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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终于读完了，写苏东坡传记的人太多，尤其是林语堂版珠玉在前，李一冰这一本能杀出重围走到读者面前，实属不易。也有他独特的地方。 
这本书的好处太多了，如果读过余秋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就会发现该文曾摘录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再有兴趣多一点考据精神，就会发现余秋雨主要材料其实都建立在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考证与整理文字之上。
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 这本书不像一般的文学传记，专注于流畅的文笔，也不像是学术专著，热衷分析解剖问题。这本书像是李一冰写给自己的书，孜孜矻矻在有限的环境下写出这样一部煌煌70万字巨著实在是不容易。非常值得我们后辈敬重。 但不得不说，书中有几个地方是有笔误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是苏轼考科举到底考了第几名。这个网上的说法五花八门怎么说的都有。在《苏东坡新传》第一章第七节“登进士第”李一冰写到：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 
但实际上苏轼在殿试之后，只获得了“乙科”，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写得很清楚“殿试中乙科。”至于是“乙科”第几名，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苏轼兄弟在殿试中考得一般。宋朝的科举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制举，由天子直接考选。二为常贡，由州县贡人礼部考选。三为学选，由三舍选充。并且形成了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州试（由地方官主持）----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殿试（由皇帝主持）。常科指常设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明经、明法诸科。制科为非常设科目，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的特种考试，选拔特殊人才。比较著名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考“帖书”“墨义”，进士考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论语》十帖。苏轼著名的屈居第二的故事，是“论“”一项科目中的第二名。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最重要。所谓诗赋定去留，策论分高低。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类似文言文翻译，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并不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讽刺的是，后世以诗赋著名的苏轼，在这次省试中，诗赋考得并不是特别出彩。反而是在“论”这一环节中因为六一居士的私信“屈居第二”，在后面的《春秋》对义中得了第一。苏轼真正考得好的不是这次常科进士。而是后面的制科，他得了第三名，可是这个第三名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
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有宋一代，凡320年，制科三等者，惟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而已。所以称苏轼是百年一遇的学霸，倒也是一点都不夸张。但他确实不是那一年的榜眼。嘉祐二年殿试状元章衡（章惇的侄子），榜眼窦卞，探花罗恺。（宋史里面有记载）。
第七章第三节“金陵谒荆公”这一部分中。李一冰写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写毕，才点定一两字而已。现有抄本在船上。”安石即请人取来。其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这花甲老人，便站在屋廊檐下，就着薄暮微光，展卷细读，喜见眉宇。“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中，却有一字未稳。”老人读毕，慨然言道。“愿意听听您的高见。”“文中'日胜日贫’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这话后来传到苏轼耳中，他也禁不住拊掌大笑，认为荆公确是知言。——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文后的注释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补充，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记录了苏东坡孙子苏符的话。
东坡孙苏符曾跋此文之后曰：“此先祖文成日所书，'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贫’初亦不作'负’字，可见世传荆公事为妄也。符拜手书。”然周煇《清波杂志》又说：“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元本乃月胜日贫’。”则当时已有歧说。东坡好书己作，连写数十本者有之，苏符见者未必定是初稿，或荆公所见抄本有误字亦未可知，不可即谓无此事也。 从这里能看到，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改的，注释和正文出现抵牾。那哪个是正确的呢，应当是注释。苏轼原文即“日胜日负”，所以应是改成“日胜日贫”。《宝相藏记》写的是佛教藏经记。佛教教义认为，一切皆“空”，一切皆“幻”因而主张“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佛教徒要恪守“十戒”，其中之一就是“不蓄金银财宝”。所以，一个人善于赌博，赢了钱表面上看是富了，但精神世界更贫了。“如人善博，日胜日负”，就是这个意思。但仅从字面看，也可以解释为一日胜，一日负，或有胜有负，这就不符合原意了。而“日胜日贫”就不会产生以上歧义，所以“日胜日负”，不若“日胜日贫”耳。
第七章第四节“初和陶诗”，这一部分写了苏东坡和陶渊明的饮酒诗。这在中国文学上是一段佳话。两个如此知名的诗人穿越500年的唱和，也几乎是仅此一例。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的这个表述，在《庄子》中并没有看到相对应的表达。《庄子》里没有当然不代表庄子没有说过这句话，我所能搜索的信息相对有限。只知道《庄子》里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苏轼和陶渊明诗中“坠车终不伤，庄叟不吾欺”明显也是醉者坠车不伤的典故。后来辛弃疾《卜算子·用庄语》“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於天也。”也是用这个典故，但意思却不一样了。
第十二章第三节“初到惠州”，李一冰写到章惇上台之后对苏东坡一再的打压，甚至是想致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说了一句话：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李一冰《苏东坡传》 苏轼和章惇是同榜进士，后来又一起到了地方历练，两个人曾经是莫逆之交。在乌台诗案，苏轼众叛亲离的时候，章惇都敢出来为苏轼说话，顶撞宰相王珪。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了后来这一步呢？真的毫无文献可证吗？毕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带着这个问题，我搜索了一些相关资料，单独开一篇文，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李一冰不是学者，这本书也没有什么目的，单纯是因为一段类似苏轼的人生经历，而让他萌动出为苏轼立传的心。这个信念是纯粹的，这本书写得也是纯粹的。《苏东坡新传》这本书是李一冰写给自己的，毫无顾忌读者读这本书的感觉，肆意的倾泻自己对苏东坡一生的理解和体悟。书中很多词句很有古风，写出这么一本扎实可读的人物传记，李一冰背后付出的心血都在字里行间。此书一出，可以说碾压了同题材的其他作品。一是因为内容详实，二是因为作者李一冰和苏东坡同气相求，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更多了一些对苏轼的感同身受。与其叫《苏东坡新传》不如叫《苏东坡大传》更合适。《苏东坡新传》是我们读书社群今年第四期（4月），第五期（5月）的共读书目，大家都读得比较细。鸡蛋里挑骨头，挑出这些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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