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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王朝楹先生散记自传和对其采访的录像整理）日本宪兵队里有十几种酷刑，我只受了这几种就已奄奄一息了。回到牢房我浑身发高烧不退，不想吃饭，头痛得难受又昏又涨，到半夜里突然鼻腔往外窜血不止，光罐头桶就接了三桶血，后来昏迷得不省人事，狱友见我病重，喊日本人救人。日本人进来见我昏死过去，就把我抬到院子里，不光不给救治，还用凉水一遍又一遍的泼到我头上激。到后半夜，我突然又醒了过来，望着满天星辰，心想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想动一下，浑身疼得钻心，一动也不能动，嘴里嘟噜了两句话，被日本人听见了，又把我抬进牢房里。这时我因失血过多，又连续发高烧，口渴难忍，狱友们向日本人给我要点水喝，日本人连理也不理。我渴得发烧，烧的鼻子、嘴里如火烫油煎，两眼发黑，几次昏死过去。我渴得实在受不了，求狱友们尿点尿给我喝，他们又不忍心。只等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狱友们给日本人浇花，两位狱友架着我，去喝浇花的凉水，我连喝了五罐头盒凉水，才觉得浑身的火气才消了下去。喝完凉水，回到牢房里，我倒头便睡，半夜醒来，身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顿时觉得不发烧了，病也觉得好了许多。我坐起来，同号里狱友们都很惊奇，叫我躺下别起来，我说多谢你们救我一命，我的病好了，狱友们以为我发烧说胡话，都说我，你的命真大。过了没几天，我头上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不到一月满头的头发都掉光啦，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是受日本人酷刑之后，连被折磨加受惊吓得了个“血汗病”的病，西医又叫回归热。虽然掉得没了头发，却好歹死里逃生保住了一条命。后来我母亲知道后，花钱托在宪兵队做饭的北关人林长春，每天给我买几个肉包子，送点水喝，我的身体才慢慢好起来。我同学曹振华，曹振鲁兄弟俩因和我说过话，也一起被抓进宪兵队关了几天。可怜曹的母亲，每天到汉奸张景岐家屋后头去哭，一连哭了几天，老人在寒夜里受了风寒不久便病死。过了一个月左右，日本宪兵队又从外县抓了一批所谓“犯人”，东西屋十二间监牢里已是人满为患，日本人就把一批年轻力壮，认为“罪行”较轻的，装进火车运往东北抚顺煤矿做劳工，我堂弟王朝桐就在其中。除很少年老无力有病的，或者“问题”轻微的，家里人花钱保出去的以外，没有无“罪”释放的，我们一行二十几个“重犯”已定案，又被押解到县政府监狱内监禁。到旧历四月底，我们这一批“重犯”，其中就有颜店郑家郗村的郑逵生，被用绳子拴上，排上队押到火车站，送往济南日本宪兵机关法务部判决。这时候，家里人听说我被押解去济南法务部，心想这下可完了，在火车站母亲和我妻子来送我，如同送死刑犯上刑场，真有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这时我虽然病有好转，但身体很虚弱，浑身没有力气，头上也没了头发。母亲说：“怎么看不见朝楹呀？”我看见母亲后，使劲地挥手，母亲才看见我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儿子。她婆媳二人认为这是见我最后一面，绝望地痛哭，我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也觉得这次去法务部必死无疑，一切都完了。济南日军宪兵队法务部内，全是由日军宪兵组成的特务机构，专门镇压山东全省的抗日志士。日本宪兵挎着大洋刀，穿着大皮靴，个个如凶神恶煞一般，在牢房外走廊里走来走去地巡逻，我们被关在一个监房的人，不许互相说话，彼此之间谁也不知谁是干什么的。一旦听见有人说话，日本宪兵就打开牢门，朝着说话的人身上用洋刀乱戳。时间长了才听人悄悄地说，只要进了这法务部，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这里处决“犯人”都是在半夜里，而且是处理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据说是将人审讯后，把人固定在电椅上，电死后，直接送进地下阴沟里。果然到夜里十二点，提出几个或十几个人，处决后无影无踪。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与我们一块押来的郑逵生，就是这样被日本人残害的。（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郑逵生夫人杨玲杰来我家打听郑的下落，我也是这样回答她的。）我在监牢里整天担惊受怕，不知那天夜里噩运降临在我头上，我也只有听天由命。还真侥幸，我命不该绝，被关押的十多天里，白天提审了我二次，还容我申辩，我说我真不是国民党情报员，是受人陷害，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另外，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力壮，适合做劳工为日本人所用，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从牢房里提出我们一行40多人，到院子里集合。当时我们都非常害怕，不知日本人怎样处置我们，有人估计说：“这不是夜里可能死不了”。等站好队，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官出来讲话，日本军官说：“你们这些人通通地死了死了的有”。