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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史上，“草圣”张旭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广大教化主”。张旭以前的笔法传授依赖世家大族的“私相授受”，而在他之后，则开始逐步实现“社会化、普及化、平等化”。《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有载：“人或问笔法者，张公皆大笑，而对之便草书，或三纸，或五纸，皆乘兴而散，竟不复有得其言者”。“师授”之所以如此审慎，是因为“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言其要妙”。
而事实上，真正传承张旭衣钵的弟子，个个彪炳史册。除了颜真卿、徐浩、李阳冰、邬肜、崔邈等，丹青国手吴道子和韩滉皆出其门下，实现了艺术教育史上的篆、楷、行、草以及绘画领域的全覆盖。佛门两位大德，也是张旭的再传弟子：一位怀素大师，站在“颠张”肩膀上，将唐代狂草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引领了中晚唐至五代草书发展史上的独特现象，一大批草书僧如高闲、䛒光、贯休等“入内供奉、赐紫方袍”，荣宠一时，风头无二。 另一位“弘法大师”空海，将张旭所传笔法在日本发扬光大，被尊为“日本王羲之”。清朝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七十二）有载：“空海亦称遍照金刚，延历中入唐受书于韩方明”。清朝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授书法”。而空海本人在《性灵集》提到: “尝遇解书先生，略闻口诀”。这里的“解书先生”即韩方明，也是张旭的再传弟子。“口诀”即是《授笔要说》中张旭所传“五执笔”以及“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
盛唐以后的书论，大多围绕“草圣”张旭的笔法传授展开，同时关于张旭及其弟子“师授”与“自得”的精彩记载俯拾皆是，代代相传。“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鼓吹剑舞”“担夫与公主争道”等，皆为张旭之奇思妙想，看似与草书毫不相干，却是“得草书之奇怪”的创作灵感和来源。张旭有如此奇妙之“自得”，正渊源于老舅陆彦远之“师授”。陆彦远“遇见沙平地静”，乃悟“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而陆彦远开悟“锥画沙”笔法，又得益于褚遂良师授“用笔当如印印泥”之高论。更令人惊奇的是，张旭一众弟子开悟笔法皆是妙手天成，颜真卿有“屋漏痕”之悟，邬肜有“古钗脚”之思，再传弟子怀素有“夏云奇峰”之论。由此可见，“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师授”与“自得”，“传承”与“自悟”是草书学习的不二法门。
颜真卿《祭侄文稿》
【日】空海《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二》
怀素《苦笋帖》
邬肜《侯知什墓志》 《新唐书》记载：“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对张旭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进行了官方认定，并详细描述了他酒后进行狂草创作的景象：“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他开启了盛唐狂草新风尚，题壁、书屏无数，却没有一件确凿无疑的草书作品传世。 根据《海虞张氏支谱序》记载：“常熟张氏，唐金吾长史旭始家斯土，后迁徙靡定。至宋代有万十者，复归常熟，遂著籍焉”。民国张汝南纂修的《清河张氏支谱（常熟）》明确指出：“水潭头，在常熟县治南，唐金吾长史之洗砚池也。公为尉于斯邑，子孙家焉……遂为常熟张氏之源”。
作者于常熟实地考察摄 2023年6月，笔者冒着大雨在常熟城内寻访“草圣”张旭的遗迹，“醉尉街”、“洗砚池（即水潭头）”两地名俱在，而祭祀张旭的“草圣祠”已无处可寻。虽然张旭已离世一千多年，但是他的草书精神一直都在。这种草书精神，就是一种伟大的“师授”与“传承”，激励着一代代草书家不断“自证”“自悟”与“自得”。雷简夫“闻江瀑涨声”而得草书之流宕，黄鲁直“观长年荡桨”而得草书之姿态，文与可“见两蛇相斗”而得草书之飞动。陆羽《僧怀素传》中有云“草圣之渊妙，代不绝人”，诚不欺也。
作者摄于上海图书馆 通过对书法史的研究，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笔者渐渐明白草书除了讲究“师授”“传承”“路子正”“笔法纯”外，同样重要的是“须自得之”。从自然万物、社会生活中“顿悟”；从思想性格、学识禀赋中“渐悟”；从胸怀格局、经历阅历中“领悟”，凡此种种，皆为“自得”。草书的学习，“师授”+“自得”缺一不可。仅求“自得”，不讲“师授”，容易陷入怪力乱神、狂怪怒张的歧途。而只讲“师授”，不求“自得”，又会陷入拾人牙慧、步履维艰的窘境。
张旭楷书《严仁墓志》 根据明朝常熟邑人陈播《草圣祠记》记载，常熟学宫之后有“草圣祠”。祠内原有一副对联：“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行文至此，笔者引用此联，向伟大的张旭致敬！向在伟大的草书精神指引之下，经“师授”而“自得”的历代草书家致敬！ 本文原载于《书法报》2023年8月16日第32期言论栏目
华波，江苏泰兴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杨浦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浦区拔尖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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