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背景西汉初年，汉高祖认为秦朝的早亡与皇室力量的单薄有很大关系，于是采取了郡国并行的管理制度，分封了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当时，地方共有54个郡，但中央直接管辖的不到5个，诸侯国就占了40个郡。在这一体制下，出现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于是，汉高祖与功臣集团、诸侯王立下白马之盟，将分封标准限定在刘姓皇族范围内。[9][6][10] 汉景帝时，采纳晁错的建议颁布《削藩策》，引发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的叛乱。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汉景帝趁机采取一系列削藩政策。[13]首先，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陆续封皇子13人为诸侯王，并削其封域，从此燕国、代国没有了北边的郡县，吴国、淮南国、长沙国没有了南边的郡县，齐国、赵国、梁国、楚国等国境内的名山归属中央。此后，诸侯国封地一般只有一郡，大小与中央的郡县基本一样。[6][13][14]汉景帝中期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地位，颁布“左官律”进一步降低王国官吏的政治地位，颁布“附益法”规定诸侯王的丧葬规格和立嗣权。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又将诸侯王的官吏任免权收回，剥夺了诸侯王治理王国的权利。[3][4]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诸侯王在税收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财政的税收；第二、诸侯王在政治上享有很大权利，通过经济政策严密控制着土地和农民，导致中央权力的空心化。[15]同时，为解决北部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开始对其发动战争，而战争的资源消耗巨大，为了赢得战争，只能通过削弱诸侯国获取更多赋税和徭役。[6]  汉武帝刘彻 法令内容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在接受汉武帝召见时，向其提出计策：“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该法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庶子亦可在原封地内被封为列候，列候由郡县管辖。[1]诸侯王的封地是有限的，但他可继承封地的儿子是无穷的，这样他的封土不能不日益减少，他的权势不能不日益式微。新分封的列候没有治理百姓的权力，推恩越多王国只能越小，对中央的威胁逐渐消失。[9][16]  主父偃画像 实施结果实行推恩令后，不少诸侯王国先后被分为若干候国，王国土地减少对应着中央直辖土地变大，使汉初郡国并行体制在实质上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17][15]  推恩令示意图 与此同时，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桑弘羊将盐铁专营权收归中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接受桑弘羊的建议，改革币制，取消郡国铸币权，诸侯丧失经济特权。一系列政策使得诸侯国与普通郡县无异，变成衣食租税的大贵族地主，已经无法与朝廷抗衡了。[18][19][20] 辅助律法当支庶子弟的利益被满足后，推恩令“实分其国”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诸侯王认识到其害处后，将不再分封。汉武帝只能辅以酎金律继续削减诸侯王的数量。[21]酎金律是汉文帝开始设置，目的是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削弱王子侯国的经济实力。汉武帝对这条律法进行了修改且严格执行，酎金斤两不足或者花色不好者会受到惩罚，[18][22]酎金律实施的结果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的罪状，一次夺爵106人，其中“王子侯所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以酎金律夺爵者达六十四人之多”。此外，因杀人、淫乱、失职等其他犯罪形式而遭夺爵者，尚不在其中。以最先执行推恩令的城阳国为例，元朔二年至元鼎五年，共分封支庶子弟34人为列侯，其中19人因酎金律被夺爵。至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只剩列候5人，同姓王18人。由此，西汉的诸侯国问题在推恩令和酎金律等律法的推行下彻底解决。[5][23][24]  刘贺墓出土的酎金 成功原因关于推恩令成功的原因，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推恩令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是相似的，贾谊的主张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实力强大；推恩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不如从前了，他是“乘时而有功”。[25]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推恩令不同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推恩令并非完全是“自上令而行之”，而是“本下情而行之”。所谓“下情”，一方面是王国支庶子弟也想获封列候；另一方面诸侯王不愿支庶子弟沦为庶民，所以才愿意主动执行推恩令。[26]  改制影响政治推恩令的实施，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皇权对地方封国的控制，诸侯国的力量日渐衰弱，封国不断郡县化，使得郡国并行的地方政治体制趋于瓦解，实质上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如汉高祖时，齐国辖地为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北）、胶东、胶西、济北（今山东省济宁市）、博阳（今山东省泰安市）、城阳、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等七个郡，到汉景帝时期，齐国原来的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泰山、济南、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琅琊、胶西等地都归属了中央，只剩下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胶东、城阳（今山东省青岛市境内）三个国家。[27][28]此外，汉武帝充分贯彻汉景帝时颁布的“左官律”，降低王侯的属官地位，防止诸侯王招募人才。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十三部刺史，每年“周行郡国”，“省察治政'检举犯法的王侯官吏，报中央惩罚。诸侯王与郡守受到刺史的监察，特权大大削弱。这样，汉代诸侯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郡县化，封国再也无法构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地方割据势力。[7][29] 经济推恩令的实施在经济上使得汉武帝以较小的成本统一币制、收回盐铁专营权，打击了诸侯国的豪商的势力，让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有机会在中央的调控下得以缓解，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缓和，农民的生活有所好转。同时，通过经济改革汉武帝得以集中大量社会财富，从而有机会抓住对匈奴作战的主动权，完成稳定边境和开拓疆域的事业；也使得他能够在灾荒不断发生的年代，较成功地赈济灾民。[8] 总之，推恩令的实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认同和政权的稳定，使得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6] 事件评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东辰等人在《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中指出，推恩令中国古代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它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关于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且杰出的政治智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 相关争议关于颁布时间的争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高敏在《秦汉史沧集》在提出主父偃向汉武帝献策应该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之后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之前。因此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应该在这段时间内。高敏认为元朔二年汉武帝对推恩令的推行，实际上是对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和扩大化。[30][31] 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岳庆平不同意高敏的看法，他提到主父偃提出推恩建议后，又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建议汉武帝将天下豪杰迁徙到茂陵。以此来证明推恩令是在元朔二年冬颁布的。但即使汉武帝接受“推恩”建议后，也不可能立即下诏“迁豪”，所以根据元朔二年夏的“迁豪”来证明主父偃提出“推恩”建议的时间在元朔二年冬是不成立的。[32][30] 而岳庆平不同意高敏的看法，他提到主父偃提出推恩建议后，又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建议汉武帝将天下豪杰迁徙到茂陵。以此来证明《推恩令》是在元朔二年冬颁布的。但即使汉武帝接受“推恩”建议后，也不可能立即下诏“迁豪”，所以根据元朔二年夏的“迁豪”来证明主父偃提出“推恩”建议的时间在元朔二年冬是不成立的。[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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