但是开了“只需举报不需证据就结案”这个头真的很合适？用棍子打死真的比用刀砍死轻很多？被打了一千鞭子的人还能不死？ 其实曾国藩的措施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宁可错杀，绝不放过。从某个角度上看，曾国藩此时的行为矫枉过正，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的境地。 审案局成立四个月内，曾国藩就斩决、杖毙“匪类”137人。曾国藩原本认为自己的雷厉风行、勇于任事会获得湖南政界和百姓的感激，想不到官员们都对他怨言满腹。 而当地百姓更是视他为仇敌，给他起了一个恐怖的外号叫“曾剃头”，意思就是碰到他头就没了。 这个拉风的外号也因此载入史册。甚至连他的好朋友李翰章、郭嵩焘、欧阳兆熊等人都纷纷写信批评，对他这种乱开杀戮的作为不理解，认为可能导致他以后更难开展工作。 此外，官员们还有一个更加不满的事情，曾国藩一到长沙就成立“审案局”，把从布政使到州县的治安权全部收归自己。这让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所以，曾国藩这种不尊重行政程序、拉大旗作虎皮、视其他官员如无物的行为很快就惹恼了湖南通省的文官。 当时因为形势危急，咸丰皇帝一口气任命了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四十三位“帮办团练大臣”，但只有曾国藩一人用至刚至猛的风格震动了当地官场。 想不到的是因为风格太猛，导致湖南官员们联手起来给曾国藩挖坑，而他人生的另一个“滑铁卢”也马上就要来临。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曾国藩练兵受到掣肘被迫远走衡阳，胡林翼如何帮他捋清思路？曾国藩兵败欲自杀又如何获得转机？湘军众将为什么都愿意跟着胡大帅而不愿意跟曾大帅？ 请看下期文章《曾国藩的人生“滑铁卢”（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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