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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历史上有过众多的“脱队事件”，比如南昌起义三河坝分兵失败后，时任连长的林彪对前途感到无望曾离队出走过。因为到处有匪兵拦截走不出去，当夜自己又返回了队伍。出走前他还劝陈毅一起走，但被陈毅拒绝，林彪返回后陈毅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再如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的危急时刻，新四军当家人项英“临时动摇”，率小队脱队出走一天半时间，之后党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潄石二人负总责”，解除了项英的决策权。还有张国焘、龚楚、张绍东等人的脱队叛逃，也有红九军军长何畏的脱队回乡务农，以及像周昆那样脱队后失踪等等。 
而在脱队事件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那就是因为内部矛盾，自行脱队后还留在了革命阵营，没有去了（或要去）对立面，只是换了（或计划换）地方。 我们需要说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这样式的“脱队”，也往往会被视为“叛变革命”，如果带枪开小差的话，被抓住基本都是枪毙。但最终的处理，因为领导者的政策水平、智慧、胸怀、能力、性格、环境、背景等诸多因素，处理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我们先来说说最有名的许世友“拖枪逃跑”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大家都熟知，我们还是简要地来聊聊。1937年3月中旬，红军西征失败后，延安对张国焘的批判开始升级，过程出现偏差，使得范围扩大化，甚至谣传要枪毙一批人。许世友当时也在抗大学习，非常苦闷，并因此病倒了。他感觉没有出路，向前来看望他的红四干部们泄愤，说要回四川找长征时留在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刘子才一部。结果，有30多个团级以上干部（包括5个师级、5个军级，另有2名营级干部）愿意走。许世友将出走的一切都计划好了，准备4月4日夜里出发。曾和许世友搭过班子的四方面军原军政委王建安，也是计划一同出走的成员。但就在大伙儿出走前夕，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他意识到问题性质严重，遂将情况报告了上级。随即，许世友等人被逮捕。“拖枪逃跑”在当时是严重的罪行，应判死刑。后在主席的干预之下，此事得到妥善化解，给予从宽处理。由于上述人员屡立战功，法虽不赦，情尚可原，且犯罪行为尚属未遂，应减轻处罚。最后，许世友、王建安等6人被分别判刑，实际上并没有坐牢，而是继续在抗大边学习边改造。也就是说，许世友等人的行为“情尚可原”，但法不容情，仍然对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处理。许世友等人的出走事件，从结果上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得不说，主席从维护团结的高度，对此事的处理是极有水平的，显示出主席的高瞻远瞩与宽宏大量。既没有“法虽不赦”而过分处罚（当时有人认为许世友态度恶劣，应该枪毙），也没有“情尚可原”而不了了之，而是给予适当的处罚，既有警戒，也给出路。 
钟伟是“《亮剑》中李云龙原型之一，亦是剧中丁伟的主要原型。也有人说钟伟是中国的巴顿将军，他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能打胜仗，也是个不让领导省心的主。有关钟伟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我们按下不表，单说这次“叛逃”。在钟伟的正式简历里，有这么一句话：“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第三团政治委员，苏北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长……”，这两个任职地点分别在豫鄂边区、苏北解放区，地理位置相差千里之遥。在这两个任职的“中间地带”，就隐藏着钟伟试图“脱离豫鄂挺进纵，单独带队伍活动”的“黑历史”。与李先念一样，钟伟当初也是从延安南下到新四军的干部中的一员，不同的是李先念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者。
在大、小悟山战斗中，时任第三团政治委员的钟伟不听指挥，未经请示报告，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致使敌人打到李先念的指挥阵地跟前，使李先念几乎遇险。而且在平时，钟伟就不省事儿，经常私下找人谈话，散布极不利于团结的话。钟伟在部队随后的大会中被点名批判，接下来他不是去好好地反省自己，去检讨错误，而是与个别人商量，要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单独带队伍到苏北。这多少带有分裂部队的性质，这是革命队伍中最忌讳的。这一问题，后来也被同志揭发了。 钟伟事情暴露以后，李先念觉得很难办。因为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而钟伟是一方面军的，如果由他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恐会造成误会。于是，为了维护部队团结，又能起到警示惩戒作用，就由来自一方面军的纵队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带头与其他领导同志来处理这件事。随后对钟伟做出了处理决定：开除党籍一年，改任随营学校教员。