停了好大一会又说：“皇军宽大你们，死了死了的没有，通通要到东北的干活。”接着又宣判我们每个人的刑期，每个人年限不等，我被判了两年。当即就把我们这些人送进“救国训练所”听政治训练课，听伪山东省省长和汉奸们讲课，讲“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等，宣传日本人的好处。待了近一个月，就把我们与很多劳工一起，用闷罐火车厢拉到沈阳锦州煤矿。到了锦州煤矿看到这里有很多劳工在矿上做苦力，心里才算安稳了一些，不管怎样暂时是死不了，以后的事只有听其自然吧。两天后就开始下煤窑干活。我头上戴着一顶装有电石灯的柳条帽，走在巷道里能照明，初次下煤窑到处乌黑担心受怕，经常被上面掉下来的煤块砸破手和脚，看似不大的小煤块，砸到人身上觉得有好几斤重，据说是由于地心的吸引力所致。时间长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最担心的是矿井内的瓦斯气。日本鬼子以最廉价的成本，掠夺中国的财富，根本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连最基本的防止瓦斯气体爆炸的设备也不安装。每天上下班都有日本兵和监工把头看管，不许乱跑乱动，劳工经常被监工的日本人打死、打伤。一天两顿高粱米做的饭，还吃不饱，没有菜，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到了冬季，由于劳动量过大，营养不良，南方来到东北的劳工，大都因为水土不服，患病后又不给医治，每天都要死几个人，病死的累死的都有，人正好好的，说死就死啦。东北的冬天特别的冷，死后的劳工就冻在院子里摞成垛，一冻就是好几天，等死的人多了才一块埋。吓得胆小的劳工夜里不敢上厕所，我因为死过几次了，倒不害怕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锦州煤矿的劳工，死于瓦斯爆炸和病死、打死、累死的就占很大一部分。长期的饥饿，繁重的劳动，肮脏的住处，残酷的毒打，使一个个劳工被折磨得如同病鬼一样。黄瘦的面孔，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须蓬乱，披散着乱发。赤光的上身瘦骨嶙峋，破烂的下衣泥水淋漓，根本不像人的样子。可是那些口里讲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日本侵略者，却毫不怜惜地把这些终日为他们劳作的苦工，一批又一批地驱向死亡的深渊。真是当了亡国奴，连牛马都不如呀！第二年四月里，日本人又把锦州煤矿上的劳工和才运来的国民党被俘官兵、八路军战士等抗日人士，约有五百人左右，一起装上闷罐车厢运往抚顺煤矿干了一段时间。日本人野心很大，为防止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和准备将来与苏军作战的需要，又把我们这几百名劳工装上闷罐车厢沿佳木斯运往黑龙江虎林，去中苏边境上修公路。由于劳工多车厢少，日本人又把车门关得太严，一个车厢内装六七十个人，一天一夜没开车门。车内温度升高，全车人挥汗如雨，憋闷地难受，呼吸困难，有的人已昏死过去。好不容易忍受到站，停车的时候，大家一齐砸车厢，日本鬼子才给打开车门，一看劳工病倒不少，怕劳工死得太多，没法去修路，这才找来医生给我们打针吃药，给我们治疗。如果再晚一会，全车厢人都将闷死在里边。回想那个滋味，真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日军把我们押解到离中苏边界约10公里的地方，搭上劳工住的简易窝棚后，就叫我们修公路。这个地方没有村庄，全是荒地很少能见到人。山林间到处是野鹿，河塘里有很多鱼也没人逮。面对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作为亡国奴的我们没有半点心情去欣赏，只有像牛马一样，在日本侵略者威逼下，任其役使。我们先是修路，后来又建桥。到了九月份，这里天气开始下雪，大地开始上冻，没法再施工了，日本人又把我们这五百多名劳工押回到抚顺煤矿，继续下矿挖煤。在这里干了不久，抚顺煤矿1号、2号矿井连续发生瓦斯爆炸，劳工死亡惨重。这个煤矿是高瓦斯煤矿，随时都会发生事故，我们之间都互相商量着怎样能逃出虎口，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一天半夜里，我和家在滕县的孙树兴趁出去解手的机会，躲过日军岗哨，逃出了日寇的魔掌，往西南逃命去了。这时的东北已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不敢走大路，只好在满是没膝深积雪的小路上，摸索着往前走，时时提防着有没有人在追我们。在刮着寒风的雪地里，约莫走了十几里路，我们怕走迷了路，冻死在雪地里。老远看见一个叫李家寨子的火车站，我俩一商量想坐火车去奉天。走到站上一问，车刚走不久，要等两、三个小时才能有南去的火车。车站上很冷，我们想到附近村子里烤烤火、吸袋烟压压凉气。刚走进一个小商铺门内，迎面看见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口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走道的。”他说：“到什么时间啦，还说是走道的，一定是逃跑的矿工，跟我走！”两个人说着就抓住我们往前推。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这俩人说：“我们是劳务局的，专抓你们这些人，跟我走上派出所。”我一听坏啦，才逃出虎口，又走进狼窝，被送进派出所后，少不了得挨一顿毒打，打完还得送回原矿区，到那时日本鬼子还不要了我们的命吗？我心一横，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捡起一块砖头，冲上去就砸，与他拼个你死我活。