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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费正清、列文森和佩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构建起“西方中心观”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他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归因于外部力量的进入与干涉，这些理论曾经长期统辖着美国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史的研究。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水门事件的爆发，尤其是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些模式产生了质疑。一批美国本土学者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且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柯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1934年6月，柯文（Paul A.Cohen）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年入读芝加哥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师从费正清和史华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任教于威尔斯利学院，后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柯文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近代中国所常用的取向有点过时，应该加以修改，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取向，即“中国中心观”。  ▲7月26日，江苏南京，民众在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馆内欣赏展出的西汉时期错银铜牛红灯。暑假期间，民众走进南京博物院，在清凉的环境中参观展陈的历史文物，感知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图片来自中新社） （一） “中国中心观”并非柯文首创，在他之前，魏斐德、孔力飞等美国著名汉学家从中国本土视角出发，讨论相关史学问题，但这些讨论并不具有系统性，缺少相应的史学理论总结。1984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正式出版，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 在序言部分，柯文开宗明义地交代了本书的写作意图及主题，他提到“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这些学者在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时，具有“严重的西方中心本质”，柯文指出，“这些模式事先肯定了西方的重要性，然后再回过来证明它确是如此”。其一是“冲击—回应”模式，柯文提出这一模式阻碍了学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者关联甚少的历史侧面；其二是“传统—近代”模式，柯文认为这一模式实际上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法很容易造成非此即彼的二极现象，这种整齐匀称的概念也很难解释并不匀称的现实，同时亦可能落入“历史能量守衡”——即一方的发展必然带来一方的衰落的错误假设中。 （二） 然而柯文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而是认为和其他因素相比，这种作用被经常性地夸大。柯文强调，“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如明清时期的人口激增等，而不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要从中国的内部发展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沿海地区为例，这些地方受到西方影响最早也最深入，更是中国官员等聚居地区，较内陆地区而言受西方冲击更大，将视角固定于此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柯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关设想，第一，对中国进行横向的划分，以区域、省、县为单位开展区域史研究；第二，对中国社会进行纵向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的社会基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纠正以往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后，在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他突破了“西方中心本位”的束缚，给美国汉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给东西方中国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入到中国区域史与社会史。如裴宜理认为地方环境的变化是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因素。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通过区域性分析，指出鲁西北内部的社会结构及环境等问题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源。这些著作无一例外从区域出发，从中国内部的发展看待中国自身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也开始质疑柯文过度重视近代中国的内部力量，对此，柯文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并在后续再版中吸纳了相关批评与建议。时至今日，“中国中心观”依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深远影响的一个显著事例可以从费正清晚年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看到，费正清曾在书中提到：“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作出应对，危险过后则依然故我。”费正清在坚持“冲击—回应”模式的同时，更加重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这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 如何厘清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和人们创造或亲历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系统总结“中国中心观”之后，柯文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转向，即研究“历史”本身。1997年，柯文的另一代表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出版，在延续他的“中国中心观”研究范式的同时，向读者展示了认识同一历史事件的三个不同维度，即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参与者的看法、后世对历史事件的包装。融入了他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后所产生的史学理论思辨。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是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和重构。另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实际上并不存在历史叙述之外的客观历史，历史著述具有不确定性，历史著述者对历史事件解释也具有相对性。 在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观点中，重建作者原意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论是文本本身还是解释者，均内嵌在历史性之中，解释者正如解释对象一样也具有历史性。所以，柯文曾说“历史三调”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义和团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以真实发生过的义和团起义为切入口，解析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所做的工作。即使柯文搜集了大量关于义和团的史料，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未向读者解释何为义和团，而是告诉读者：我们今日所见的“历史”是如何产生的，其中历史学家在阐述历史，历史亲历者在记录历史，也就是书名中所说的“历史三调”。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柯文在提出新观点的同时，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历史认知。时至今日，年近九旬的他仍坚持从事史学研究，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成为美国当今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完）（原标题：美国汉学家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 作者/郎朗 蒋爱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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