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发掘品和博物馆藏品中,我们常见到一类三足、筒腹的陶瓷香炉被称为奁式炉或樽式炉。例如绍兴博物馆藏福寿奁式炉,出自咸淳元年(1265)建成的环翠塔的塔基中,筒腹,腹下饰凸弦纹,装兽蹄足三个,口径14厘米,高6.6厘米。出土时里面尚留有香灰,是焚香实用器。(图3)此类香炉在龙泉窑、南宋郊坛下官窑中等都有大量出土。
宋画中对此种香炉亦有表现。如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图》之《食事中》(图4)描绘的是僧人们吃饭的场景,在画面中央的台子上有一烟雾缭绕的香炉,正是这种筒形炉。
在《译经图》(图5)中,放置经书的案桌旁有一小几,几上有一青瓷炉,亦是此种炉,旁边一僧人手拿一香盒,似正要往香炉中添加香料。《乘舆图》亦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图中石几上放置一青瓷香盒,不远处一个僧人正手拿一青瓷奁式炉朝石几走来。《五百罗汉图》中出现的香炉形式还有香鼎、狮子香炉、五足香炉等多种,而奁式炉只是其中一种。
将考古出土和宋画中的奁式炉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相对照,则发现《考古图》中将此类三足、筒腹的器物称为奁。一件为凤奁(图6),另一件为携奁,二者共性是三足,圆筒形,有盖。《续考古图》是南宋人续吕大临《考古图》之书,而佚其名,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后。其编排方法及制图风格,都以吕大临《考古图》为范本,书中亦将三熊足、筒状、腹部有环的器物称为奁(图7)。
将这类器物称为奁,吕大临是这样考证的:“得于京师,高六寸,径六寸,深五寸八分,容二升八合,无铭识,盖有立凤为饰。李氏录云奁或作籢,《说文》云镜奁也,后汉明帝上陵亲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则非独藏镜也,《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后宫妆奁之戏,今观盖势颇类棋局。按今洛都宫中有弹棋局中隆外陀如奁。”关于弹棋,沈括考证起源于汉代。《世说新语·巧艺》说:“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考《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引《世说新语》作“弹棋始自魏文帝宫内装器戏也”。又引《弹棋经后序》曰:“自后汉冲、质以后,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阐幽密,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安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宫人所为更习弹棋焉。”也即是说,建安中宫人以梳妆用具戏于妆奁之上,取类于弹棋。而吕大临认为此件器盖的形式像弹棋局,故称其为奁。北宋时期士大夫开创了金石收藏与研究的传统,吉金图录和考释之作也很多,在吕大临《考古图》之前还有七种,惜都不存,所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图像、有铭文、兼具考释的著作便是吕大临的《考古图》。其按形制器用分类,每一器物名称之后,都标明出土地点及收藏人,并且引用当时金石学家杨南仲、刘敞、李公麟等的研究成果加以考证。可见,在吕大临之前刊行的研究古器物的书,不仅为吕氏《考古图》的编写提供了材料,其中的见解和认识亦对《考古图》产生了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李公麟的《考古图》。吕氏书中不仅著录的铜器来自李公麟家的最多,甚至书名也和李公麟的著作同样采用了“考古图”三字,而且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其中的“李氏录云”即指李公麟之《考古图》,而宋代最大规模的古器物图录《宣和博古图》明确以李公麟的《考古图》为蓝本,也证明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只是李氏《考古图》今已不传,我们对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吕大临的著录。换句话说,吕氏《考古图》不仅仅是吕大临一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在古器物学上的成就。因此,至迟在吕大临《考古图》成书之时,宋人对“奁”的基本认识就是这样的。既然这类三足、筒腹的器物名之奁,那么此种形状的香炉在宋人眼里也便是奁了,如《武林旧事》中记载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给高宗的“大奁、小奁”及周密于人家所见“汝窑二奁”之奁,均指的是此类香炉。汝窑窑址出土、故宫博物院及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汝窑器中就有此类器形。(图8)实际上,《考古图》中名之奁的器物乃汉代的樽。1962年在山西右玉县大川寸出土2件汉代铜温酒樽。