这俩人见我们要拼命，吓得拔腿就跑。我们也不敢停留，离开路，从雪地里往南跑，害怕他们喊来人追我俩，一个劲地跑呀跑，地上全是深雪，看不出哪里高哪里低，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雪坑里，坑很深，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来，上来后发现，由于跑的太急，一只鞋跑坏了，冻成个冰疙瘩，再也穿不上了，只好扔掉，用包头的手巾包上脚继续往前走。这时冻得我俩脚手麻木、浑身冰凉打哆嗦，连冻加饿的又走了一段路，摸进了一个村庄里。走到村里遇见了一个好心人，把我俩领到一个场院屋内，抱了些高粱秸叫我们烤火，并嘱咐我们说：“你们已被冻坏了，烤火要离开火堆两米之外，否则会把耳朵烤掉，把脚烤烂。”我因没有在东北烤火的经验，离火太近了，烤了一会，那个好心人说：“这里离日本人住的地方也不远，我不敢留你们，你们赶快走吧。”无奈何我们只好再往前走，这时觉得两只耳朵涨得慌，脚上流起水来，才知道是由于烤火太近所致，两只脚疼得钻心，一步也不想再走，可是又不能不走。实在是走不动啦，我俩来到一个村子的关帝庙里歇歇脚。刚进庙门，里面突然站起来一个人，吓了我们一跳，仔细一看才知是一个要饭的，他睡在一个用高粱秸搭的地铺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可怜我们实在是冻坏啦，又抽了几把高粱秸，叫我们烤火，他可怜我被冻伤，让我躺在他被窝里睡了一觉。临走我买了他脚上的一双破棉鞋，才算是救了我的急，在雪地里走了半夜，终于能穿上棉鞋啦。天明以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饭没吃一粒，水没喝一口，还是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没命地往西南跑。跑到中午十一点左右，在路上遇见一位善良的老人。交谈之中，得知他很痛恨日本人，同情我们的遭遇。走到一个路口，他突然提醒我们，你们快从小路上朝西南方向奉天跑吧，这里经常来日本人的军车，看见有逃跑的劳工，就抓到本溪去，那里比这儿还冷，快跑！我听后再也顾不得脚疼，姓孙的难友架着我赶快跑。约跑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大路上，由西往东飞驰似地来了一辆日本军车停在路口，当时吓得我俩胆战心惊，我不由地说，这哪是遇到了什么老人，分明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指点我们再次脱离虎口，我从内心里为这位可敬的老者祝福。天黑以后七点多，终于来到奉天，按照我的记忆，找到一个难友的表哥开的旅社，住了下来。这个店主很同情我们，看在亲戚的关系上招待我们很好，在他的掩护下安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奉天火车站，因钱不够，车票只能买到济南。中午车到达山海关，到站后进关还必须填写入关表，看我们同是受难的中国人的份上，车站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理了入关手续。在山海关车站，我用仅有的三毛钱喝了一碗稀饭，饿得前心贴后背。车到大汶口站，车长突然来查票。说我的票只能坐到济南站，叫我不补票就赶快下车。我说我被冻伤了，实在是不能再走路了，万般无奈只好向同座的一个滕县沙沟的一个卖粮食的老兄硬借了三块五毛钱，补了车票，才算过了这一关，弄得人家那个老兄很有烦感，我一再地表示，以后有钱一定会奉还你。亲身经受了两年多的做亡国奴的苦难经历，九死一生的我，终于来到了我的故乡—兖州城。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让我这个比要饭的还凄惨的人，混进了日本兵把守森严的新东门城门，回到了家里。母亲和雨青已经不敢与我相认，以为我早已死于日本鬼子之手。看见我回到家里，如同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我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不知我是人还是鬼。我拉住她们的手，一个劲地说：“娘，我就是朝楹”，她们缓过神来，才悲喜交加地失声痛哭。母亲看我浑身是伤，心疼地说：“这些王八孙子日本人真狠心呀！”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我到东街一个日本医生开的谷角医院，治疗我的冻伤，右脚因伤势很重，有的肉已经坏死必须切除，两个脚趾甲也要退掉，两个耳朵也脱了一层皮。治疗了两个月才痊愈。这个时候在日军占领下的古城之中，人人自危，不知何时灾难就降临在你的头上，更何况汉奸张景岐还住在这个街上，长期躲在家里也不是办法。我托人找到本街的士绅郭子中，他推荐我去宁阳县找伪警察所长卫震川，请他帮忙谋个职业混口饭吃，也趁机隐藏起来，以免再遭到不测。经过济宁警察训练所四个月艰苦的训练，我被分配到宁阳县葛石店伪警察所二分所当了个户籍警。在这个山区伪警察所里张所长及同事和周围村民都对我挺好，我也感觉很安全。不知不觉间在山区里待了两年，1945年8月15日，终于等到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我高兴极啦，我终于不用再躲着日本人啦，终于可以获得自由啦。很快我就向张所长声明，辞职回家。他很支持我，临走还祝福我能走好运。走到家乡兖州城，人们都在欢庆抗战的胜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与母亲、妻儿团聚，当时虽然家庭生活困难，可总算是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己家中，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先是务农，后来经在日本宪兵队里认识的一位难友介绍，到滋阳县警察局工作。