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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心静意定 2023-09-03 发布于浙江

沈敦和肖像

 家庭

        沈敦和1866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宁波),家族世代经营茶叶生意,家境殷实,其父亲沈雄曾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身边当差,因为经常和西方列强打交道,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眼界比较开放的一批人,认为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逐渐深入,学会外语很重要,全家移居上海后专门聘请英国人教沈敦和学英语。

       沈敦和19岁时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法政,但仅仅学习一年便因为父亲去世而归国。虽然学业未成,但也算得上“海归”了,作为“海归”,沈敦和受到封疆大吏南洋大臣刘坤一的重用,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江南水师学堂提调等职务。

  人物历史

       沈敦和(1865-1920)字仲礼,又字默龛。浙江鄞县(宁波)人。早年曾肄业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江南水师学堂提调。             

      1894年甲午战争时任南京、镇江、江阴和吴淞四炮台提调。次年改任江南自强军营务总办。

      1901年后任全国路矿局提调,兼开平煤矿、建平金矿总办。后定居上海,从事实业和慈善业多年,任沪宁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援东北战地难民,以他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筹集钱款,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任总董等职。著有《俄罗斯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志国志略》,均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光绪年间有排印本。

        1906年在《寰球中国学报》上发表了《统一方言说略》。沈氏以恤兵博爱、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为己任。日俄战争期间,领导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医疗队,派往辽沈一带救护伤兵难胞,被救出险者数十万人;继又散放急赈,活者甚众。宣统二年,公共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在源昌路、阿拉巴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地挨户检查鼠疫,其后又公布检疫章程,引起居民强烈抗议,酿成“检疫风潮”。沈氏亲自去疫地调查,筹款抚恤,联合各帮各业与工部局交涉修改检疫章程,并由中国商董在闸北创办中国公立医院,收治染疫华人,保障民命,维护防疫主权。

       上海光复前后,讨袁军与北洋军在沪南、吴淞、江湾等地激战,沈氏亲自组织救护。

        民国4年夏季,台风肆虐,浦江上覆舟甚众,沪南、闸北棚户区大批茅屋被毁,沈氏捐巨金以为首倡,又集合医疗队治疗伤者,办理善后。还创办沪南、北市防疫医院。在武昌起义、宁沪、京津、直皖、直奉诸战役以及南北各省旱涝、风火、疫疠等灾变中,沈氏都竭智尽力,进行救护,民众深受其益。 

        后定居上海,从事实业和慈善业多年,任沪宁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1903年:开始转入商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援东北战地难民,以他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筹集钱款,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906年:创办华安人寿保险公司。1906年:投资四明银行。

1907年:在上海,沈敦和呈给清廷的奏折在沉寂三年后终于批了下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成立,这成为华山医院历史的开始。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1912年:后参与创办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同利制铁公司、中国荣线纱厂等企业。是二十世纪初上海工商界有影响的人物。曾连任多届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董事长。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共和建设会,以“赞助共和、扶助民军”为宗旨。长期任四明公所董事。

1913年:又连任会长。热心慈善事业,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时疫医院等著名机构。长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 (油画)

       南洋大臣刘坤一是沈敦和的第一位伯乐

       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朝后期军政重臣,后期湘军的统帅。   

        刘坤一为廪生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对抗太平军。后随族侄刘长佑转战赣、湘、桂等地,追击石达开,扑灭大成国。因功累升为广西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再升江西巡抚。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1875年),擢授两广总督,次年实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发展南洋海军。中日甲午战争时,授钦差大臣,驻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陆军。但各部派系复杂,诸将素不相习,导致刘坤一无力掌控前线战事。最终清军在辽河全军溃败。此后他仍主战,反对和议。战后回任两江。维新运动时,他攻击变法,但又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兴起,力主攻剿义和团,并反对与八国联军作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参与“东南互保”协议。


       几年后,沈敦和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看中,挖去江宁协助电报业务,又适逢左宗棠开设金陵同文馆,沈敦和担任英文讲习和管理员。同年,又加入水雷鱼雷学堂当提调(管理、调度职责),协助英国教员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军事方面的工作。

       1884年,在沈敦和28岁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战事吃紧,作为海防粮台委员的沈敦和出了奇谋,成功给台湾守军输送军粮,保住了台湾也保住了上司的饭碗,这也是沈敦和从一名中外交流的技术小吏真正做上官的开始。

己亥遭贬,庚子与难

       沈敦和凭借他的语言才能,在南京、上海两地多次陪同大员会见外国使节或者进行外交谈判,期间也负责甲午战争期间长江沿岸的防务,防止日军乘胜南下。后筹备自强军,颇有了一番地方豪强的意味。

      1898年因筹备地方防务有功,赐二品顶戴。沈敦和曾经也想效仿上海,并在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其管辖的吴淞开商埠。当时的宝山与上海属于两个县,互不干涉,而吴淞有港口优势,但因为有炮台重地,因此最终让黄浦江中游的上海占了先。

