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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4夜 文 / 原石 1979年，在胞弟李济生和女儿李小林的帮助下，巴金把1949年至1979年的散文重新结集，命名为《爝火集》。这本集子的作品虽然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巴金自言： “只有不到20年的作品，因为从1967年到1976年整整10年中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在那个时期，不仅是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地被迫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还不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我的爱人萧珊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爝火集》中尤其被“关注”到的篇目，是1965年1月25日发表在《收获》上的《大寨行》——这一篇放在《爝火集》中，其实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和集子里面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们伟大的祖国》《一生也忘不了的教育》一样，都是紧随着当时政治的运转而写的颂歌文章。  但是，这篇《大寨行》却独独受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关注，比如巴金出席全国文联招待会后，作家萧乾就跑来拉着巴金的左胳膊，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还害怕巴金没有听明白，又补充了三个字“姓陈的”，这自然指的是赫赫有名的“戴着白头巾的副总理”陈永贵。 《大寨行》在1979年到1980年变得尤其扎眼，实际上和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落幕、并且连连爆出“新闻”有关，像是《山西日报》1980年10月17日的报道《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就指出大寨涉嫌虚报产量、“每斤粮食国家要倒贴二毛二分六”，以及当时还曝光了大寨耗资巨大、规划相当不合理的“西水东调”工程。
这些新闻传得沸沸扬扬，致使巴金曾一度相当犹豫于要不要把这篇《大寨行》从《爝火集》中抽出：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这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中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 从某种角度来看，巴金在《大寨行》中写下的那些豪言壮语，恐怕确实是真话。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964年8月，那时巴金刚和“山药蛋派”作家束为结束三个月的越南考察，刚回到上海不久，束为便邀请巴金来山西转转，于是巴金欣然赴行，先到了太原、再乘坐大巴到昔阳县的大寨参观。
◉1964年8月，巴金一家在山西 这时的大寨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声名鹊起不久——1964年2月《人民日报》上刚发表了著名通讯《大寨之路》，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正式推行还得等到12月，即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号召——但这一时期大寨的参观人员就已经相当之多了，每天数百人扎在大寨村就为了看一眼传说中的“七沟八梁一面坡”。 巴金自然也是怀着这样一种“朝圣”的心情，在大寨待了两三天，见了“铁肩膀”梁便良、“常不闲”宋立英、“活愚公”贾进才、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等等，还爬了著名的狼窝掌，内心应该是很受激荡的。尤其《大寨行》的结尾，巴金很是真情迸发： “我没有能向大寨的英雄们吐露我敬爱的感情，我感到遗憾。我多么想和他们中间任何一位再见一面，可是我知道他们这时都在山上、地里紧张地劳动，为集体的事业尽全力。那么再见罢，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寨人！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们，我却带走了你们通红的心，让这颗永远像火一样燃烧的心照亮我的眼睛，也照亮我的路！”
可以想象，如果70年代末没有那么多关于大寨的负面报道，大寨之于巴金可能依旧是相当具有感染力的意象——就像50年代的朝鲜访问之于巴金的那样。但此时，真情的记忆已然有了“掺假水”的可能，便不免有些面目模糊了，巴金也只能自我告慰着“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并在《随想录》里引以为“真话”与“假话”的论辩： “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警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但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至少关于大寨，没有那些报道说得那么简单。只是对于巴金，大寨的真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用他“惯写痛苦的秃笔”挤出时代的脓血，也所以在《爝火集》出版过后，他就匆匆地奔赴向了《随想录》的写作中了——而他所寄身的历史，也再度发生着极剧烈的变动。 本期编辑：白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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