由于我有工作经验和文化，局里安排我在督查室任督导员，有了这份工作我感觉很荣幸，受罪的老娘和我媳妇也很高兴。工作中我认真负责，受到局里领导和警察们的好评。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件，是由于我处理公务中最失误的一件事，也是特别惊险使我后怕的一件事。那是194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分所来人报告说：“中御桥的交通岗被绥靖公署通讯营的一个排长打啦。”为处理这事，局里安排我带10名警士前去处理。走到一问才知道是由于通讯营自己工作失误，出了事打骂警察，看不起警察。我一听气得打了通讯营那个打人的排长两个耳光。见我动手后，十几个警察一起抄家伙动手打那个排长，痛打一顿后，我怕打出人命来，赶快吹哨收队。刚回到警局，绥靖公署通讯营来了几十个士兵把警局包围起来，房子上也站满了人，往局里面乱打枪，大门口有人用机枪堵上，谁也不许出门。前面的人进院就喊：“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抓王督察的，快把他交出来！”接着就乱找乱翻地找我。早在他们进大门之前，幸亏我灵机一动，叫人把我锁进了拘留所，并与同事和犯人都已说好，通讯营的士兵被蒙骗过去，才没到拘留所内搜查，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不一会绥靖区副长官、县长、宪兵队长、稽查处长全到警察局来处理此事，追查打伤人的原因，我还是躲在拘留所里不敢出来。多方处理的结论是：警察不敢先动手打国军排长。由警察局长向通讯营长赔礼道歉，负担伤者的医疗费。直到那个排长出了医院，局长又请了一桌酒席才算解决了此事。事后，我被记大过一次，好长时间我都不敢穿警服上大街。同事们还夸我是英雄，为警察出了口恶气，可我也很后怕，在那个乱世，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不是我躲的快，早被愤怒的士兵乱枪打死啦。1948年夏天，在解放兖州战役中，我身为警察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在攻城的枪林弹雨中，我随国民党军队冒险突围出城，差一点没被打死。兖州解放后，我与南下的国民党部队经徐州到达南京，辗转多时才找到原来的同事，经过他的介绍，才又找到当铨叙部部长的沈鸿烈，叫我当上了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里的一个文书，暂时找到了落脚之地。到了冬天，淮海战役失败消息传到了南京，市面上到处排队买东西，人心慌慌、物资紧缺，造成物价猛涨。国民政府通知各部门，不愿去广州的就地发路费遣散，我也在被遣散之列，人心涣散不知何去何从。1949年正月初一，我与几个同事由南京坐汽车去杭州，一路上见到许多百姓拱手拜年，到天黑才到杭州。这时候杭州市面上也很混乱，国民党大势已去，当官的都准备收拾细软南逃。四月份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后，一路南下，不久杭州也解放啦。这时候我与同事们在杭州东坡路合资开了一个北方饭店。因为战乱期间实行封关，市面上见不到钱，大小商铺生意都很萧条，不久杭州市场逐渐稳定，生意也逐渐兴隆起来，我们心想在杭州这个天堂般的美好城市干出一番事业来。杭州的夏天特别的热，在饭店里忙了一天睡不着觉，就到西湖边上凉快，到半夜才回饭店，因此我受了风寒，一天突然胸闷吐血不止，走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得了肺结核。这个病当年是很难治愈的，是死亡率很高的一种传染病。当时我如五雷轰顶，几乎昏了过去。这个病需要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因为缺钱，治不起病，住的不方便，我怕连累大家，决定辞职回家。哎！我这是什么穷命呀！每当要干的事业兴旺起来之时，总有一件倒霉的事情发生。如若不然，我能在杭州干下去，公私合营以后，也许在杭州当了正式工人啦，就不会再有这之后出现的事啦。回家后，母亲和媳妇因为给我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两年后总算是治好了我的病。兖州解放后，因为我有复杂的历史问题，我被管制劳动了一年多，因为我表现不错，不久政府恢复我公民待遇，还把我评为民主人士。1954年我加入了兴隆农业合作社，由于工作积极还有文化，选举我当了记工员。第二年因在工作中给干部提意见，得罪了人，而且我据理力争坚决不认罪，再加上我曾干过多年国民党的事，有的事由于没形成事实而没交代清楚。受极左路线迫害，我蒙冤入狱多年。但我始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在劳改农场，我积极劳动改造，领导先后安排我干统计和保管工作。每逢节日还叫我组织文娱活动。1958年，我在济南钢厂劳改时叫我担任小卖部会计。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营养不良，我患上黄胆性肝炎，严重时已经出现了肝昏迷。钢厂医院的一个领导，曲阜的孔大夫安排我住了一年多医院，给予我很好的治疗，直到我肝病痊愈。病好之后，领导又安排我参加钢厂医务人员培训班，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1970年，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我的公民身分，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回到生产队后，我积极劳动并用我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做菜的手艺免费为群众服务，不怕脏和累。