       但开始不久后,中国因庚子战乱签了《辛丑条约》,上海进一步开放,还疏浚了黄浦江,船只可以直抵外滩,于是吴淞这边刚刚开始的建设就无疾而终了。

       而就在沈敦和风生水起之际,他不幸卷入了清廷从19世纪末开始的政治斗争之中,1898年戊戌变革失败之后,慈禧太后开始乾纲独断,政治上开始趋于保守,越发仇视西方,许多洋务派,进步分子,甚至只是认可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大臣受到打击。而沈敦如只是遭到厄运的其中一人。

        间接造成庚子战乱的朝廷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大学士刚毅于1899年己亥年弹劾了沈敦和,致其削官,还得北上至京北张家口效力“赎罪”。这些保守派看不惯洋务派吃香喝辣,跟外番勾勾搭搭;一生与洋务无法脱离干系,又无实际靠山的沈敦和是他们理想的打击目标。这些保守派后来甚至召来义和团进京杀洋人,与十一国宣战,最终引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滔天之祸。刚毅于护驾西逃(朝廷称西狩)的途中病死,也算是罪有应得。

        沈敦和此时恰好在张家口“戴罪立功”于鸡鸣驿、宣化击退了德英意奥联军的进击,免除了发配之虞,改归察哈尔都统奎顺差遣委用。奎顺对其评价是“既止洋兵之西趋,又全万民之性命,是沈敦和保全之力,既非笔墨所能宣。而沈敦和专对之才,亦非寻常所可及。”后,沈敦和官复原衔,但仍归奎顺遣用。

       与李提摩太相遇于山西,日俄战争促使中国红会诞生

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几个巴掌打得清醒了过来,保守派死的死,贬的贬,沈敦和战前有功,战时又立功,在庚子年经历人生最低谷又转而奋起获得第二春,沈敦和显然已经完成了人生最大的试炼。

他的才干为山西巡抚岑春暄看中,被挖去山西做实干,其中山西教案、筹办山西大学堂的事由之中,沈敦和与李提摩太相遇了。李提摩太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与当时清廷的高层走得很近,也曾在山西赈灾,因此与山西感情颇深。筹办山西大学堂的经费即经由他的斡旋,来自英国退回的山西教案及庚子拳乱的赔款。沈敦和担任督办,而李提摩太则担任西学书斋主管,由此结下了交情。

1904年初,沈敦和突然又变成了“上海记名海关道”。此时,东北战云密布,日军向旅顺的俄国舰队开火,于是掀起了在第三国中国境内的日俄战争。沈敦和与四川、直隶的另两位有名望的道员一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人效法西方(当时称“泰西”)“红十字会”的第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又与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形式,善堂很相像,因此无法得到日俄双方的承认,焦急之下,沈敦和遂想到了李提摩太。

很快,在李提摩太的帮助下,1904年3月10日万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在上海成立了,45位董事中,李提摩太为首的35位西人董事与沈敦和为首的华人董事共同议事,当然正因为这样的比例,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洋人的组织,而沈敦和也被后世的一些记载,误称为“商人”。

多面沈敦和

沈敦和一生总是与洋务或者说外务打交道,又适逢中国社会全面近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因此他与很多看上去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情都有联系,除了山西大学堂之外,他与李提摩太等又在上海创办了工部局办的华童公学。他督办过铁路,从北方的京张铁路,到江南的宁沪铁路都曾有过他的参与。他是天足会的重要成员,很多人知道民国以后禁止缠足了,但在清末就有类似天足会这样的组织劝导妇女不要缠足了,沈敦和还创办过《天足会报》。

       四明公所最初在北门外,始建于1797年 (清嘉庆二年),由浙江宁波旅沪商人集资建造,于1803年正式建成。

        沈敦和也热心于宁波同乡会的事业,如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宁波侨民在周生民上海被俄国水手打死事件等都有他带头向清政府和当事国人物出面交涉的事迹。沈敦和与朱葆三等于1907年创办的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与今天的华安保险公司无关),是中国人经营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他也支持留学生回国创办剧社,自己也出任社长,宣传演出。他后来出任工部局华人董事,参与共同禁烟的行动。

朱葆三像

朱葆三(1848年-1926年),浙江定海人。宁波帮商人,近代上海工商界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盛宣怀当总理,而沈敦和则成为大股东之一,“持有500股”。

慈善家之路

1904年创立中国红十字会时,沈敦和是以官员身份示人的。但几年过去,沈敦和的官员味道越来越淡,反而越来越像一个商人,这也是晚清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技术官僚开始抓官办产业,搞得亦官亦商,进而不官不商造成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和弊病。

1909年,沈敦和在上海徐家汇一带购地10亩兴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即今天的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的网红医生

