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到张楚廷教授教材编写的引导，笔者也想从两方面来探讨近代大学的兴起原因。一方面是从西方文明特点的角度，另一方面是中西方对比的角度，最终形成“逻辑”“交流”“法律”和“闲暇”等因素，以此分析大学缘何兴起于西方。 如果说西欧文明的起始点定义为古希腊，那么从文明的起源地地中海地区来看，多山的地形造就了海洋文明的发源和繁荣的商业文化。同轴心时代产生思想的其他几大文明体相比，古希腊的思想特征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最为强烈。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外向型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思考与实践，也推动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智识生活的独特认知由地理环境所塑造。这是西方特有的现象。[1]需要交流和辩论，就证明需要一套自我逻辑对别人进行说服，因此古希腊重逻辑的思想传统也就凸显出来。 追溯到遥远古希腊的历史之后，回到大学产生的中世纪时期。城市复兴与翻译运动，经济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成为了大学正式产生的重要因素。“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浓厚”。[2] 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也是各种知识汇集的地方，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也激起人们求知的热情。同时城市具有知识复兴所必要的自由与宽松的氛围，为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阶级产生提供了条件。 由政教冲突间接导致的翻译运动，将经过阿拉伯人消化过的欧洲文化重新带回并反哺了欧洲。向外的战争、向往自由的文化氛围、繁荣的知识，成为了一个城市内民众刺向外界的一支支利剑，再加之当时基督教会振兴需要科学祝它一臂之力。因此仿佛顺理成章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包含着自由包容内核的理性研究机构就此诞生了，神学、自然科学、法律等，都融合了各国的观点。当时的宗教文化对科学兴起和大学建立起了间接促进作用。 正如《学科的境况和大学的遭遇》这本书中所说，只有在适合科学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科学才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西欧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律意识，与当时特殊的法律制度与法律革命造就了中世纪的文化和法律机构，大学的产生可以说是法律精神的部分实体化，庇佑了科学在西方的发展，因此大学和科学就在这样的“纠缠”下相互成就。 除了西方视角的阐释，还可以加入中国历史的视角,对这个话题进行补充和总结。地缘方面，是“海洋文明——商业发达——开放”与“黄河文明——农耕发达——保守”这两条发展逻辑，造就了科学哲学方面的“偏实用、不成体系”与“偏论证和逻辑解释、成体系”的差别，也造就了不同的政治体系，虽然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并没有发源出宗教信仰，也就没有了“从宗教和政治角度得到鼓励的自由的沉思讲学和交流”。从这个角度看，“入仕”的思想好像成为了中国人当时的一个枷锁，他们的学习与思考是为仕途服务的。中国人虽然也有阶级之分，但处于高位的阶级并没有“闲暇”，也就让中国人的思维中少了西方的那份“随性与自由”，再缺少一点“机遇”。虽然当时孔子教学的状态与中世纪西方大学兴起前的状态无限接近，但并没有在当时创办可持续留存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顺其自然的就兴起于西方了。 [1] 李海龙.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D].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2]邢亚珍.中世纪知识分子与大学的兴起[J].高教探索，2013（1）.   高教课堂研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