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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欧洲重视自然科学的理性之光，更是被启蒙思想家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霍布斯认为：“人类的最大利益，就是各种技术，亦即衡量物质与运动的技术，推动重物的技术，建筑术、航海术……等等”。(1)#西方哲学# 伏尔泰则认为“历史上没有 任何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他生命结束时不认为他浪费了他的时光。必须承认机械技术 的发明者比起三段论的发明者对人类更有用：发明梭的人出乎意料地胜过提出天赋观念的人。”(2)  伏尔泰 中西方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的差异就在于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上：在明末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上由此发生了冲突，首先是对地理知识，士大夫当中的卫道者们便目之为“ 邪说惑众”而表示不能接受。 他们攻击说：利玛窦“所著《坤舆全图》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安验也，真所谓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 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 ”3)  多说一句：明清时期任何史料中，并无发现利玛窦的《坤舆全图》是源自中国本土的依据，当时的士大夫保守派一致攻击此图没有把中国放在正中...... 如果说这种攻击，主要还是从天朝中心论出发，对利玛窦未把中国置于地图正中，不合“中士居大地之中”的传统观念，因而表示大为不满，还不完全属于科学技术问题上的对立的话，那么在天文学的问题上，就暴露得比较明显了。 中国的天文学，除了汉代产生过关于宇宙论的各种说法，即盖天、浑天、宣夜等三论之外，此后对天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始终限于历法，也就是为朝廷制作历法成了唯一要务。 而西方天文学专注在宇宙论方面。而历法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探索改进历法的历史，历法的制定，又属封建帝王的特权，向来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尤其明代曾悬为厉禁。(4)江晓原认为中国古代天文仅仅就是是帝王之学，实际上是挺有道理的。  因此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天文学知识，首先是触犯了 明代的法律，因而南京教案时期，这便成为传教士被指控的一条主要罪状，如《拿获邪党后告示》称：“明犯我禁，私藏另造浑天仪等器。甚至为七政七重天之说。举天体而 欲决裂之。然则天下何事非可以颠倒诳惑者耶?无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晷。九万里 之外，晷影长短悬殊，不可以彼格此”。(5) 《告示》强调的是“明犯我禁，私藏另造 ”天文仪器；沈上疏参奏时强调的则是“暗伤王化”，用西方的七政天、九重天之 说，“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6) 还有的人则是从这里 看出了中西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例如张广湉就指出：“彼云国中首重天教推算历数之学，为优为最，不同中国明经取士之科，否则非天主之教诫矣。不知私习天文，伪造历日，是我太祖成令之所禁，而并严剞劂其书者也。假令我国中崇尚其教，势必斥 毁孔孟之经传，断灭尧舜之道统，废经济而尚观占，坏祖宗之宪章可耶。”(7) 所谓西方“首重天教推算历数之学，为优为最，不同中国明经取士之科”云云，这是从更深层次看出了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并且认识到不制止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势必斥毁孔孟之经传，断灭尧舜之道统”。这种说法看似耸人听闻，不过细细品味， 却透露出业已衰落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在西方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攻势面前的 恐惧与悲哀。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真的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迟早要陷灭顶之 灾，从这点上说，张广湉的这种认识应该说还是颇有先见之明而并非杞人忧天。 还有的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想的虽不象前面这些人那样深邃，但他们从道家绝圣弃智的思想主张出发，干脆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害无益，主张中国人应安贫乐道，对 其任何发明创造都要给予最大的蔑视和鄙弃。  为此，他们以自鸣钟为例说：“今按彼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 ，成之易败，不耗金钱乎?”(8) 上述在科学问题上的种种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了明代中西两种价值观念即重义崇善 与爱智求真的矛盾冲突。 参考书：—————— 1、霍布斯《论物体》第一章。6页。 2、伏尔泰《哲学辞典·古代哲学概述》。 3、魏濬《利说荒唐惑世》，《圣朝破邪集》 4、沈德符《野获编》记云：“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5、《圣朝破邪集》卷1，“南宫署牍” 6、《圣朝破邪集》卷1，“南宫署牍” 7、《辟邪摘要略议》，《圣朝破邪集》卷5。 8、许大受《圣朝佐辟》，《圣朝破邪集》卷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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