然而，钟伟对这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钟伟带着老婆、孩子和挑夫以及警卫班8个同情他的战士出走，经三个月一路辗转，来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在见到代军长陈毅后，钟伟当场就哭了起来。陈毅还拿钟伟开玩笑：“你这个逃兵怎么逃到我这来了。”其实从陈毅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事情会得到圆满解决。新四军各级领导听了钟伟的申诉后，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于是任命钟伟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长。对于一名前线指挥员来说，这个任命带有惩罚性质，但是不重。后来在日伪大扫荡、新四军形势日益险恶的情况下，又任命钟伟任新四军苏北军区四支队支队长。钟伟重返指挥岗位，终成一代名将。在钟伟这件事上，无论是李先念，还是中原局与新四军军部均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避免了因为一时意气而让革命遭受损失，这无疑是更高明的处理方式。
然而，最后我们要说的叶道志等人的出走事件，就不那么幸运了，结果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新四军成立后，急需干部。为此，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支援新四军。1938年初，延安委任叶道志担任临时支书，率陈康、陶勇等数十位干部南下到新四军工作。叶道志、陈康、徐长胜3人都出身于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时期，叶道志先后任师长、师政委，曾与陈锡联搭档。陈康的最高职务是团长，徐长胜的最高职务是副团长，都曾是叶道志的部下。应当说，叶道志的能力是不错的，被安排到2支队4团任副团长，后任政委。陈康任补充营营长，徐长胜任军部特务营参谋。新四军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由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其成分本来就是地方部队或游击队，当时又值建军之初，各方面还不完善，部队作风相差很大，一些八路军来的干部工作上一时不大习惯。而且在规模上，新四军的团只相当于八路军的营，叶道志对职务安排及工作颇为失望，并反映在了工作中。上级得知后，又将其降职，调到军部任特务营营长，这让叶道志更加不满。因此，叶道志与陈康、徐长胜一商量，就准备回八路军去。1938年7月底，即到新四军工作才几个月，3人携带防身手枪私自离队。新四军军长叶挺得知后，命令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捕，并命令“如不肯回，就地击毙”。李志高带1个排急忙追赶，在景德镇山区堵住了3人。结果，徐长胜争辩了几句被当场打死，叶道志被抓回，只有陈康侥幸逃脱。
陈康
当时项英正好去延安开会，不在军部。叶道志被抓回后，叶挺认为“带枪开小差，抓住就毙。这是铁的军纪”。据说，当时随叶道志一同南下的干部还给军部写了联名信，请求枪下留人。叶道志本人也辩解说：我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但我不是叛变投敌，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所以我想回八路军去。在此过程中，随叶道志一同南下、也来自红四军方面军的陶勇曾直接找叶挺求情担保，并拿出许世友当年试图拉走一批人的例子，说“当时主席都没枪毙许世友”。但叶挺态度坚决，陶勇为此还被批。8月30日，叶道志被枪决。补充说一下：此后不久，陶勇调任4团团长，开赴苏南抗日前线。4团后来发展成为华野4纵、23军。逃走了的陈康福大命大，一路回到了延安，他只是受到了批评，并没有受到军纪处罚。他先是在1939年初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任随营学校教员、营长，一年多后调到战斗部队，任386旅17团副团长、团长，772团团长等职务，从此成为陈赓手下的得力干将，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假如当初叶道志没有被派到新四军，而是留在八路军129师，那么我军历史上可能又会多一个璀璨的将星。或者说假如没发生脱队事件，并能坚持到建国以后，叶道志正常应授中将，其悲剧真是令人唏嘘。
当然，叶道志、徐长胜的悲剧，首先是他们犯错，但他们与货真价实的叛徒不一样。他们离开原队伍，与许世友、钟伟一样，均是因为一些内部矛盾而意气用事，并非叛变投敌。叶道志虽然严重违纪，但罪应不至死，将他当做投敌者公开枪决，无疑是有点过了。对比主席对许世友等人、刘邓对陈康、李先念与陈毅对钟伟的处理，不得不说叶挺自广州起义后即脱离组织，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艰苦卓绝的残酷环境，与红军出身的干部在感情上有一层隔膜，仍是传统军人的作风。在枪决叶道志以及后来枪决高敬亭的问题上，叶挺以“军法处置”虽不能算错，但在大局谋略上，在对待战友的革命感情上，似乎存在原则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没能做到精准处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对叶道志同情与惋惜的同时，也不能对叶挺过多苛求，毕竟人无完人，而且军法如山啊，要不怎么能警示并带好队伍呢？需要说明的是，1983年，组织上为叶道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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