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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5日，刘少奇和陈毅等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并以每个师的活动范围为基础形成七个战略区: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第二师活动于淮南地区，第三师和独立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四师活动于豫皖苏边区(后转移至淮北地区)，第五师活动于豫鄂边区，第六师活动于苏南地区，第七师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另外，军部还直辖特务团、抗大第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单位。全军共九万余人。  为加强对新四军及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东南局，1941年3月27日决定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织新的中原局，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简称华中军分会，又称新四军军分会)。4月27日，中原局改称华中局，以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曾山为委员。这样，华中局的领导范围就由原中原局领导的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苏、皖、豫、鄂地区扩大到长江以南的苏、皖、闽、浙、赣等地区。5月22日，陈毅、刘少奇发布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令，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 新四军第二师，是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组成的，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在延安，未到职)、张劲夫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第二师还组成了以张云逸为书记，郑位三、罗炳辉、郭述牢、周骏鸣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样，张云逸作为新四军副军长，除了参与新四军的全面领导工作之外，还要直接领导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邓子恢虽然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形势紧张，所以他并没有立即赴军部就职，而是暂时留在淮南，协助张云逸、郑位三等工作，直到1941年5月才一离开。 皖南事变后，摆在张云逸面.前的头等任务，便是遵照军部的指示抓紧对部队进行整编。为此，他与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周骏鸣等一起，以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师师部，下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司令部由周骏鸣负责，政治部由张劲夫暂时负责，供给部和卫生部分别由这两个部的部长胡弼亮和宫乃泉负责。1941年秋，根据军部的指示，第二师又组建了军工部和社会部，由吴师孟、侯政分别任部长。 师部领导机构组成后，张云逸等遵照军部确定的“三三制”编组方案及所授予的部队番号，分别将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四、第五、第六旅;将第四支队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分别改编为第四旅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将第五支队第八、第十、第十五团分别改编为第五旅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团;将江北游击纵队第一、第三团分别改编为第六旅第十六、第十八团，将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第一营和纵队特务营改编为第六旅第十七团。 在皖中巢无地区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及第二支队挺进团，根据军部的指示均编入第七师。 由于各旅、团的领导班子能否配备好，将直接影响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此张云逸等花了很多精力，反复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张云逸等终于确定了各旅、团的领导人: 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后王敬群)。第十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委员钟铭镖;第十一团，团长吴华夺，政治委员高志荣(后蔡炳臣);第十二团，团长杜国萍(后谭知耕)，政治委员徐海珊(后余明)。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风)。第十三团，团长林英坚，政治委员祝世凤(后童浩生);第十四团，团长宋康(后宋文)，政治委员胡炜;第十五团，团长饶守坤，政治委员朱云谦。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第十六团，团长张翼翔，政治委员邓少东;第十七团，团长艾明山，政治委员殷绍礼;第十八团，团长陈庆先，政治委员谭光廷(后廖成美)。 第二师各旅从1941年2月开始整编，到5月全部完成。 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张云逸还安排了部分由皖南突围到达淮南的干部。 1 941年4月26日，原军部测绘室负责人熊永龄等辗转来到淮南。张云逸对突围的干部非常关心。据熊永龄回忆:“4月28日上午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和时刻，这是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师长、罗炳辉副师长亲自接见我的时候。接见时，他们那种亲切热情慈父般的关怀抚慰，使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稍缓一缓才慢慢地详尽地汇报了我所经历的八天八夜战斗经过和老红军战士奋勇拼杀抢夺阵地，以及多次突围受阻等情景。张云逸师长仔细听我汇报静静地思索着;罗炳辉副师长听得悲愤填膺，在室内来回走动，用拳头敲击手心。我汇报后，张、罗首长留我在淮南二师工作。回到了自己部队备感温馨与庆幸，觉得无限光明，认为张、罗首长对我又如此信任，当即表示服从分配。”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为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张云逸与邓子恢等对部队进行全面整训，并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 1941年2月间，张云逸主持召开了全师的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会议首先由团以上各单位汇报参谋工作情况，并对日后如何改进和提高参谋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由张云逸作会议总结。 