1910年春,医院建成,其中有手术室、病理室、消毒室、X光室、制剂室等无一不包,设备精美,甚至还请到了外国大夫、护士坐镇诊疗。同年,粤皖鄂江浙五省发涝灾,尤以皖北苏北灾情严重并爆发了瘟疫。红十字会共救治近7万人,募捐170万元。

1910年横扫华夏的鼠疫事件,影响了整个东北,波及华北,也震动了上海,更因为上海分治的特点点燃了上海租界和华界对于检疫的分歧,因为工部局看不惯华人的生活习惯,想要带人带药去苏州河北租界边缘的甘肃路山西北路一带强行检疫喷药,因为中外文化差异以及租界当局的傲慢无礼,引发了不小的冲突。

在协商中,沈敦和与工部局据理力争,最终达成“华人自设时疫医院,检疫只查鼠疫一项别的不过问”双方均能接受的应对方案。同时,他也去慰问了被英国人强行检疫的华人,并向他们保证将来由中国医生来检查,不必惊慌。沈敦和没有食言,他建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传染病医院。

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爆发激战,沈敦和和福开森受盛宣怀派遣赴武汉进行救济事宜。但因为其身份难以与清廷划分,遭到非议。尤其是被组建中国赤十字会的张竹君在报端的责难(牛头马面,欺世盗名,让红十字会沦为大清及士绅的红十字会),言语之刻薄激烈让沈敦和颇为难堪,不过他也给予了回应和有理有据的反击,从中也能看到一个慈善家的初心和无奈。

鄙人之于红十字会,薪水夫马丝毫无所取,本非图利而来,轻硜之愚且不能见信于女士,更何足以欺世盗名乎?

沈敦和回应张竹君的报纸声明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南北双方仍在武汉对峙,不过瑞士红十字会总部已经回函接纳中国红会成为红十字国际联合会的成员。1月下旬,同盟会的姚勇忱给沈敦和和中国红会在《申报》上发公开信,忠告其不要让人利用红会章程“作奸犯科”,两日后沈敦和即在《申报》上回敬。关于“作奸犯科”,沈说道

"设有作奸犯科,甘违会章,已失去会员待遇,本会亦断无庇护之里有也。辱承忠告,自当严加限制......”

勇忱仁兄大人伟鉴,....

2月份,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逊位,孙文让贤,袁世凯与黎元洪成为中国第一任正副总统,他们对沈敦和和他的红十字会在议和中的作用有着很高的评价。

但1912之后,沈敦和已经很少以官家身份出入各大活动,最大的名号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一直保持到1919年,去世前一年才主动辞去,辞职的原因也是发现这个位置被人觊觎多时了。他的最后十年,除了偶尔打理自己入股的汉冶萍和华安保险,就是关心教育、赈灾以及在军阀混战中斡旋保全平民——从孙中山不满袁世凯刺宋教仁等一系列作为而发动二次革命开始,全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多起兵变,沈敦和的红十字会总是快速响应,及时救济平民,以及经营他当年应对鼠疫时开设的公立医院,晚年的沈敦和俨然是一位全职的慈善家。

1920年7月,沈敦和在凤阳路(当时称白克路)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有四,出殡时许多人为他送上最后一程。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后,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平凡而了不起的沈君?若不是这部年谱长编,连他的生卒年月都要搞不清了。人,毕竟是健忘的;人们,更是如此。

​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华山医院)

1932年“1.28”淞沪抗战打响,“红十字会”上海办事处先后组织了9支救济队进行激动救助。因红卍字会一向奉行“不问政治,不涉党派”还获准进行到日军防区实行救护。红卍字会将救护出来的难民有亲可投,送往租界后任其离去,无亲可投的则送往救护所。对于伤兵,则立即送往红卍字会医院实施急救。在当时红卍字会医院内缺胳膊断腿的伤兵到处都是,担架上,病床上血流满地。1.28淞沪抗战红卍字会救出伤员2000多人,救出难民10多万。


      注:本文史料参考《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由孙善根主编,宁波红十字会和鄞州区红十字会联合编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书中按年份纪录沈敦和(忠礼)事迹,原书无点评(仅收录当时人的,及文献中的评价),无分析。

崇厚(1826-1893) 清末大臣。字地山。姓完颜。内务府镶黄旗人。河道总督麟庆之子。道光举人。历官长芦盐运使、兵部、户部、更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中,办畿辅葛沽、盐水沽、邢家沽垦务。参加与英、法重修租界条约、与葡萄牙、丹麦等国议订通商条约等外交活动,充出访法国专使,措置奉天州县设置,办围场垦务。天津教案后,被派赴法国“谢罪”。光绪四年,充出使俄国大臣,加内大臣衔,晋左都御史次年,因擅自签订丧失中国领土主权的《里瓦几亚条约》,许以多处通商,优惠征税,修建铁路、西北各城设领事馆、俄国永远占踞伊犁城一带等条件遭全国上下反对,被捕人狱。后输银三十万两济军,获释赏官。光绪十九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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