多年来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誉，我觉得能帮助别人做点事，自己感到很高兴和自豪。我现在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我一生之中遭受这么多苦难，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活到这么大岁数。现在我依然自己能上街买东西，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我的自传。总结我这复杂、曲折、苦难、到老了以后，又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一生。最令我无法忘记的就是，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鲁南山区大扫荡中，空袭东里店后的那一幕，和在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以及在东北做劳工的悲惨经历。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真是连个流浪狗也不如呀！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有尊严的大国！祝愿我们的国家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窗外白雪茫茫，遭遇百年大旱的鲁南大地，今天终于迎来了去冬今春的第一场雪，空气顿觉清爽了许多。望着这迟到的雪花，心中不免产生了岁月流逝、人生苦短的感慨之情。忙完了春节前后的家庭琐事，不由地提起笔来，想写一写去年收集来的文史资料。而今年开春头一篇，我一定要先写去年年底在兴隆塔下，遇到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个95岁的世纪老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受尽无数的磨难，九死一生。如今他虽然白发苍苍，有些弯腰驼背，但仍思维敏捷、谈吐自如、声如洪钟。我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就写过有关兖州日本宪兵队的资料，没想到六年之后，在这里我见到了当年的当事人，可见我与他老人家有缘。我过去只是在电影、电视和书籍中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今天他这个亲历者的讲述，更能真实地再现那一段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是兖州被日军侵占后亲历者最真切的讲述。他是我遇到的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他的讲述更具有历史价值和说服力。为能保存这位历史见证者的难得的宝贵资料，我特意为老人做了200多分钟的录像采访，老人又拿出近几年写的零散的回忆录叫我收藏。在那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老人谈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仍忍不住伤心地老泪纵横。我连声对他说“对不起，又叫你伤心啦”。他用颤抖的手在回忆录上写下标题“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我为我能采访到这样一位传奇老人而感到欣慰，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所遇到的一段奇缘。我一定要在老人有生之年，将这篇资料整理出来，以慰藉这位世纪老人。我在这里也不仅是想叫人们记住仇恨，我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在古城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在和平年代，不要忘记那惨烈的战争！因为现在日本国内仍有人在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不断篡改有关侵华战争的教科书。拒不为千千万万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做出赔偿。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将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我要将这真实的历史整理出来，以此警示我们的后代：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不忘这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但愿旧中国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共同奋斗。（本文初稿于2011年2月，修改于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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