张云逸在总结报告中分三个专题，对目前参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参谋工作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及各科参谋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分别作了详细阐述。针对一些人因对参谋工作认识不够产生的各种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进而影响了参谋工作的开展乃至作战胜利的情况，张云逸要求必须注意提高参谋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威信，处理好上下级参谋处的关系，搞好参谋人员的教育，并使用好参谋人员。 他说:“参谋处是军队指挥机关头脑部门，一切号令都是经过参谋处的，其任务主要的是保证军队打胜仗。在平时，主要是整训部队，在战时，主要是组织战斗”要根据时代与目前的客观需要来进行参谋工作;参谋工作要有经常性、有计划、有系统，而且要精密，不能粗心大意;写字切勿潦草，尤其是作战文件，要用正楷字体;要遵守时间;要学习判断方位;平时要注意收集敌情、道路、地形等方面的情况，绘制成图;战前要提出作战方案，供首长下决心，根据首长的决心部署作战，并订出作战计划，同时要建立通信联络线，计划后方勤务事项，建立指挥所;战后要指挥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处理伤亡人员，组织准备进行新的战斗。他在报告中还对作战、侦察、通讯、教育各科参谋工作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具体开展工作等内容逐一作了说明。 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第二师参谋工作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张云逸所作的总结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推动正在整编中的部队整训及加强司令机关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后不久，为切实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推动参谋工作朝着更高水平发展，张云逸还指示熊永龄组织了师司令部参谋训练队，任命其为队长兼教员，对师里的参谋人员轮流进行培训。 政治工作会议是在1941年3月18日召开的，亦称“三一八政工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1940年10月以后，由于未能打退桂系军队对淮南的进攻，路西根据地缩小，加之皖南事变的发生，部队的士气受到影响，有的产生了悲观情绪，有的甚至对桂系军队产生了某种恐惧心理。另外，有人认为皖南事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嚷着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坚决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在此情况下，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统一认识，树立坚持淮南的胜利信心，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张云逸与邓子恢、郑位只等决定召开一次全师的政治工作会议，以总结两年来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全师政治工作的开展，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为全师的整训提供思想保证。 军委中央治部总政对第二师的这次政治工作会议非常重视，于3月18日当天致电张云逸等，就会议的注意事项及日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专门作出指示。电报指出: 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自归中原局领导以后，政治工作已有转变，并获得了许多成绩，但因基础不强，传统不佳，干部政治文化水平落后，加之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的环境中，故至今尚未赶上主力兵团，因此第二师的政治工作极需加强和改进。应尽可能肃清部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反对干部中存在的狭隘落后的观念，提倡进步和学习，提高原则性，坚决反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统一没有独立、只有联合没有斗争的错误，如不敢建立根据地，不敢公开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敢扩大部队等。 要向到会的全体干部指出:我军政治工作是有其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是从党的独立性而来的，应使政治工作成为实施党的政策的武器，降低这种作用，降低政治工作在我军的地位，在形式上内容上对国民党作任何迁就都是不许可的。在目前，仍需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积极进行统战工作;统战对象不仅是各个抗日的民主力量，还包括正在进攻新四军的国民党顽军;认为此后对顽固派只有打的方针，没有争取与团结的方针是非常有害的。电报还要求第二师的广大干部设法打破目前所处的困境，定下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信心，认清全局，照顾全局，反对悲观情绪，在军委中央及中原局的领导下，与全军指战员一起奋斗到底。 三一八政工会议历时20天，张云逸、邓子恢和郑位三等师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并将军委中央治部总政的指示精神贯彻到会议之中。张云逸还安排由皖南突围而来的同志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请与会的原八路军部队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张云逸本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据张劲夫回忆:“这次会议在(天长县)张公铺附近的赵庄举行，用芦苇席为顶，毛竹为柱，临时搭了一个会场，可容纳数百人。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号召要建立铁的党军，对部队要加强阶级教育，恢复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基层要开展模范支部活动。”另据周骏鸣、刘顺元、成钧、赵启民等回忆:张劲夫在会上对江北指挥部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作了全面总结，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领导同志作了指示，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会议强调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和任务，要求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各种不良思想作风。