形制相同,通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形状为圆筒形,有盖,平底三熊足。盖顶中央有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腹两侧各有一个铺首衔环。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图9)此外还有铜酒樽一件,通高34.5厘米,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圜底,下有三虎形足,腹部有三个铺首衔环,通体鎏金。平唇上刻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从铭文可以看出,筒状的樽为“温酒樽”,而盆状的称“酒樽”。唐兰说:“温就是'醖’字……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孙机也认为“温”和“醖”两字通假。温酒樽是盛酒用的,并非温器。右玉县出土的酒樽虽有三蹄足,然而极矮,其下难以燃火,所以不能用于加温。醖酒清澄,盛醖酒之樽即为筒形樽。此类三足、直腹的酒樽在考古中多有出土。1972年河北省邯郸市张庄桥发掘了两座砖拱多室墓,M1和M2至少各随葬一套酒樽。M1出土了一件带刻铭的铜酒樽托盘和一件铜酒樽盖,M2出土了一件鎏金银铜酒樽(缺盖)。酒樽为平底圆筒形,腹部两侧透雕蟠龙衔环铺首,三熊形足。托盘下亦置三熊形足,盘沿下刻有隶书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其铭文不是刻在樽上面,而是刻在托盘上,可见此托盘当时是和樽配套使用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亦多有此类形象。如沂南汉墓中室南壁横额东段画像中部有案、樽、杯等,樽为三足、直腹,立于托盘之上。四川博物院藏的丸剑宴舞画像砖(图10)及宴乐画像砖中,都有酒樽,樽中有勺,樽的形制亦是三足,直腹。同样,河南省博物院藏的建鼓舞画像砖(图11)及南阳文物研究所藏的阙、乐舞画像砖上亦有酒樽,形制也为三足,直腹,甚至可看出腹部中间装饰两道弦纹。这些画像表现的大多是乐舞、宴饮的场面,可确定这类三足、直腹的樽就是盛酒器。王振铎在其关于汉代樽、勺的研究文章中,曾作出了汉画像石中酒樽的集成图,使读者能一目了然。根据《中国度量衡史》,宋代的一尺约合现今30.72厘米,那么《考古图》中“凤奁”的口径和高分别为18.43厘米,壁厚约0.6厘米。而根据其图可以发现,这个高度只是奁身的高度,按照图中比例,如果加上盖的高度,通高约27.64厘米。所以其大小与右玉县铜樽之一相差不多。再看广州出土的一件东汉铜酒樽,三熊足,铺首含环,腹部有三宽带纹。盖如圆锥形,中央一孔雀作开屏状。器高29.8厘米,腹径18厘米。也与吕大临称为“奁”的不论形制还是大小,都很相近。综上,三足、直腹,腹部有衔环的这种樽是盛酒器,有铜、玉等不同质地,另外还可以从汉画像石中看出,它通常与勺子相配,且这种组合搭配一直到唐代仍在流行,唐代李匡乂《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宋元时期作为酒具逐渐被酒瓶、酒注所取代。宋代时将此类樽称为奁,人们于是便将这种仿照铜樽造型的三足、直腹的香炉称为奁、奁炉等,而其正确名称应为樽式炉。樽式炉是在宋代仿古风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仿铜器瓷香炉。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饮流斋说瓷》云:“宋代制瓷……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焉。”而且由于宋代金石学的兴盛,仿古铜器造型的器物众多,且不仅仅只是对造型和功能的完全照搬,而是经过了改造和加工,在审美情趣和艺术方面都有新的特色。除樽式炉外,宋代出现的许多香炉,如鼎式炉(香鼎)、鬲式炉、簋式炉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古器加以创新使用的情况,宋至元明一直都存在。如同酒瓶可以当做花瓶使用,古鼎既可当做香炉,又可用于插花。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中,弹琴者对面的湖石上有一铜鼎用于插花(图12),尚古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南宋时甚至还将铜镜做成鼎形、钟形。元明时期亦将花盆做成樽的形状。1984年青田县鹤城镇窖藏出土一元代龙泉窑八卦樽式炉,底空心,下腹装三只兽蹄足,口径19.2厘米,高14.8厘米(图13),明显这不是炉,而是花盆。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龙泉窑刻花炉,底部三足,底心有一圆孔,口径25.7厘米,高17.4厘米,明显这也是花盆。除了常见的渣斗式花盆,以仿古铜器造型的花盆还有很多,如宁波天童寺藏明代龙泉窑鼎形花盆,口径28.5厘米,高45厘米(图14),龙泉大窑枫洞岩除了出土大量的樽式花盆(图15)外,亦有钟式花盆(图16),其口径在17~27厘米之间,而同时所出的底部无孔的三足炉、樽式炉,口径一般为11~12厘米。由此可见,古人不仅以樽的造型制作香炉,还将花盆做成樽形,体现了对高雅生活的追求。
图13 元代八卦樽式花盆及底部(莆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