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对第二师的整训及其后来部队的发展和建设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会后，第二师所属部队都以不同形式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并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各项要求，从而逐步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 在整编主力部队的同时，根据军部的指示，张云逸与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等专门研究了地方武装的整编问题。当时，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脱产地方武装的编制有所差异。路西的地方武装主要是各县的游击队，由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指挥;路东的地方武装主要有独立第三、第四团以及各县的独立营，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与路西相比，路东力量较强。1 941年2月21日，张云逸、邓子恢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称，路东独立第三、第四团有1600余人枪，9个独立营1500余人枪，区、乡集中之模范队1000余人枪;各保还有不脱离生产的青年队三四十人，共8万人，枪5000余支。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张云逸等决定重建在1940年8月撤销的淮南津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调整路东、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的编制，充实和加强联防司令部领导干部的配备。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梁从学调任第四旅旅长后，张云逸等人决定以郑抱真任司令员，调第十八团政治委员谭光廷任政治委员(其所遗职务由廖成美接任)，以李国厚、杨元三分别任司令部参谋长、副参谋长。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有时亦称独立旅)重建后，张云逸等人决定以杨梅生任司令员，以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兼政治委员，以罗占云任副司令员，以赵俊、樊执中分别任参谋长、副参谋长，以王敬群(后张树才)、李代耕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关于地方武装的编制，由于路东与路西情况不同，张云逸等并没有强求一致，而是根据两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了灵活的编组方法。在路东，主要是加强各独立营的力量，并重新编组了部分独立团。如为加强嘉山、吁胎、来安三县地方武装的力量，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从独立第三团调两个连分别编入嘉山、吁胎独立营，从独立第四团调一个连编入来安独立营。同时，将天长、六合、高邮等地的独立营编成独立团。 另外，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还从特务营抽调一个连编入淮宝独立团，以加强淮宝地区的武装力量。在路西，主要是整顿和扩编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的各县游击队。根据张云逸等人的指示，凤阳、滁县、定远等县的游击队陆续组成独立营，每营下辖3至4个连;全椒县组织了1个独立连;合肥组织了1个游击队;联防司令部还组建了辖有2个连的警卫营，以保卫机关的安全。这样，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共组织了14个连，约有130人。 通过整理地方武装，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为日后第二师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办抗大第八分校，也是张云逸在整编部队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张云逸一贯的思想。他认为:“治军必先治干，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1939年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为加强对部队营以下基层干部的培训，张云逸即创办了教导队。随着干部培训规模的扩大，1940年5月他将教导队扩建为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同年10月下旬，刘少奇、赖传珠率军政干部学校的第一、第二大队离开淮南赴苏北后，学校只剩下第三大队(下辖四个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适应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张云逸于2月以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第三大队为基础，扩建成立了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 1941年4月12日，刘少奇致电军委中央:为了号召外地知识青年来淮南抗日根据地受训，需要扩大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因此，提议将现有军政干部学校改为抗大分校。不久，军委中央复电同意在淮南设抗大第八分校，归第二师直接领导，同时与抗大总校发生关系②。在此之前，张云逸已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与罗炳辉等人就组建抗大第八分校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并决定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改建为抗大第八分校后，仍由张云逸兼任校长。学校的其他领导人分别为:罗炳辉兼任副校长，教育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高志荣，训练处处长黄一平、副处长王淑明，供给处处长翁行茂。 5月4日，抗大第八分校在天长县张公铺举行开学典礼。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张劲夫及淮南路东地方领导人都赶到张公铺出席会议。“张云逸做了动员报告，着重阐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索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第八分校第一期共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学员365人，分为7个队，其中有i个队为营级以上的干部队，其余为连、排级干部队。学习内容主要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以及军队的条令、条例，班、排、连、营攻防战术等，同时还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和近战、夜战等技战术训练。 学员使用的教材，除了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撰写的一些重要论著外，还有抗大总校及华中局党校使用的教材(或对其加以改编后下发学员使用)。此外，第二师参谋处、政治部及抗大第八分校本身，也编印了一部分补充教材。张云逸不仅研究确定办校的方针，而且注重学员战斗作风的养成，要求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此外，他还抽时间为学员讲课，解答学员的疑难问题。 对此，当时在学校政治部工作的陈祥回忆说:“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学员)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能够这样，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 1942年，张云逸去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视察工作时，还将在此收集到的刘少奇撰写的《统一战线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等几个报告的油印本寄给第八分校，作为政治理论教材使用。 与华中其他几个抗大分校相比，张云逸创办的第八分校在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方面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1942年8月，陈毅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八分校注重军事演习，开办文化预科，注重体格锻炼，注重学校生活的严格化，养成严格的军人生活。”抗大第八分校第一期学员于1942年春毕业。1943年秋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该校缩编为第二师教导团。 第二师完成整编后，至1941年5月，共有主力部队1.5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数千人。对于张云逸主持的第二师的整编工作，新四军军部非常满意。1941年7月，军部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时指出:第二师部队组织整理比较好，各旅团战斗力相差不大，其中第四、第五旅最强，第六旅、独立旅(即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次之，但第六旅在去年与国民党顽军斗争中表现了进步和游击的坚强性。每团平均1200至1500人左右，每连平均轻机枪3挺，装备一般还好。全师排级以上干部大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仅少数干部为抗战以后人伍的;全师部队人员大部分由地方党动员及部队自己扩大来的.贫农、雇农和工人占多数。 在组建第二师的同时，张云逸还与邓子恢协助曾希圣对第七师的部队进行了整编。1941年3月17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曾希圣等:“一、指定孙仲德无为纵队、林维先挺进团及现有散布在皖南部队及已突围过江之皖南部队，均归七师编制，即由张、邓协同曾希圣商定编制办法，并开始工作。二、皖南部队，其业已过江者，应将其中干部拨二分之一送苏北分配工作，余由七师平均分配。三、七师活动地区暂时以孙、林部队驻地为中心，积极整训编制，并即派人过来钢繁地区作收容开辟工作，以便七师部队能迅速转移皖南活动去恢复工作。” 4月21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又致电曾希圣、孙仲德、何伟并告张云逸、邓子恢:原对外之江北游击纵队名义取消，活动在无为及江南的部队一律改称新四军第七师，部队暂归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指挥。电报同时要求即将编入第七师的部队大胆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地方武装，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据此，张云逸和邓子恢协助曾希圣研究拟定了第七师的编组方案及干部配备。为搞好第七师的整编工作，张云逸等还调原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何伟到该师工作，详细传达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有关指示，对该师予以政策上的指导。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组建完毕。该师下辖第十九旅和挺进团，师长张鼎丞(在延安，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及各师整编的完成，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新四军阴谋的彻底破产。从此，新四军在编制部队、活动范围等方面不再受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可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军的建设进人了个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健康发展，1941年8月10日这天，张云逸迎来了他虚岁50岁的生日。郑位三等提出要为其祝寿，张云逸说什么也不同意。但郑位三等还是坚持要有些表示，否则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张云逸见盛情难却，只好提出一切从简。最后，郑位三等尊重他的意见，在师部驻地盯胎县黄花塘举行了由师直营以上干部参加的集会。会议由张劲夫主持，郑位三代表第二师全体指战员向张云逸致祝词。张云逸也在会上讲了话。 据第二师直属队政治处宣教股股长罗晴涛回忆:“祝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张云逸同志投身革命以来，特别是在军队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内容丰富感人。接着张云逸f}}志讲话，主要是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过程。讲得生动实在，真是催人泪下，使我们深受教育。会场上几次高呼口号向他表示敬意。会毕，到会千部排着队一一和他亲切握手，那时没有鲜花，更没有贺礼，就是凭一股热情，有的f志饱含热泪，为这位长者祝福、贺寿。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且非常朴实亲切。”当天晚上，第二师在师部门外的场地上，为张云逸举办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聚餐会，算是“寿宴”。当时，第二师正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为表达对师长的敬意，郑位三还代表师军政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发出向张云逸学习的号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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